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元舆是为牡丹作赋的第一人。后世将牡丹推为国色天香、花中之魁，此赋功不可没。此赋以拟人手法，频频采用排比句式，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从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角度，将牡丹的形色神韵摹写得淋漓尽致。
全文除“序”交代作赋来由外，可分作五个大段。第一大段写牡丹集大自然之精华，具出类拔萃之美：“英之甚红，钟乎牡丹。拔类迈伦，国香欺兰。”作者首先描绘出静态的牡丹形象，给人关于牡丹的第一印象。写牡丹静态肖像，无非形色。但作者的手法显示了他的不凡：在时、空中为牡丹着色定位。
第二大段是《牡丹赋》的重点，又分作四层。第一层写牡丹从含苞到盛开的情景：“暮春气极，绿苞如珠”，“淑色披开，照曜酷烈。美肤腻体，万状皆绝。”先写时间流动中的壮丹：暮春时节“绿苞如珠，清露宵似，韶光晓驱”，以及“淑色披开，照暇酷烈”。流动变化中的牡丹，比较概括，略显抽象；第二层以拟人手法写牡丹的形和色，连用十八个排比句，如“向者如迎，背者如诀；坼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将牡丹写得情态万千，栩栩如生；继而又连用十二个排比句，如“或带风如吟，或泣露如悲”，“或迎风拥砌，或照影临池”，将牡丹写得情切切、意绵绵的是解语之花。接着腾出笔墨细写空间中形态。先写色：五色缤纷，七彩斑斓。再写形：各具其态，各异其趣。然后又用几乎是重复的手法加固第一次笔最给人的印象：给我们一个鲜明的牡丹群像。静态很美。动态如何？描绘牡丹如吴宫美女“闲静如娇花照水，行动似细柳扶风”。其实动态更胜于静态。一阵风来，各种色彩融为一片，灿若流霞；风搅动了香气，入鼻即醉。这风中摇摆的千万朵牡丹，在动中不唯别具情态，还给人争奇斗艳、互不相让的感觉。一个个真如画中仙子，飘然欲下，美目流盼，莺歌宛转，香汗淋漓，娇喘吁吁，可摸可触。这是第二次动态处理。以上只是牡丹的外在形态之一，是天下古今人眼中牡丹，不是唐人眼中牡丹，故作者用另副笔墨写了被唐人宠爱的牡丹：在那里，牡丹被“列恨”、“步障”、“曲庞垂梁”保护起来，还有“松幕交加”。这倒有些像宫中美人，虽无天地间的生气、却多了天地间所无的富贵、妩嫦、娴朴、纤弱。因前已有充分铺排渲染，故此处牡丹写得虚，这正符合牡丹环境，有雾中观花，隔纱望影的妙趣。第三层则用西施、南威等美女和洛神、湘娥等女神比况牡丹的风采神韵：“玉栏风满，流霞成波”，“或倚或扶，朱颜已酡。”第四层写夜间牡丹之美：“席发银烛，炉生绛烟”，“晶荧往来，金钮列钱”，“未及行雨，先惊旱莲”。
牡丹的内在品质，是作者的最后处理。写淑质，不人化拔高，还是从它的自然形态着手。写叶、写蕊、写枝、写态，又从其它花的比较中写出它的不凡品质。这里写淑质与前牡丹的外在形态比显然要逊色得多，这恐怕与牡丹并无奇特品质可言有关：无玫瑰之长开不衰，无秋菊之凌霜怒放，更无莲花之灌清涟而不妖、出污泥而不染，它只是以外在的富丽取胜，而外在形态在前已有足够描攀，故从旁渲染虚写。从序看，作者写牡丹是有顾虑的。有顾虑还要写，可见其对壮丹之美感受极深。作者曾感叹无人赋牡丹，其实不然，就在他的同时代，便有李德裕的 《 牡丹赋 》 。李赋明显逊于舒赋。不是功力不如，而在于态度用力不同。李赋是游戏文字，为补文坛空白（李赋序亦云无人赋壮丹）；舒元舆却在牡丹中倾注着自己的人生理解和对未来的期望。牡丹在唐代被发现，随之风靡京都，顺倒朝野，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是它富丽大度的形象正吻和唐人丰满繁华的审美理想，它的形态与盛唐之气合拍，作为唐代士大夫，作者不会例外，然而更让作者动心的不是牡丹的外在形态，而是它由边鄙无人赏识的野花，一跃而身价百倍的际遇。作者对此有过思考，并且这思考和他的人生信念一致：一物一人，能否不被埋没而有所作为，不在于出身高低贵贱，而在于自身的才质：是牡丹总会被人厚爱。作者虽出身贫寒，却“自负其才，锐于进取” ， “常以丈夫功业自许”，并且从写斌的当时看，作者的才能并未被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从牡丹的际遇看到的是自己的处境与将来，他从牡丹的品质形象看到的是自身的不凡才其，他是充满激情和对未来的信心在讴耿牡丹。因此，牡丹既是唐人眼中牡丹，又是作者心中牡丹；既是天地间一客体，又是作者感情理念的载体。这样牡丹就既有艳丽之形．又有浓厚的人情味，这就难怪此赋轰动一时，后来还触动得唐文宗感慨流泪了。
