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襟余恨宫魂断”。起笔不凡，用“宫魂”二字点出题目。据马缟《中华古今注》：“昔齐后忿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嘒唳而鸣，王悔恨。故世名蝉为齐女焉。”词中带有浓郁的感伤色彩。词的起笔直摄蝉的神魂，从而避开了蝉的环境和形态。“年年翠阴庭树”，齐女自化蝉之后，年年只身栖息于庭树翠阴之间，于孤寂凄清的环境之中处活着。写蝉在“翠阴庭树”间的鸣叫声。它忽而哽咽，忽而哀泣，声声凄惋。蝉在哀鸣，如齐女魂魄在诉怨。“离愁深诉”承上“宫魂余恨”，“重把”与“年年”相呼应，足见“余恨”之绵长，“离愁”之深远。
“西窗过雨”，借秋雨送寒，意谓蝉的生命将尽，其音倍增哀伤。然而，“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雨后的蝉声却异常宛转动听，清脆悦耳，恰如击打玉佩流过夜空，又如玉筝弹奏声在窗外起，令闻者极为惊讶。“瑶佩流空，玉筝调柱。”形容蝉声，它使人联想到有这样一位女子：她素腰悬佩，悠然弄筝。这位女子或许就是齐女宫魂生前的化影吧！一度欢乐与“西窗过雨”后的悲哀相对照，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对比。
“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是赋蝉的羽翼，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却仍然是一位幽怨女子的形象。女子长期无心修饰容颜，妆镜蒙尘，失去了光泽。既然如此，此时何以如此着意打扮？不甘寂寞还是心中有所期待？这里的“为谁”和上文“怪”字呼应，实为怜惜。
上片咏蝉，从正反两面互为映衬。转而写蝉的饮食起居。
“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词从“金铜仙人”故事写入，含意深远，用事贴切，不着斧痕。据史载，汉武帝铸手捧承露盘的金铜仙人于建章宫。魏明帝时，诏令拆迁洛阳，“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李贺曾作《金铜仙人辞汉歌》，有句云：“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以餐风饮露为生的蝉，露盘已去，何以卒生。
“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写哀蝉临秋时的凄苦心情。蝉翼微薄，哪堪阵阵秋寒，将亡枯骸，怎受人世沧桑。
“馀音更苦”，蝉之将亡，仍在苦苦哀鸣，令人顿觉凄苦异常。“馀音”与上片“重把离愁深诉”呼应。“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清高”意谓蝉的本性宿高枝，餐风露，不同凡物，似人中以清高自许的贤人君子。哀音飒飒，苦叹造化无情，结局竟如此辛酸。
“谩想熏风，柳丝千万缕”光明突现：夏风吹暖，柳丝摇曳，那正是蝉的黄金时代。辉光是虽甚，但已属昨日之黄花，欢乐不再，徒增痛苦而已。
《花外集》和《乐府补题》中都收录了这首词。《乐府补题》为宋遗民感愤于元僧杨琏真伽盗发宋代帝后陵墓而作的咏物词集。词中的齐后化蝉、魏女蝉鬓，都是与王室后妃有关，“为谁娇鬓尚如许”一句，还有可能关合孟后发髻。词中运用金铜承露典故，隐射宋亡及帝陵被盗事。咏物托意，且以意贯串，无有痕迹。
这首词借咏秋蝉托物寄意，表达国破家亡、末路穷途的无限哀思。开始由蝉的形象联想到宫女形象，由宫妇含恨而死，尸体化为蝉长年攀树悲鸣的传说，为全章笼罩悲剧气氛。“病翼”、“枯形”，是形容饱尝苦难的遗民形象。最后以寒蝉“漫想”二字，一笔将希望抹去，酸楚之至，有含蓄不尽之势。全词以寒蝉的哀吟写亡国之恨，词人哀吟，宛如寒蝉悲鸣，既贴物写形、写声，又超物写意，不失为一首咏物佳作。
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
上片重在赞扬赵晦之不以个人升沉得失萦怀的胸襟和品德。开头一句“贤哉令尹”，赞颂之情溢于言表。接着以“三仕已之无喜愠”来加以申述。这里运用了出自《论语·公冶长》篇中的典故，概括了赵晦之出仕与罢官两方面的经历，以及赵晦之的忘怀得失的主观态度。在官位观念极重的封建时代，赵晦之这种超脱的态度是十分难得的，所以苏轼以“贤哉令尹”相许。苏轼这样措辞，表达了苏轼对失官的友人的理解、敬重和宽慰。后两句转到说苏轼自己，很有点自愧不如、自惭形秽的意思。这是苏轼的谦虚，而苏轼对赵晦之的推重以及惜才的心理，也见于言外了。
下片紧承上片，写自己归隐田园的愿望。“二顷良田”，用了《史记》中的典故，带有几分幽默感。：当初由于“良田”全无，才走到仕途上来的。可是出仕与归田相比，苏轼此时企图选择的还是归田，“不如归去”。然而说是归田，却是无田。这下，苏轼不知道怎么办，在结尾处，苏轼打趣说：还是回去吧，要等到有良田不知是何年何月呢。由此可见苏轼归田（实际是退隐）心情的迫切。这样写，表现了苏轼在出处之间徘徊的人生态度，但主要还是为了进一层淡化赵晦之的功名心理，消除可能因罢官而引起的失落感，表明自己是同道之人。在当时情境下，这是最得体也最有效的宽慰之辞。
全词，采用对比、用典的写作手法，以散文句法入词，引用《论语》中的语句，以及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语句，表达了苏轼体贴慰勉的情意。
这是一首因路遇侠者而写的赠别诗。此诗造句别致，寓意隐蔽。诗里用到了典故。“燕赵悲歌士”里用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国的名称“燕，赵”，古时这两个战国七雄中的诸侯国出了许多勇士，因此后人就用燕赵人士指代侠士。高适有这样的诗句：“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就是对燕赵刺客的悲壮大义表示同情与敬佩。最有名的荆轲刺秦王，应该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了，而荆轲就是受燕太子丹之托入刺秦王的刺客。
