此词作于公元一一九〇年(绍熙元年庚戌)八月十七日夜。篆冈,是辛弃疾在上饶的带湖别墅中的一个地名。小酌,便宴。此词就是在这次吟赏秋月的便宴上即兴写成的。
上片写带湖秋夜的幽美景色,见出秋色之可爱,说明古人悲愁没有多少理由。“夜月楼台,秋香院宇”二句对起,以工整清丽的句式描绘出迷人的夜景:在清凉幽静的篆冈,秋月映照着树木荫蔽的楼台,秋花在庭院里散发着扑鼻的幽香。第三句“笑吟吟地人来去”,转写景中之人,十分浑然一体。这七字除了一个名词“人”之外,全用动词与副词,衬以一个结构助词“地”,使得人物动态活灵活现,欢乐之状跃然纸上。秋景是如此令词人和他的宾客们赏心悦目,他不禁要想,为什么自古以来总有些人,一到秋天就悲悲戚戚呢?当年宋玉大发悲秋之情,究竟为了什么?
上片末二句:“是谁秋到便凄凉?当年宋玉悲如许”,用设问的方式否定了一般文人见秋即悲的孱弱之情。宋玉的名作《九辩》中颇多悲秋的句子,如“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等等。辛弃疾这两句,对此加以否定。应该说,当年宋玉之悲秋,是有一定缘由的,辛弃疾这里不过是聊将宋玉代指历来悲秋的文人,以助自己抒情的笔势,这是对古事的活用。由这两句的语意看来,悲秋似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只有敞开胸怀,纵情吟赏秋色才是通达的啰!每个读者初读到此,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联想,而顺着作者这个表面的语调和逻辑继续阅读下去,思考下去。
其实,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此!读了词的下片读者才知辛弃疾最终是要肯定悲秋之有理。只不过,他之所谓悲“秋”,已不同于传统文人的纯粹感叹时序之变迁与个人身世之没落,而暗含了政治寄托的深意。
上片那些欲擒故纵的抒写,乃是一种高明的蓄势反跌之法。换头三句“随分杯盘,等闲歌舞,问他有甚堪悲处?”仍故意延伸上片否定悲秋的意脉,把秋天写得更使人留恋。秋夜不但有优美的自然景色,而且还有赏心悦目的好事,可以随意小酌,可以随便地欣赏歌舞,还有什么值得悲伤的事呢?就这样,在上片“是谁秋到便凄凉”一个问句之后,作者又在下片着力地加上了一个意思更明显的反问,把自己本欲肯定的东西故意推到了否定的边缘。末二句突然作了一个笔力千钧的反跌:“思量却也有悲时,重阳节近多风雨。”这一反跌,跌出了此词悲秋的主题思想,把上面大部分篇幅所极力渲染的“不必悲”、“有甚悲”等意思全盘推翻了。到此人们方知,一代豪杰辛弃疾也是在暗中悲秋的。他悲秋的理由是,重阳节快来了,那凄冷的风风雨雨将会破坏人们的幸福和安宁。
“重阳节近多风雨”一句,化用北宋诗人潘大临咏重阳的名句“满城风雨近重阳”,这正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辛弃疾之所谓“风雨”,一语双关,既指自然气候,也暗喻政治形势之险恶。稼轩作此词时,国势极弱,国运日衰,而向来北兵也习惯于在秋高马肥时对南朝用兵,远的不说,公元一一六一年(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率三十二路军攻宋之役,就是在九月份发动的。稼轩《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一阕就有“胡骑猎清秋”的警句。鉴于历史的教训,闲居带湖的辛弃疾在密切注视政坛情况变化时,不会不想到边塞的情况。此词实际上表达了作者对当时政局的忧虑之情。这首词通过时节变化的描写来反映对现实生活的深沉感慨,气度从容;欲擒欲纵,文法曲折多变;巧妙采用前人诗句,辞意含蓄;通过比兴等手法,寄托政治感想。
这是一首触景写情之作.细腻动人。前半首写室外勾画了一幅凄清的场景。后半首转入室内,掩紧屏风熏炉中的香早已燃成灰烬,不见一丝温暖。这一切,无不透着凄冷之意。而看花之人此时无言胜有言,是对柔弱之花被摧折的叹息,是对自身命运不能由自己掌握的悲哀。
这首小词结构层次分明,井井有条地描摹出了一幅画面。先写室外,再写室内,最后点到愁怨之人。本篇虽短小精悍,但却层层深入,极见情味。纳兰长于小令,由此篇亦可见一斑。一开始便发问:何时下起了这么大的雨?把屋檐下的花儿都淋湿了。那个惜花之人默默地看着那些被风雨摧残的。
此词或可视为纳兰对自身处境的一个婉曲表达,从中可见词人内心的悲凉。
这首词借青春和爱情的消失,感慨美好生活的无常,细腻含蓄而婉转地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情感。这是一首优美动人而有寓有深意的词作,为晏殊词的另类作品。
起句“燕鸿过后莺归去”写春光消逝:燕子春天自南方来,鸿雁春天往北方飞,黄莺逢春而鸣,这些禽鸟按季节该来的来了,该去的也去了,那春光也来过又走了。这里写的是莺语燕飞的春归时候,恰逢莺燕都稀,更觉怅惘。“莺燕”,兼以喻人,春光易逝,美人相继散去,美好的年华与美好的爱情都不能长保,怎不让人感慨万千。“细算浮生千万绪”一句从客观转到主观,说对着上述现象,千头万绪,细细盘算,使人不能不正视的,正是人生若水面浮萍之暂起,这两句前后相承,又很自然地引出下面两句:“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这两句改用白居易《花非花》词句“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但旨意不同。作者此处写的是对于整个人生问题的思考,他把美好的年华、爱情与春梦的短长相比较,把亲爱的人的聚难散易与秋云的留、逝相对照,内涵广阔,感慨深沉。
下片“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两句写失去美好爱情的旧事,是对上片感慨的具体申述,又是产生上片感慨的主要因素,这样使上下片的关系交互钩连,自然过渡。“闻琴”,指汉代的卓文君,她闻司马相如弹琴而爱慕他:“解佩”,指传说中的神女,曾解玉佩赠给情人。这两句是说象卓文君、神女这样的神仙伴侣要离开,挽断她们的罗衣也无法留住。随后作者激动地呼出:“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意思是劝人要趁好花尚开的时候,花间痛饮消愁。这是受到重大刺激的反应,是对失去美与爱的更大的痛心。联系晏殊的生平来看,他写这件事,应该是别有寄托,非真写男女诀别。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晏殊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握军政大权。其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为谏官,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可惜宋仁宗不能果断明察,又听信反对派的攻击之言,则韩琦先被放出为外官,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也相继外放,晏殊则罢相。对于贤才相继离开朝廷,晏殊不能不痛心,他把他们的被贬,比作“挽断罗衣”而留不住的“神仙侣”。不宜“独醒”、只宜“烂醉”,当是一种愤慨之声。
此词化用前人的诗句,信手拈来,自然贴切。词中的复杂的思想,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和襟怀。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