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两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坚实有力,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是流传较广的名句。作者没有多用笔墨去铺叙事情的原委,一开始就用哲理性的诗句,雄辩地提出那种“无情”之辈未必是真正的豪杰,而“怜子”者倒完全可以是大丈夫。诗句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抽象地玩弄“有情”、“无情”的论客,严正指出,以“无情”自嘘的人并不就是英雄,用攻击别人的“怜子”,以显示自己的“无情”更是卑鄙可笑。在鲁迅看来,是否英雄,不在于它是否怜子,而在于他对敌人是否无情。诗句,先用一个“未必”,否定了“无情”论者,又用一个“如何”,诘问攻击“怜子”者,使之无言以对。这两句诗,是对仗的写法,但不是情对,也不是景对,而是理对。它的哲理性很强。气势也很壮。鲁迅在当时的众矢飞射之下,理直气壮地热爱其子,并把这种感情泛而至于广大人民,并不失为丈夫本色,而那些标榜“无情”的人却跟豪杰一点也不沾边。诗人痛斥“无情”论者,没有回避“怜子”,相反地正以“怜子”来证明攻击者的卑鄙,这就完全取得了主动的地位。这两句诗语意深刻,对仗天成,有否定,有肯定,有判断,有诘问,毫不费力,轻而易举,使得讥讽者自讨没趣,本相毕露。
后两句“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把“怜于如何不丈夫”的句意,扩展开来,在生动的比喻中给攻击者以嘲笑和挖苦;把老虎虽猛也要怜子之意充分表现出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记述说:“海婴性格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答客诮》一诗,完全写出了这种爱怜的情绪。”
这首诗,作者鲁迅分别通过否定句、反问句、疑问句,完成了诗的“起”、“承”、“转”;诗的首句“无情未必真豪杰”采用了否定句,这在诗歌创作中并不常见,但直白易懂,起到了开宗明义的作用;第二句“怜子如何不丈夫”承接第一句,通过反问句式,在意思上更进一层,把“丈夫”与“怜子”联系起来。全诗的题旨更加具体显豁,范围由一般意义的“豪杰”缩小到有孩子的“丈夫”们;第三句干脆不再讲究委婉与周严,直接用“知否”打头,发出无可辩驳的质问——“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推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语气也更加坚定。“未必”、“如何不”、“知否”都有否定语,却使立论步步深入,也使感情越来越强烈,为最后一句的“合”做了充分的铺垫。
“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采茶的时节。谚语道:“谷雨谷雨,采茶对雨”;古人云:“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谷雨时,采摘的茶细嫩清香,味道最佳,谷雨品新茶沿袭至今。传说谷雨这天的茶喝了会清火,所以南方有谷雨摘茶习俗。谷雨这天,不管是什么天气,人们都会去茶山摘一些新茶回来喝,以祈求健康。
诗的首联展现了一幅清新的采茶图:谷雨时节,茶山如水墨画一般清新、秀雅、灵动。淡淡一片,新绿一片,蒙蒙一片,如烟如雾,或是牛毛般的细雨,飘洒在娇嫩的茶芽上。采茶人错落有致,协调有序地采摘,像是有人在无声指挥似的,双手有节奏地在茶尖上画着拍子,又似女子在温柔地轻抚琴弦。
“并手”、“难盈笼”,把谷雨采新茶的辛苦与后文以茶馈友的习俗,串成一根情丝,“礼轻情意重”的中华茶礼仪尽显其中。在中国的茶文化史上,常以茶馈送亲友,在这赠送和收受的过程中,许多文人学士常伴以诗文。
本诗尽显了谷雨节气习俗,茶文化礼仪等中国传统文化。
此诗起首二句就幻化出一个仙女下山的浪漫飘渺的图像。神话传说中舜帝的两名妃子娥皇与女英正依傍了清风在飘飘降临。而九嶷山正是葬舜之处。这二行诗也自然让人想到《楚辞》里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二行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二位仙子又从青山白云之间乘风而下了,她们为何而来?为情而来,为美丽的霞姑而来。
接着的二句写仙女的音容面貌,其中也植入了杨开慧烈士,诗人早年的妻子的美丽身影,天上人间神人合一,难以区分。斑竹上凝结了万千晶亮的泪珠,而红霞片片是仙女的衣裙,也象征及比喻为杨开慧的英灵。如唐代刘禹锡《潇湘神》一诗的“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一样,诗人毛泽东也在诗中借“斑竹一枝千滴泪”寄托他对杨开慧的绵绵哀思。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永恒的相思啊!诗人对年轻时的爱侣刻骨铭心的相思,正形象地通过斑竹露珠般的泪花渐渐浸透出来。但英烈的牺牲是美好的,是绚丽的,她已幻化为万千红霞飘荡在祖国万里河山之上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从中固然可以看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但它却也表现了毛泽东对家乡人民克服困难的殷般期待,以及毛泽东藐视困难欲战而胜之的坚强意志。古代湖南盛产木芙蓉,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一般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诗中“芙蓉国”的出典。但中有一首诗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我以为,娴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毛泽东不会不想到它。
因此,“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两句诗,既寄寓了他的怀乡念旧之情,也表达了他对于家乡乃至整个中国的明天的展望。如前所述,这首诗是对古典诗歌中友情诗传统的创造性发展。正是因为古人写友情时视野毕竟有限,格局有的比较狭窄,常常限于个人的天地之间,如明代邢昉的“胸前千斛泪如澜,为不逢君未可弹。何日尽情拼一哭,两人相对却成欢”(《寄吴见未》),如明代顾起元的“与君相见倍相亲,忽漫分携更怆神。此夜高歌在燕市,不知肝胆向何人”(《送顾考敷南还》)等等,均是如此。而毛泽东的《答友人》与它们比较起来,不仅可见新旧之别,古今之异,而且可见毛泽东作品境界之高远。
毛泽东这首诗,在艺术上是巨细映衬、点面相形的典范之作。意笔与工笔,概括和精巧,粗犷与细腻,是艺术形象造型的两种不同的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尤其如此。擅长于思想辩证法的毛泽东,同样讲究艺术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诗词包括这首七律,其艺术的总体风貌是继承宋代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风格而作创造性的发展,诗的境界雄浑壮阔,往往神驰寰宇而目空今古。但是,从诗艺而言,一味豪壮,常常就会空无依傍,大而无当,等而下之的就会堕入凌厉叫嚣之途;一味工细,则容易流于琐屑平庸,天地狭窄,等而下之的就会流于晦涩苍白之境。只有大中取小、以小见大,才会大而不空,小而不仄,大小互补,相得益彰。因此,毛泽东既常以其如椽的健笔,挥洒出大的境界(大景),也注意以较为精细的笔墨点染出小的境界(小景)。唯其如此大小结合、巨细映衬,才能创造出豪气干云而情味绵邈的艺术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