第三大段写“公室侯家”和“九衢游人”观赏牡丹的盛况。第四大段中连用八个排比句写牡丹艳压群芳：“玫瑰羞死，芍药自失，天桃敛迹，辕李惭出，踯躅宵溃，木兰潜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第五大段则寓物抒情，点明本赋题旨：“何前代寂寞而不闻，今则昌然而大来！曷草木之命，亦有时而塞，亦有时而开？”据《新唐书·舒元舆传》载，作者被害之后，文宗观赏牡丹，凭栏吟诵此赋，竞至泣下沾衣，亦得以见其感人至深之一斑。
《小雅·节南山》所指责的对象则是幽王及其权臣。前人屡辩诗旨是“刺王”还是“刺尹”，甚为无谓。总因古代君臣名分颇严，论者又往往横亘一“诗可以怨”或一“《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念于胸中，因之便有不同的“先入为主”之念在作怪。今就诗论诗，直刺师尹，颇为鲜明；而一再怨望“昊天”，又借以指责天子。
关于师尹，自毛传以来皆解作“大师尹氏”，至王国维始辨析其为二人，即首掌军职的大师和首掌文职的史尹。观《大雅·常武》中大师“整六师”、尹氏及其属“戒师旅”，则大师统军而尹氏监军，对照《小雅·节南山》诗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合于军国主义背景，偏于责师；而“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乃监察司之失职，偏于斥尹。
全诗十章，共分三部分。首二章以南山起兴，以象征二权臣。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二臣秉政不平。结合篇末“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的呼应来看，天怒人怨，总由师尹秉政不平使然，故“不平”二字为全篇眼目。只是第二部分却一再将不平（不夷）与不己（不自为政）并提而责难，推思其义，全诗是指斥师尹失政在不能持平（夷），而要持平则又须事必躬亲（己），因而全诗结构是起于夷（平）终于夷（平）而介于己。
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人祸所致，人间暴戾上干天怒所致，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
从第三到第六共四章为第二部分。在上两章铺垫的基础上，三章进一步点明师尹之害人害天，天再施报于人，人民双重遭殃。“诗可以怨”，怨而至天，亦已极矣！
四、五两章句式排比，结构整齐而又不乏疏宕之美。四章围绕“夷”“己”二字正反展开，既为师尹说法，更为一切秉政者说法，三十二字可铭于座右，可镌于通衢。五章“昊天不佣（融）”“昊天不惠（慧）”二解是“刺”，“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平）”二解是“美”，也是对师尹说法。两章排比、对比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诗人的责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
六章承上启下，由怒转叹。
统观第二部分四个章节，结构颇为讲究：五、六章既以“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和“不吊昊天”以上应第三章的“不吊昊天”，又以“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和“谁秉国成（平、夷）”、“不自为政（不己）”以上应第四章的“式夷式已”，可见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双向展开而又并拢合承，甚耐玩味。
