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钱钟书《宋诗选注》：“《南宋群贤小集》第十册张良臣《雪窗小集》里有首《晓行》诗，也选入《诗家鼎脔》卷上，跟这首诗大同小异：‘千山万山星斗落，一声两声钟磐清。路入小桥和梦过，豆花深处草虫鸣。’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上引了李元膺的一首诗，跟这首只差两个字：‘露’作‘雾’，‘分’作‘野’。”

　　《梅磵诗话》卷下：“早行诗，前辈多佳作。近世如杨万里诗：‘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关蒲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刘应时诗云：‘登舆睡思尚昏昏，斗柄衔山月在门。鸡犬未鸣潮半落，草虫声在豆花村。’三诗意皆高远。”所引刘诗与《早行》诗意境也有相仿之处。

　　第一句，不说“鸡唱”，不说“晨起”，不说“开门”，不说“整车”或“动征铎”，而说主人公已在旅途行进。“行”得特别“早”，既不是用“未五更”之类的语言说出，又不是用“流萤”、“栖禽”、“渔灯”、“戍火”、“残月”之类来烘托，而是通过诗人的感觉准确地表现出来。“驼褐”，露水不易湿透；诗人穿上此衣，其上路之早可见。而“露侵驼褐”，以至于感到“晓寒”，其行之久，也不言而喻。

　　第二句，诗人不写“月”而写“星斗”。“星斗阑干分外明”，这是颇有特征性的景象。“阑干”，纵横貌。古人往往用“阑干”形容星斗，如“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之类。月明则星稀，“星斗阑干”，而且“分外明”，说明这是阴历月终（即所谓“晦日”）的夜晚。此其一。露，那是在下半夜晴朗无风的情况下才有的。晴朗无风而没有月，“星斗”自然就“阑干”、就“明”，写景颇为确切、细致。此其二。更重要的还在于写“明”是为了写“暗”。黎明之前，由于地面的景物比以前“分外”暗，所以天上的星斗也就被反衬得“分外”明。

　　第三句“寂寞小桥和梦过”，可以说“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梦与“寂寞小桥”结合，意象丰满，令人玩索不尽。赶路而作梦，一般不可能是“徒步”。独自骑马，一般也不敢放心地作梦。明乎此，则“寂寞小桥”竟敢“和梦过”，其人在马上，而且有人为他牵马，不言可知。

　　第一句不诉诸视觉，写早行之景；却诉诸感觉，写寒意袭人，这是耐人寻味的。联系第三句，这“味”也不难寻。过“小桥”还在做梦，说明主人公起得太“早”，觉未睡醒，一上马就迷糊过去了。及至感到有点儿“寒”，才耸耸肩，醒了过来，原来身上湿漉漉的；一摸，露水已侵透了“驼褐”。睁眼一看，“星斗阑干分外明”，离天亮还远。于是又合上惺忪睡眼，进入梦乡。既进入梦乡，竟知道在过桥，那是因为他骑着马。马蹄踏在桥板上发出的响声惊动了他，意识到在过桥，于是略开睡跟，看见桥是个“小”桥，桥外是“稻”田，又朦朦胧胧，进入半睡眠状态。

　　第一句写感觉，第二句写视觉；三四两句，则视觉、触觉、听觉并写。先听见蹄声响亮，才略开睡眼；“小”桥和“稻”田，当然是看见的。而“稻田深处草虫鸣”，则是“和梦”过“小桥”时听见的。正像从响亮的马蹄声意识到过“桥”一样，“草虫”的鸣声不在桥边、而在“稻田深处”，也是从听觉判断出来的。诗人在这里也用了反衬手法。“寂寞小桥和梦过”，静中有动；“稻田深处草虫鸣”，寂中有声。四野无人，一切都在沉睡，只有孤寂的旅人“和梦”过桥，这静中之动更反衬出深夜的沉静，只有梦魂伴随着自己孤零零地过桥，才会感到“寂寞”。“寂寞”所包含的一层意思，就是因身外“无人”而引起的孤独感。而“无人”，在这里又表现天色尚“早”。“寂寞”所包含的又一层意思，就是因四周“无声”而引起的寂寥感。而“无声”，在这里也表现天色尚“早”，比齐己《江行晓发》所写的“鸟乱村林迥，人喧水栅横”要“早”得多。

