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
本诗共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反映了作者躬耕劳动的生活。暗用杨恽诗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两句写诗人归田园后在南山的山脚下种豆及豆子的生长情况。“草盛豆苗稀”这句:说明庄稼的长势并不是很好,而主人也没有刻意经营,没有认真除草,表明作者并不是为了生计耕种;侧面表现出他的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境界,也反映出他不追求所谓“正道”而追求自然的无拘无束。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为了不使豆田荒芜,到秋后有所收成,诗人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晚上月亮都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虽说比做官要辛苦得多,可这是诗人愿意的,是他最大的乐趣。正如诗人在《归田园居》(一)中所说的那样:“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诗人厌倦了做官,“守拙归田园”才是最爱。从“带月荷锄归”这一美景的描述就可以看出来,他非但没有抱怨种田之苦,反而乐在其中。
后四句是本诗的第二层,抒写的则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砺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污浊官场的决裂。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通过道窄草深,夕露沾衣的具体细节描绘,显示出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艰苦。诗人身体力行终日劳作在田野,所以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它绝不像那些脱离劳动的文人墨客所描写的那般轻松潇洒。但是作者仍不辞劳苦,继续坚持下去,正像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所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对于诗人来说,人生的道路只有两条任他选择:一条是出仕做官,有俸禄保证其生活,可是必须违心地与世俗同流合污;另一条是归隐田园,靠躬耕劳动维持生存,这样可以做到任性存真坚持操守。当他辞去彭泽县令解绶印归田之际,就已经做出了抉择,宁可肉体受苦,也要保持心灵的纯洁,他坚决走上了归隐之路。为了不违背躬耕隐居的理想愿望,农活再苦再累又有何惧?那么“夕露沾衣”就更不足为“惜”了。这种思想已经成了他心中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本诗结尾两句’,可谓全篇的诗眼,一经它的点化,篇中醇厚的旨意便合盘现出。
陶诗于平淡中又富于情趣。陶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
这是张泌词中一首描摹心理情态的佳作。用简练的手法,生动地记述了一个有趣的生活片断。作者见到个可爱的姑娘,很想和她约会,却又怕被拒绝,终于不敢启口。
词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的,开头一句,先交代了事情的起因。“卿卿”,含有爱慕之意。接着,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描绘姑娘美貌,从她的脸,一直写到她的装束。“眼波明”一句,正好与“浣花溪”呼应。姑娘的眼睛是那样的明亮,那样的动人。古人常用流波、眼波等语汇来形容眼光流眄,如同水波一般清澈。汉代枚乘的《七发》中就有“揄流波、杂杜若”这样的名句。后世黄庭坚《渔父》词:“ 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而这幅美人图一经点睛,人物可爱的形象立刻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然后,作者又以工笔细绘,以衬托她那动人的秀丽。“黛眉轻”一句,是说那姑娘的眉毛画得又细又长;“金簇”“小蜻蜒”是形容姑娘发髻上的装饰品。这一连串的描写层次分明,说明作者观察的细致,同时也揭示了他对姑娘的景慕之心。词的最后两句,在前面为姑娘写像的基础上引出,作者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很想约姑娘幽会一次。可是作者却仿佛从那姑娘庄重和蔼的神态中,看到了他对自己的轻率的善意批评。作者将自己内心的话动,借助想象中的两人对话来描写,颇有新意。对话中的姑娘形象也被烘托得愈加亲切,可爱、完美。至于作者自己的窘态,虽然没有出现只字片语,但读者似乎觉得,这个小伙子一定为自已多情的荒唐举动脸红了。
这首小令共有三十余字,语言平易流畅,无一奇字难字,却包含着丰富的情韵,男女主人公的心理、情态都刻划得十分细腻,主次繁简得体,格调轻快活泼。尤其是对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是十分成功的。作者先写她的外表美,但纤丽而不轻佻,然后再想象她拒绝约客时的神情和语气,更显示出她那端庄大方的仪态。此时,女主人公的美,已不再停留在作者所看到的装束上,而是深入到她的性格中去了,揭示了一种内在的美,使她在词中的美好形象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张泌词中还有一些同样题材的作品,如《浣溪纱》中的“晚逐香车入风城”等,也体现出作者擅长描摹人物情态的特点,但写得过份风流调笑,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及这首。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