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因为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就用他的兵器“大铁椎”来代替。文中以细腻生动的手法,刻画了一位有识见、有气节、精武艺、识文墨,使用铁椎的大力士的“异人”的形象,描写出这样一个英雄人物,本可大有作为,在当时却所遇不合,无用武之地,只能去与响马决斗的可悲境遇,透露出作者对明朝亡国君臣的不满,抒发了他的亡国之痛,表达了作者希望有人起来“抗清复明”的爱国思想。
《大铁椎传》属于作者所谓“布衣独行士”传。铁椎(chuí),古兵器。传主姓名无考,十分勇武,以其兵器来命名。传文主体部分采用传中特定人物的视点,叙写传主的非常相貌、诡秘行动、搏斗场面,活现一位隐身民间的豪侠形象,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致。结末论赞亦留有不尽之意。
文章一篇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传记,作者善于层层设疑,读来引人入胜。但直到文章结尾,仅知道传主是个身灿绝技的人,至于他为什么来找宋将军,为什么后来又说宋将军“不足用”,则讳莫如深。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写这个人物是有所寄托的。宋将军陪衬出了大铁椎的性格特点,“宋将军”也暗指当时那些沉寂的明朝旧臣,徒有虚名,没有勇气和力量起来反抗。
传记的语言十分简练,但读者任依然能够从外貌、语言、行动等方面感受到主人公豪爽而深沉的性格。大铁椎前来拜访宋将军,目的是结交能够干大事的真正英雄。待他细心观察发现宋将军武艺平庸、缺乏胆识后,就果断做出了“皆不足用”的结论,决定告辞,这是他深沉性格的一面。
全篇以星夜决斗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精彩。写环境: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突出了决斗的肃杀气氛。写来者之多,武器之盛,步齐环集,声势浩大,越发衬出“大铁椎”的勇敢。而那个“工技击”、有虚名、挺自负的宋将军,在一旁看着,竟吓得不敢喘大气儿,俩腿哆嗦几乎要跌下来。这一描写更从侧面衬托出“大铁椎”的勇猛过人。正面描写他奋椎挥击,人马四面扑地。寥寥几笔,就把他过人的神力、高强的武艺、豪迈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首句“两竿落日溪桥上”,点明时间和地点。时间是“两竿落日”,则既非在红日高照之下,也非在暮色苍茫之中。在读者眼前展开的这幅画中的光线和亮度是柔和宜目的。地点是“溪桥上”,则说明诗人行吟之际,既非漫步岸边,也非泛舟溪面,这为后三句远眺岸上柳影、俯视水上绿荷定了方位。
诗的次句“半缕轻烟柳影中”,写从溪桥上所见的岸柳含烟之景。诗人的观察极其细微,用词也极其精确。这一句中的“半缕轻烟”与上句中的“两竿落日”,不仅在字面上属对工整,而且在理路上有其内在联系。正因日已西斜,望中的岸柳才会含烟;又因落日究竟还有两竿之高,就不可能是朦胧弥漫的一片浓烟,只可能是若有若无的“半缕轻烟”;而且,这“半缕轻烟”不可能浮现在日光照到之处,只可能飘荡在“柳影”笼罩之中。
这前两句诗纯写景物,但从诗人所选中的落日、烟柳之景,令人感到:画面的景色不是那么明快,而是略带暗淡的;诗篇的情调不是那么开朗,而是略带感伤的。这是为引逗出下半首的绿荷之“恨”而安排的合色的环境气氛。
诗的三、四两句“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写从溪桥上所见的荷叶受风之状。这两句诗,除以问语“多少”两字领起,使诗句呈现与所写内容相表里的风神摇曳之美外,上句用“相倚”两字托出了青盖亭亭、簇拥在水面上的形态,而下句则在“回首”前用了“一时”两字,传神入妙地摄取了阵风吹来、满溪荷叶随风翻转这一刹那间的动态。在古典诗词中,可以摘举不少写风荷的句子,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周邦彦《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几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赞这几句词是“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而如果只取其一点来比较,应当说,杜牧的这两句诗把风荷的形态写得更为飞动,不仅笔下传神,而且字里含情。
这里,诗人既在写景之时“随物以宛转”(《文心雕龙·物色篇》),刻画入微地曲尽风荷的形态、动态;又在感物之际“与心而徘徊”(同上),别有所会地写出风荷的神态、情态。当然,风荷原本无情,不应有恨。风荷之恨是从诗人的心目中呈现的。诗人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到无生命的风荷之中,带着自己感情色彩去看风荷“相倚”、“回首”之状,觉得它们似若有情,心怀恨事,因而把对外界物态的描摹与自我内情的表露,不期而然地融合为一。这里,表面写的是绿荷之恨,实则物中见我,写的是诗人之恨。
南唐中主李璟有首《摊破浣溪沙》词,下半阕换头两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历来为人所传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却认为,这两句不如它的上半阕开头两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并赞赏其“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而原词接下来还有两句是:“还与韶光共顦顇,不堪看。”这几句词以及王国维的赞语,正可以作杜牧这两句诗的注脚。联系杜牧的遭遇来看,其所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芳时不再、美人迟暮之恨。杜牧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和主张的人,而不幸生在唐王朝的没落时期,平生志事,百无一酬,这时又受到排挤,出为外官,怀着壮志难酬的隐痛,所以在他的眼底、笔下,连眼前无情的绿荷,也仿佛充满哀愁了。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这首曲中的“晓起”,意味着男女情侣的“惊却”与“拆散”。起首一句点出“晓”字,就表现出强烈的感情和心绪。晨鸡报晓,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作者在前着一“无端”,在后怨一“何忙”。前者说明了“欢娱”的投入,后者则预示了“分散”的逼近。“唤却金乌,飞上扶桑”是对旭日东升的艺术性说法,也有讳言早晨来临的意味。这是作者《青楼十咏》中的一首,因为是露水夫妻,所以晓起有如此不舍。但全曲无浮浪轻薄之意,感情可谓深挚。元散曲在社会上的传播,青楼歌咏也颇起了一番作用。因此作者选上这样的题目,郑重其事地进行创造,是不该非议或奇怪的。
作者将“晓起”的“起”字仅在最后两句完成,在此前铺垫了良宵苦短、分别在即的背景,屡述了这一特定场景下惆怅惊惋、难分难舍的细腻心情,构思颇为新颖。尤其是“好良宵”、“喜时节”两句对仗,更是表现出有情人之间依依不舍的至文妙语。以后贯云石有《红绣鞋·欢情》:“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什么。”末句颇为人称道,殊不知实是该曲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