第七、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变每章八句为四句，于音乐为变奏。于诗情为由怨怒转悲叹。唯七、八两章疑有错简而当易位：前“方茂尔恶”章言师党与尹党既相倾轧又相勾结，以见朝政难革；后“驾彼四牡”章言无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国避乱（或求诸侯勤王），然而四方亦不可往，“蹙蹙靡所骋”。诗人说：既然宗周与四国皆被师尹扰乱，国已不国，今日上干天怒，下危人主，尽管师尹不自责己而反怨怒匡正，我身为大夫，也只有勇作诗“诵”，“以究王讻”，成此一篇檄文，为来者垂诫了！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这篇散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叶》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这是一首怀念远别亲友的诗。虽然作者和这一亲友的远别，或许是有统治者内部矛盾这一特殊原因，但在汉末魏初那个动乱流离的年代，远别而不能团聚，甚至不能相见，实是普通现象。所以这首诗很容易引起共鸣，富有典型性与现实性。
这首诗开头“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实属景语，并无影射比喻之意。而“高台多悲风”亦属秋景。登高是因为要眺望远处，所以是思念远方的人；而时值秋令，亭台越高那么风自然就会越凄厉，登亭台的人于是就因为风急而越感受到心情的沉重悲哀。这一句简括凝炼，开后人无数法门。直是把此一句衍化为五十六字的长诗。所以曹植这五字能成为名句的原因，正因为这虽然作为景语，其实是寓意深情。
接下来的第二句“朝日照北林”，本来也是属于景语，但是却化用《诗·秦风·晨风》之首章。故作者《种葛篇》写思妇有“徘徊步北林”之句，而这篇以“朝日照北林”起兴。古人以夫妇与兄弟关系相互为喻，都是起始于《诗三百篇》，在曹植诗集中也屡见不鲜。
由于上句点出北林，正隐含《诗》中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之意，所以作者紧接着写到“之子在万里”了。意思是自己所思念的人是远在万里之外，而下面“江湖迥且深”一句更是寓意深远，情韵不匮。因为江湖阻隔彼此的消息是一层；而“之子”却经过这样遥远而艰难的路程走向万里之外，其身心所受的摧伤折磨可想而知，又是一层；况且其身既然在远方，以后回来不是件容易事，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自然更深了一层。
下面的“方舟子可极，离思故难任！”二句又紧承“江湖”句而言。把“离思”写得十分沉重压抑，可见其中有多少愁苦优怨之情。这虽只就自己一面说，实际上也体现出所思之人同样是不胜其愁苦忧怨了。
下句“孤雁飞南游”，表面上是写实，即作者在登高望远之际看到孤雁南飞，实则蕴涵着好几层意思。以前古人用“雁行”比喻兄弟，曹彪封吴，无异流放，和孤雁南游很像；又因为自己也像孤雁一样，故“过庭”而“长哀吟”。“过庭”虽用《论语·季氏篇》“鲤趋而过庭”的字面，实借喻自己的入朝。
最后的四句“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李善注：“翘，悬也。”“翘思”，等于说“悬念”；“慕”，有念念不忘之意。不但见孤雁而思远人，并且把希望寄托于雁，问它是否愿为自己捎个信儿去。但雁飞甚速，形影倏忽间便不见了，这就更使作者黯然神伤了。“翩翩”，形容鸟疾飞之貌。连孤雁都翩然而逝，说明自己怨怀无托，结语似意犹未尽而已令人不忍卒读，是真正写情的高手。
此诗用笔似浅直而意实深曲，前六句以赋体为主，却似比兴；后六句以比兴为主，反而趋近赋体。这说明作者深得《诗三百篇》之三昧，而做出用五言新体裁，所以是从建子以来的诗人作品当中的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