　　这首诗的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就表现在诗人通过触觉、视觉和听觉的交替与综合，描绘了一幅独特的“早行”（甚至可以说是“夜行”）图。读者通过“通感”与想象，主人公在马上摇晃，时醒时睡，时而睁眼看地，时而仰首看天，以及凉露湿衣、虫声入梦等一系列微妙的神态变化，都宛然在目；天上地下或明或暗、或喧或寂、或动或静的一切景物特征，也一一展现眼前。

　　这首词是借柳咏情。一、二句写柳色，一簇簇，一条条，如缕如金，形象娩媚。三、四句是借题发挥，写柳色与松色一样，而苏小小偏偏要在松下与郎定情，却不在柳下，对此，一般有情之物都将怪怨苏小小厚此薄彼。而词中的柳却“不愤”，可见柳之宽厚温柔，能对苏小小之情的体谅。从咏柳中，也称道了人的情操。

　　此词提到馆娃宫和苏小小，周啸天教授认为是说苏州之柳胜于钱塘，似乎与白居易的《杨柳枝》词唱着反调。前两句是说吴王宫柳非常繁富。后两句是说，要是钱塘的柳色更好，苏小小就不会约郎到松柏之下去“结同心”了。周啸天把“不愤”解为不服，认为词人是根据古乐府《苏小小歌》，对白词进行了反讽，词意是说苏州宫柳胜于杭州。

　　不过，这首词的意味还不止于此。它留有丰富的想象余地。杨柳枝柔，本来是可以绾作同心结的，但苏小小却和她的情人为何不来柳下。刘禹锡《杨柳枝》“御陌青门拂地垂，千条金缕万条丝。如今绾作同心结，将赠行人知不知？”原来柳下结同心，乃有与情人分别的寓意。而松柏岁寒后凋，是坚贞不渝的象征，自然情人们愿来其下结同心而作山盟海誓了。如果作者有将宫柳暗喻宫人之意的话，那么“不愤钱塘苏小小，引郎松下结同心”就不但不是贬抑，反倒是是羡慕乃至嫉妒了。

　　该词上片追述昔日官中的繁华生活，下片设想王昭仪的处境和心曲，代她一诉衷肠。全词多次使用典故，描述了家国破碎的凄惨，将词人内心的哀愁表达地淋漓尽致。

　　上片主要以追述昔日宫中的繁华生活为主，和王词原作相同。二人身份不同，回忆内容不一。王词中回忆得充之经历，而汪词中多回忆宴会。“天上”三句，借西王母瑶池蟠桃大会的盛况，比喻谢后欢宴的乐。“被午夜”两句，宴会气热烈，通宵达旦，一夜在不知不觉中逝去。“花覆”二句看出场面的豪华。阁外，龙楼房，花团锦簇，香烟绕。帝王将相，气派十足。

　　“恨黑风”两句，战争的血雨风急降临，豪华顿失。汪词取意于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汪词改用“黑风吹雨”的意象，表达十分含蓄。

　　“人去后”四个三字句，节奏急促，如音节中的快拍，刻画出王清惠北上后的心境：家书断绝，肝肠寸断，无人可诉。这主要写乡愁。“心难说”是翻录王词原作“千古恨，凭谁说”句，讲家愁国恨。时值苍生涂炭，江山疮痍，形势危艰，令人柔肠寸断，加深了“难说”的深度。“杜鹃啼血”常作为国亡家破痛烈心情的象征。“事去”一联，不仅对偶精工，而且内容深广。

　　“东汴水”句指金灭北宋，“西湖月”句指元灭南宋，十四个字将南北宋亡国历史概括无遗。“西湖月”对应“人去后”其中蕴藏浓浓乡愁。汪元量在北地曾有《向州月夜酒边赋西湖月》长诗：“月亦伤心不肯明，人亦吞声泪如雨。”

　　词结尾“有谁知”三句，“有谁知”意为此词无他人知，只有己知。“泣”字和王清惠原词中的“泪沾襟血”遥遥相对。汪词引用此典，以镜破喻亲人离散，兼喻国家山河破碎。

　　汪元量这首和词挥酒自如，用语贴切。和王清惠原作相比，意思相近而不雷同，押其韵而不拘常，丝毫不见丝毫的窘迫和束缚。词中既有对王词的唱和，又倾诉出知己之情，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在词中。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