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起句“虎啸”二字，即指张良跟随汉高祖以后，其叱咤风云的业绩。但诗却用“未”字一笔撇开，只从张良发迹前写起。张良的祖父和父亲曾相继为韩国宰相，秦灭韩后，立志报仇，“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皇”（《史记·留侯世家》）。“破产不为家”五字，点出了张良素来就是一个豪侠仗义、不同寻常的人物。后两句写其椎击秦始皇的壮举。据《史记》记载，张良后来“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诗人把这一小节熔铸成十个字：“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以上四句直叙之后，第五句一折，“报韩虽不成”，惋惜力士椎击秦始皇时误中副车。秦皇帝为之寒栗，赶紧“大索天下”，而张良的英雄胆略，遂使“天地皆振动”。七、八两句“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写张良“更姓名潜匿下邳”，而把圯桥进履，受黄石公书一段略去不写，只用一个“智”字暗点，暗度到三句以后的“曾无黄石公”。“岂曰非智勇？”不以陈述句法正叙，而改用反问之笔，使文气跌宕，不致于平铺直叙。后人评此诗，说它句句有飞腾之势，说得未免抽象，其实所谓“飞腾之势”，就是第五句的“虽”字一折和第八句的“岂”字一宕所构成。
以上八句夹叙夹议，全都针对张良，李白本人还没有插身其中。九、十两句“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这才通过长存的圯桥古迹，把今人、古人结合起来了。诗人“怀古钦英风”，其着眼点还是在现实：“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这两句，句法有似五律中的流水对。上句切合圯桥，桥下流水，清澈碧绿，一如张良当时。岁月无常，回黄转绿，大有孔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下句应该说是不见张良了，可是偏偏越过张良，而说不见张良的恩师黄石公。诗人的用意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未尝没有如张良一般具有英风的人，只是没有像黄石公那样的人，加以识拔，传以太公兵法，造就“为王者师”的人才罢了。表面上是“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实际上，这里是以曲笔自抒抱负。《孟子·尽心下》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表面上孟子是喟叹世无孔子，实质上是隐隐地以孔子的继承人自负。李白在这里用笔正和孟子有异曲同工之处：“谁说‘萧条徐泗空’，继张良而起，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诗人在《扶风豪士歌》的结尾说：“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可以看作是这首诗末两句的注脚。
这篇文章作者先写关中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向往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写弱冠之时，无暇欣赏关中之美，长大后想象与友人结庐南山，闭门读书，伸眉高谈，脱屣世事；如今友人归秦，而自己未能同行，遗憾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作者对追名逐利的世俗之人进行了讽刺，表达来春与友人相聚秦中的美好愿望。文章质朴恬淡，潇洒自然。
文章开篇落笔，便直写秦中风土民情之美，并以“天下莫与为比”的赞语和“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的事实加以突现。接着是作者回忆秦中往事。随着阅历增多，元好问由“沉涵酒间，知有游观之美而不暇”，以至于每闻谈及秦中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然后引出送别之人，言昔日常相约在终南山“寻一牛田，营五亩之宅”，“脱屣世事”，过游山访古的自在日子。只可惜“家在嵩前”，终难如愿，不禁为“二三君之便于归”慨叹不已。若是一般送别文字，到此当可收煞。然而作者笔锋陡转，另起一端，锐意讽刺那些沽名钓誉、迫名逐利的仕途小人，表达自己对朴素、恬淡的田园生活的神往。显然，作者巧妙地以送别为名写秦中之美，其最后归向是表白自己洁身自好、愤世嫉俗之心，故冲淡了离情，而由归去之乐占据上风。
文章以浓墨重彩极写山川之胜，人情之美，且皆从大处着手，虚处落笔。如介绍秦中奇观天下为尊，一概粗略勾勒，在整体上给人大致印象。虽提及周汉都邑、蓝田、鄂、杜，却又似蜻蜓点水，不作深入细致描写，仅以作者对秦中由来已久的切身体会来着意渲染，字里行间真情洋溢。同时，写秦中诸人，以“二三君多秦人，与余游，道相合而意相得也”一笔带过，然后补叙闲居南山的旧约。“二三”乃虚数，实为几人不得而知，其余就更是无可奉告了。虚写秦中秀色，易激发读者好奇心，探寻关中究竟美在何处，于是就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引人神往；“二三君”不明其人，可作“质直尚义”的关中人物代表。作者与之志同道合，反衬出秦中人情之醇美古朴，民风的慷慨耿介。作者此笔，虚实相映，于空灵中见深意。同时，人情美与自然美的融合，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秦中之美。而这种浑然一体的美，又恰好与后文作者所竭力鞭挞的“众人所必争”、“造物者之所甚靳”的“美食大官、高赀华屋”相比较，关中自成了净土和归宿。
缘情而化，跌宕成韵，显示了文章的语言风格。“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比。”皆四六句相间，整饬精巧而又流转活脱，胸中情致随之直泻而出；抒写“二十许时”、“长大来”对关中的不同感受，则又笔法酣畅悠忽、疾徐有致，“津津然”喜气溢于言表；提及闲居之乐，则不乏桃源之风，至于澹泊清纯，语言也近乎典雅，往往使人想起终南山、“五亩之宅”（《孟子·梁惠王下》）、“伸眉”高谈（司马迁《报任安书》）等掌故；指斥世俗污浊，歌咏“方之外者”（《庄子·大宗师》引孔子语），顿然浩气充溢。文风沉稳而峭拔，句式不求工巧，唯在气魄。篇末以呼告式语句“行矣诸君，明年春风，待我于辋川之上矣”结束，又与前之“清秋扬鞭，先我就道，矫首西望，长吁青云”一气贯通，文人才子潇洒飘逸、倜傥风流之态，呼之欲出。
上片首写西湖荷花盛多： “四面垂杨十里荷，问云何处最花多。”颍州西湖是安徽的风景名胜，其十里荷花更是秾丽迷人。人谓“东坡处处有西湖”，如杭州有西湖，颍州也有西湖，“性本爱丘山”的词人，他吟咏湖山，并热爱湖山。在十里荷香的颍州西湖，必会引发他描摹湖景的无限乐趣，故下文云：“画楼南畔夕阳和”。在四面依依垂杨和十里荷香的幽雅境界里，词人又看到南畔的画楼顶端正挂着一轮温和的夕阳，五彩的晚霞笼罩天空，映照着水波荡漾的湖面，给人以舒展惬意的美感享受。
下片突然转折，从快意煞时转向孤寂哀伤：“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天气乍凉引发了词人的寂寞感，真实而自然，但实际上，并非天凉必然引起寂寞，而是由于词人内心早存寂寥空漠的人生感受的缘故，天凉只是气候的诱因而已。此时的词人，可谓壮志难酬而心存忧虑，他在朝中屡遭小人攻讦和当轴者的忌恨，被迫“补外”作地方官。词人此时正是在三次被排挤而“补外”的坎坷境遇中，所谓“一肚皮不合时宜”，使他厌倦仕途、崇尚归田。结语“且来花里听笙歌”，说自己且忧中取乐，躲进荷花丛中来听赏悠扬哀伤的笙歌。
此词作细致描绘了词人面对颍州西湖的盛开荷花所引起的仕宦寂寞感受。全词大起大落，心物交融，强烈反差，寄慨遥深。本欲在淡泊利禄中使自己的心理获得平衡，然而实际上却是“剪不断、理还乱”，使自己陷入愈加难以解脱的矛盾苦闷之中。
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