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支咏春的小令。描写立春节气的到来，万物欣荣，生机盎然的景象。全曲五句，写了春燕、春树、春水、气候和民俗。这些都是有着春天典型特点的五种事物。
第一句写人们游春时的装束。虽然他只写了妇女的头饰，但就从这一点是很难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游春时对装束的讲究。“春燕”是古代妇女立春这一天必戴的头饰。据《岁时广记》卷八引《荆楚岁时记》记载：“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王沂公《春帖子》云：‘彩燕迎春入鬓飞，轻寒未放金缕衣。’又欧阳永叔云：‘不惊树里禽初变，共喜钗头燕已来。’郑毅夫云：‘汉殿斗簪双彩燕，并知春色上钗头。’皆春日帖子句也。”妇女头上的金钗也有做成燕形的叫“燕钗”。也有用金银纸或绢帛剪成燕形戴在发上称为“幡胜”，也可互相赠送，这种风俗唐宋时就已有了。燕属玄鸟，春分而来，秋分而去。所以燕子是春天的像征。这句虽然是写妇女的头饰，但作者用了“影摇”和“斜”两个词形容妇女们轻盈、摇曳的步态，“斜”字让春燕真的要随着春风飞起来了。这两个词让这句顿生生机活了起来。
第二句描写春天的草木。“木杪生春叶”写草木的欣欣向荣。古人有“春到草木知”的名句，树梢上长出了嫩叶，这一笔写出了春的活力。第三句写春水，春天来了，春风吹化了冰雪，让湖面荡起碧波。中唐时期白居易曾有《忆江南》词，其中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佳句。白居易以初升的红日和碧绿如蓝的湖水形容春天。贯云石也用了同样的构思描写春天，先写了湖水马上就写日出。第四句写了和熙日光温暖宜人。“火候春初热”是形容气候渐暖了，火候指气温。最后一句写了古代迎春的仪式。
这首小令以游春的风俗始，又以打春的风俗止，首尾呼应，写出了人们除旧迎新的喜悦心情。不仅如此，令中还包含着有趣的文字游戏，此曲用的是嵌字格，据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记载：“贯酸斋尝赴所亲宴，时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请赋，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中各用春’，酸斋即题.....满座绝倒。”不仅如此，而且此令格律甚严，三四句对仗。如此严格，没有深厚的艺术功底是写不出来的。贯云石是维吾尔族人，他对汉文化有如此深厚的功力，这是值得中华文学史上书写一笔的。
这首送别诗通过想象描绘了吴地秀美的风光，毫无离别时的伤感情绪，笔致新颖可喜，仅在结尾处轻轻点出送别之意。唐代的苏州又称吴郡。作者送人前往漫游的吴县，又叫姑苏，是当时苏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儿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丝织品闻名全国，还有不少古迹，作品抓住这些特点，通过描绘，便把这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活托出来了。作者对它熟悉而又有感情，所以人们读来亲切有味。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苏州的最大特色是水。自从伍子胥在苏州建城以来，城里水道纵横，渔船星数，水上的生活便一直是当地人们最主要的生活。诗歌的颔联承接“人家尽枕河”而来，点明的就是这样的当地特色。“古宫闲地少”这五个字是杜荀鹤用漫笔写出的苏州历史。春秋时期苏州是吴国的首都，在漫长的时光变迁里，苏州已经由一个政治要地转变为经济重地了。在唐朝，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逐步南移，虽然没有宋朝那么明显，但带来的直接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才会有“古宫闲地少”的情况出现。
“水港小桥多”则是诗人用写实般的白描手法营造出来的水乡美景。对于国家政治文化重心所在的北方来说，一座水城如若不是亲眼所见，总是会觉得不可思议的，所以简单的意象组合就能为没来过水乡的人们营造出一个梦般的图画：弯弯的河道，较之于整齐宽敞的官路，多的是潺潺流动的灵性。遍布的小桥，连接着生活的此岸和彼岸，蹲在桥上的时光以及人们伫立桥头眺望远方的守候，也不是北方那挣扎在朔风之下坚韧得近乎麻木的汉子们所能轻易理解的。小桥、流水构建的生活，有着令人心折的精致和让人轻易陷入的漫不经心。这样的美，别处寻无可寻。
生活是流动的。生活中所有的美丽都是从流动中彰显出来。“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杜荀鹤很喜欢“夜市”和“春船”的组合，在另一首《送友游吴越》里，“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便和这句异曲同工。像这样繁荣、热闹的诗句，读来是非常喜人的。在中国古代，只有经济发达的城市才会有夜市，莲藕则更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水产。绫罗绸缎又是生活富足的象征。仔细吟诵诗句，仿佛真的可以看见操着苏州话的人们正趁着夜市的灯火谈论生计。那些远方微明的灯火，一晃一晃，仿佛黑夜中闪烁温暖的星星。水乡所有的生活，就像没有受到任何打搅的世外桃源，在微醺的醉意里，融化了。
