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徇私犯法，发配岭南，诗人心中的追悔、痛苦自不言而喻。加上本来他是颇受宠幸的，痛苦无疑更甚。所以，被贬途中，当他看到成群的大雁向北飞去，不禁睹物伤情，悲从中来。“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在这美好的春天，群雁北归，寻其自由安乐之所，而自己却要跨越千山万水，远赴万里之遥到那险恶湿热的南方瘴疠之地。其间旅途的坎坷，虫兽的侵袭，疾病的折磨，都要忍受。春雁北返，回到自己的乐园，乃随性而动；而自己作为万物之灵长，却沦落偏僻的异地，身不由己，无可奈何。首两句，由雁及人，在人雁对比中，那种人不如雁的感慨深蓄其中。
末二句，“未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紧扣归雁，进一层抒发内心的悲愤与痛悔。雁在北方安家落户，因此，古人称北飞的雁为归雁。隋代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两句写人见归雁而自然生归家之情。诗人此时身处南中，凝望那阵阵北归的群雁，也不禁动了归乡这个念头：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能和你们这些自由的大雁同返家园？古时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湿热气候，被贬谪南地的人往往凶多吉少，加之路途遥远艰辛，更是生死难料。此番南去，是生是死，实难卜知。盖一切都尚在冥冥之中也，因而作者那绝望的苦痛、负罪的悔恨以及深沉的身世之悲，都交织在这末二句上了。
诗中作者把无情的大雁当作可以告语的知己，向它们倾诉自己的情怀，情真意切，出语自然。这里表现了一个“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疲惫不堪的旅人，他踽踽独行，凝望那北归的群雁逐渐消失在远方，他的心也随之很沉很沉地堕了下去。值得庆幸的是，韦承庆不到一年便被召回，继续做官，兼修国史，颇受唐中宗称善，官至黄门侍郎而卒，可谓善终。大概从这次贬谪中，作者是吸取了某种人生的教训的，加强了个人品行的修养。宋之问有一首诗《题大庾岭北驿》，和这首诗比较相似，其前四句云：“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在人雁对比中，写思家之情。但宋之问终未能从贬所归来，唐玄宗时竟被赐死。大概因为宋之问的人品太差，先谄事张易之，后有依附武三思，在知贡举时，竟然收取贿赂，且不知悔悟，遂引起时人的公愤，连皇帝也讨厌他，于是把他赐死了事。反映在诗歌里，韦承庆的贬谪思归之苦，更能博得后人的同情。末二句自然、真挚，脱口而出，毫无矫揉装束之态，深得后世诗论家的好评。
这首诗，通篇用叙述的笔调，语言直白、通俗，如话家常。短短二十字中，运用对比手法，把作者那深切的贬谪之痛，完满地表现了出来，自具动人的力量。
在古人心目中，“经”是至高无上的圣贤之教，而诗词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艺”，两者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性格豪放不羁、富于创新精神的辛弃疾，却偏要突破这些清规戒律，将二者融于一体。辛弃疾的这首《踏莎行》，便是集经句而成的一首佳词。
此词上片开篇“进退存亡”，语出《易·乾·文言》，是说只有圣人才能懂得并做到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存则存，该亡则亡，无论是进是退、是存是亡，都合于正道。“行藏用舍”，则是对《论语·述而》载孔子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云云的概括。即是说，倘若受到统治者的信用，就出仕；倘若为统治者所舍弃，就隐居。“小人请学樊须稼”，亦用《论语》。该书《子路》篇载孔门弟子樊须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种菜），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菜农）。”樊须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以上三句实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即自己现在既不为朝廷所用，那么不妨遵循圣人之道，退居田园，权且做他一回“小人”，效法樊须，学稼学圃。接下去“衡门”二句，着重写自己归耕生活的乐趣。上句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谓横木为门，极其简陋，喻贫者所居。“栖迟”，犹言栖息、安身。此系隐居者安贫乐道之辞，词人不仅用其语，且袭其意。下句则出《王风·君子于役》，谓太阳落山，牛羊归圈。诗的原文是思妇之辞，以日暮羊牛之归反衬征夫之未归，词人却借此来表现田园生活情调。要而言之，上片主要讲自己归隐躬耕不仅合乎圣贤之道，而且恬静可喜。为另一层次，紧承上文，进而抒写归耕后的自适其乐。