“剧孟”本人是雒阳（即今天的河南洛阳东部）人，素有豪侠的名声。这里“剧孟”是用来指代洛阳的。
侠者，一般指剑客。钱起本人不是武士，因此对朋友豪侠的气概是佩服加崇敬的。诗的开头两句，用“燕赵悲歌士”，借以比拟所遇见的侠者；而“相逢剧孟家”，则是说他们两人相逢于洛阳道中。如此写来，极为切合侠者身份。后面两句，是说相逢时彼此倾心交谈，可是太阳又快要落山了，只好恋恋不舍地分手而别了。这既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不平，也表露了对侠士的倾慕之情。
此诗一开始就把心里的赞美写了出来，朋友被他称赞为燕赵豪侠，可见钱起的坦率。对“寸心言不尽”，可以理解为这是文人与武士间的区别造成得欲言又止，意犹未尽。最后写到落日，其实有诗人对朋友的一丝担忧（因为夕阳这个素材在文学作品里一般来说终归没有朝阳那么热烈积极），剑客的前路定是有坎坷的。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为分别而相聚的诗人与侠者，终究要分道扬镳了，太阳都落山了，像在催促他们，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份感情被描述得真是格外珍贵。
钱起的朋友中有名诗人王维、裴迪等，本人是大历才子，认识的人一定很多。这里的侠者，在他应该是与众不同的尤为记忆深刻的一位朋友。钱起自己如果“言不尽”了，那么这离别的感伤是非常浓烈的。这是赠别的作品，不过诗里字字句句都是浓情，这样的编辑确实算得上体格新奇，这和一般人比较起来率意得多。高仲武说钱起诗风“体格新奇，理致清赡”。“理致清赡”这个特点其实表现在“前路日将斜”里，将诗意很好得放开，使读者有思索的余地。
此诗表述的心愿为思国、思乡和美政理想一定要实现，希望君主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其最大的特点即是“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如同《离骚》一样，诗中处处都体现出“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的鲜明特色。
首先，诗题“思美人”即是“灵脩美人以媲于君”的体现；香草美人皆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美人”在诗中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美女，而是指楚国君主（至于是哪位君主——怀王抑或顷襄王，历来有争议）。屈原撰写此诗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思女形式，寄托自己对君主的希冀和思念，以求得到君主的信赖而实现理想目标。
诗一开篇即陈述了诗人思女的行为——“揽涕”“伫眙”，感情真挚而又炽烈。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拘牵——无良媒，致使他“志沉菀而莫达”，一再申言也无济于事。不过，诗人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信心，他仍竭尽全力地努力追求：“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直至诗篇之末，诗人明知自己已实在无能为力了，却仍不改“度”——努力的行为不得已作罢，而节操却始终不易。
诗篇在写美人的同时，也写到了香花美草，它们均一一“以配忠贞”：沿江夏行进时，诗人“擥芳茝”“搴宿莽”“解扁薄与杂菜”，这里的“芳茝”“宿莽”“扁薄”“杂菜”，均非实指植物，而是用以喻指才能，诗人一路采摘、佩饰它们，乃是为自己为国效力时作准备。
遗憾的是美人——君主并不赏识，致使诗人只得发出“吾谁与玩此芳草”的慨叹。这还不够，诗人更以芳草自譬，说芳草与污秽杂糅，作为芳草，终能卓然自现，而决不会为污秽所没；又将芳草比作媒人，“令薜荔以为理”“因芙蓉而为媒”，欲通过这些媒人而向美人求爱，但又缺乏勇气。美人、鲜花、香草，在诗篇中都一一成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它们在表现诗人本身的气质形象及体现诗篇的主旨方面起了极好的烘托作用。
诗人在求美人未成后，思绪难以自抑，情感受到挫伤，此时，处于现实困境的人物突然想到了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这些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的闯入，大大丰富了诗章的艺术内涵，显示了诗人超常的艺术想像力；正由于此，此诗才更显出想像奇特、神思飞扬的特点，表现出与《九章》其他诗篇有所不同的风格与色彩。
此诗写追慕先贤，感慨时世，劝谏君王，希望君王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表达了作者坚守节操、不变节从俗的决心。其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是思君、爱君，而思君、爱君之中又带有怨君、待君之意。全诗以香草美人为主要意象，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大胆地将地上与天国、人间与仙境、历史与现实等有机地融合一体，让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一起，想像奇特，神思飞扬，堪称一篇浪漫主义文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