“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此联是诗人所设想的别全诗于后情景。此处才道出了送别之意，足见诗人谋篇布局之匠心独具，显得余味悠长，耐人寻味。
此诗以想象出之，格调清新活泼，篇末喟然一叹，可谓动人情思，引人遐想。诗人笔下的江南水乡，在其精心描绘下更是活脱而出，令人读来如临其境，恍如人在画中游。
这篇小品文一共两段，第一段叙述朱买臣“贵”后对其前妻表示的“仁者之心”；第二段记述“越妇”之言，揭露朱买臣“匡国济民”是假，“急于富贵”是真，本质虚伪。全文借古讽今，言辞犀利，借朱买臣前妻之口，表达对封建官僚的讽刺之意，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朱买臣的故事在《汉书·朱买臣传》中是这样写的：朱买臣未得志时家中贫穷，不治产业，砍柴为生，讴歌道中，他的妻子感到没有面子，多次劝他，他更加高唱不止。他的妻子就离开他，改嫁别人。其后，朱买臣独自行歌道中，在山坟担柴。前妻与夫家上坟时看见买臣饥寒，给他饭吃。后来，朱买臣当上会稽太守，衣锦还乡，官府为迎接他差遣人打扫道路，他的前妻和她现在的丈夫也在其中。朱买臣收养了他们，一个月后，他的前妻上吊而死。在《汉书》中，这个故事是用赞美朱买臣不计前嫌、不忘旧情、感恩图报的笔调来叙述的；而他的前妻也只是一个见识短浅、不能吃苦的普通妇女。她是在惭愧悔恨中自杀的。罗隐在这篇短文中却反其意而用之，引申发挥，虚拟了朱买臣妻的表白，朱买臣成了被讽刺的对象，讽刺他一旦得到富贵就只贪图享受，不思匡国安民了；而他的前妻却是一个有见识、有气节的妇女。她不但敢于对近侍批判朱买臣，揭露他通达后不思“安民济物”，却“急于富贵”的虚伪本质；并且表现了不“食其食”“闭气而死”的可贵气节，从而揭露批判了晚唐时期的封建士大夫借口“匡国”“安民”，实则热衷功名利禄、言行不一的虚伪本质。
这篇文章一事一议，借古讽今，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作者善于运用委婉的判断语气和反问语气加强讽刺意味。文章短小精悍，文笔生动，言辞犀利，发人深思，正如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那样，“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这正是罗隐小品文的主要特点。
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咏史》，题又作《和蕃》，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和戎讽”条。据说，唐宪宗召集大臣廷议边塞政策，大臣们多持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背诵了戎昱这首《咏史》，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之功，何其懦也！”大臣们领会圣意，就不再提和亲了。这则轶闻美谈，足以说明这首诗的流传，主要由于它的议论尖锐，讽刺辛辣。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唐代从安史乱后。朝政紊乱，国力削弱，藩镇割据，边患十分严重，而朝廷一味求和，使边境各族人民备罹祸害。所以诗人对朝廷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视为国耻，痛心疾首。这首讽喻诗，写得激愤痛切，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在中唐，咏汉讽唐这类以古讽今手法已属习见，点明“汉家”，等于直斥唐朝。所以首联是开门见山，直截说和亲乃是有唐历史上最为拙劣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妇女。三联更鞭辟入里，透彻揭露和亲的实质就是妄图将女色乞取国家的安全。诗人愤激地用一个“岂”字，把和亲的荒谬和可耻，暴露无遗。末联以斩钉截铁的严峻态度责问：是谁制订执行这种政策？这种人难道算得辅佐皇帝的忠臣吗？诗人以历史的名义提出责问，使诗意更为严峻深广，更加发人思索。此诗无情揭露和亲政策，愤激指责朝廷执政，而主旨却在讽谕皇帝作出英明决策和任用贤臣。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虽然尖锐辛辣，仍不免稍用曲笔，为皇帝留点面子。
对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是非得失要作具体分析，诗人极力反对的是以屈辱的和亲条件以图苟安于一时。由于“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一联，击中了时政的要害，遂成为时人传诵的名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