此词下片笔锋一转，用反对“学稼”的孔夫子，来进一步说明耕稼之乐。“去卫灵公”一句，又用《论语》。据《卫灵公》篇载，灵公问阵（军队列阵之法）于孔子，孔子答曰：“俎豆（礼仪）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离卫而去。按《史记·孔子世家》，灵公问阵、孔子去卫，事在“遭桓司马”之后。作者这里将“去卫灵公”句置于前，可能与《史记》不属于“经”，用此与题例不合有关。“遭桓司马”，见《孟子·万章上》。“桓司马”即桓魋，时为宋国的司马，掌管军事。孔子不悦于鲁、卫，过宋时“遭宋桓司马将要（拦截）而杀之”，不得不改换服装，悄悄出境。“东西南北之人也”一句，为《礼记·檀弓上》所载孔子语，盖谓己周游列国，干谒诸侯，行踪不定。这里故意用孔子一意从政但却四处碰壁的故事，以引出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这两句亦全用《论语》。上句出自《微子》篇，长沮、桀溺两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孔子路过其傍，命弟子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何在。桀溺对子路说：天下已乱，无人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你与其跟从“避人之士”（远离坏人的人，指孔子），不如跟从“避世之士”（远离社会的人，指自己和长沮）。下句则出自《宪问》篇，是微生亩对孔子说的话。这两句意思很明显，即孔子那样忙忙碌碌地东奔西走，不如像长沮、桀溺那样隐居来得逍遥自在，从而进一步突出词人自己陶陶然、欣欣然的归耕之乐。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充满了对大圣人孔子的讽刺和挖苦，是对孔圣人的“大不敬”。而实际上，那执着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一生为之奔走呼号而其道不行的孔子，实是词人归耕前之自我形象的写照。讪笑孔子，正所以自嘲也。其中蕴含着对于世路艰难的沉重叹慨，对于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无比惆怅与愤恨。所以词中讽刺孔子，正突出了孔子的伟大形象。
从集句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词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此词“东西”“长沮”二句天生七字，不劳斧削：“衡门”“日之”二句原为四言八字，各删一字，拼为七言，“丘何”句原为八字，删一语尾助辞即成七言，亦自然凑拍。通篇为陈述句式，杂用五经，既用经文原意，又推陈出新，音调抑扬，浑然一体，实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首诗题旨在于讽刺南朝君主的荒淫失政。
首联“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点地纪游。这二句是说天未破晓，犹能听到静夜中玉漏一声声的滴响，而玄武湖中，鸡鸣埭口，绣襦宫人又已纷至沓来了。这一联的上句涉及宋（因玄武湖宋文帝时方建成，并改今名），下句用齐事，但实际上是泛咏南朝君主游幸频繁，不拘某一代。所谓“玄武开新花，龙舟宴幸频”（《陈后宫》），不言宋、齐、梁、陈，而自可包在其中了二再看一个“催”字，写其游幸之急之沉浸，南朝君主既如此沉于此、忙于此、醉于此，如果不失政，倒是咄咄怪事了。颔联“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这一联言陈后主荒淫比齐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中又寓荒淫相继，后代更胜前朝之意。“谁言”“不及”用反诘的语调加以嘲笑。诗人就是用最为跌宕的句法，由面及点，转入后半首对陈事的重点咏写，因此接着颈联说“敌国军营漂木柿，前朝神庙锁烟煤”，其谓隋军造战船的木片已经飘了过来，意谓隋军压境，形势已十分险恶，然而全无心肝的陈后主却依旧沉湎于女色，荒淫享乐，不祭祖庙，连祖宗也忘记了。这也就暗示着陈朝祖宗之统绪已绝，其覆亡的历史命运绝对是难以逃脱的。陈后主如此，其臣子又是如何：“满宫学士皆莲色，江令当年只费才”，这就是诗的尾联所告诉读者的：后主嫔妃、学士都姿容艳丽，使得当年江总为歌咏她们的姿容而费尽了才华。江总位当宰辅，充尚书令，却被当作“狎客”使用，可见后主荒淫、废弃政事到何种程度。而身为尚书令，位当宰辅的江总，其才华仅用于歌咏妇人容色，又是何等可悲。大小臣工甚众，仅一大市令吴兴章华出来极言强谏，他严正指出：“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三妃而临轩。”这是内。而外他则说：“疆场日蹙，隋军压境。”这真是振聋发聩之忠良之声。然而这严峻存在的内忧外患却统统被陈叔宝这个昏君和江总这帮佞臣忘记得一干二净。陈叔宝与江总们在演戏，君臣都在串演陈朝亡国的悲剧，既毁灭了国家，也毁灭了自己。姚培谦说：“学士满宫，而狎客作相，所贵于才华者，乃只为覆亡之具也乎？”也看到了末联不只仅是讽刺，而是还含有深深的感慨。也正因此，讽刺之意义则更为深刻。
这首诗前半通过典故串合，追括六代，后半专咏陈朝事。其构思以南朝为一整体，点面结合。叙次错综善变，寓讽意于叙述描写之中。清冯浩评曰：“案而不断，荒淫败亡，一一毕露。”诗人虽意在揭示南朝君主荒淫亡国的史实，也不啻是对晚唐统治者的一种严重警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