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的诗中间二联可以看作对薛宝钗、林黛玉的评价和态度。薛宝钗曾被贾宝玉比喻为杨贵妃，则“冰作影”正写出了服用“冷香丸”的“雪”姑娘其内心冷漠无情恰如“冰”人。“病如西子胜三分”的林黛玉以“玉为魂”，恰说明了宝玉心中的林妹妹纤瑕不染，分外清高。从宝玉对二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中可以知道，宝玉心中只有黛玉才是志同道合的知心人。“晓风结愁”，“宿雨添泪”，表面上是在写海棠，实际却是写黛玉寄人篱下的愁苦心境，以至最终的芳华早逝。“独倚画栏”，“清砧怨笛”是写宝玉在黛玉死后的孤苦心境，是对这份凄美爱情的祭奠。
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这些诗多半都“寄兴寓情”，而作者擅用隐语，往往让诗与人物的情感，故事的背景，甚至是最终的归宿都密切相关。凡此种种，要使每一首诗都多方关合、左右逢源，必须经作者惨澹经营、匠心独运，才能臻于完美的境地。
嗣王朝庙，通常是向祖先神灵祷告，表白心迹，祈求保佑，同时也有对臣民的宣导作用。鉴于周成王的特殊境遇，这篇告庙之辞应有特殊的设计。
开头三句，将成王的艰难处境如实叙述，和盘托出，并强调其“嬛嬛在疚”，无依无靠。国君需要群臣，嗣王更需要群臣的支持，成王这样年幼的嗣王则尤其需要群臣的全力辅佐。强调成王的孤独无援，于示弱示困示艰难之中，隐含了驱使、鞭策群臣效力嗣王的底蕴，这一点在下面即逐步显示出来。
第四句的“皇考”指周武王。武王一生业绩辉煌卓著，诗中却一字不提，只说他“永世克孝”。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则当尽忠，其理一致，为什么不直陈其言呢？盖因在危难、困窘之际寻求援助，明令不如感化，当时周王室群臣均为武王旧臣，点出武王克尽孝道，感化之效即生。
第六句的“皇祖”指周文王，而“陟降”一语，当重在“陟”，因为成王嗣位时在朝的文王旧臣，都是文王擢拔的贤能之士，他们在文王去世之后，辅佐武王成就了灭商的伟业，此时又该辅佐成王来继业守成了。
周公是经历文、武、成三世的老臣，“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又“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史记·鲁周公世家》），一些三世老臣如姜尚等，都长期与他共事，上述对文王、武王赞颂之语，出自他口中，自有非同寻常的号召与约束力量，穆王时太仆正伯冏作《冏命》，所说“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正可见周公的威严。
周公在其子伯禽受封于鲁后曾训戒伯禽要尊贤，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贱”，当然知道成王的身份更为高贵。成王为文王之孙，武王之子，血统至尊，这也几乎就是他继位时全部的政治资本，周公对此不能不充分地加以利用，以期对文王、武王感恩戴德的群臣对成王也俯首听命。因此“继序”一语出现于《周颂·闵予小子》的末句，绝非偶然，它强调成王继承的是文王、武王开创的大业，而“思不忘”对成王固然是必须兑现的誓言，对于文王、武王的旧臣，则是理所当然应尽的天职。
《周颂·闵予小子》隐含着对文王、武王旧臣效忠嗣王的要求，而在这方面，周公又是以身作则、堪称楷模的。他并没有忘记对儿子伯禽的教育与指导，用今天的话说是公私兼顾的，可他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于辅佐成王，他的主要政治业绩也在于此。这方面，《诗经》《尚书》中的许多篇章留下了可信的记录，孔子也一再表示对他的尊崇与景仰。周公与成王虽然一为臣一为君，一为辅相一为天子，但是，要了解成王时政事，却往往先要了解周公。《六经》皆史，读此篇亦可窥周初政事之一斑。
上片先写天意留客。“秋风湖上萧萧雨，使君欲去还留住。”西湖上的晴雨变化是常见的现象，离任的太守陈襄将要远行，却被风雨留住。这是天从人意的美事，老天爷仿佛被送别的人们所感动，所以才特意以“萧萧雨”“留住”客人，满足了大家的心愿，这是老天有情。接下来苏轼笔锋陡然一转，“今日漫留君，明朝愁杀人。”为何这样写。接下去苏轼又把笔锋收回来，申述了一个使人信服的理由，“明朝愁杀人”原来是离情再经过一夜的酝酿和蓄积，会变得更深更浓，到明天送别时一下子爆发出来，会把人“愁”死的！可见老天有情，人更有情。经过这一纵一擒，心理上或情感上的回旋跌宕，苏轼将离情推向了纵深。
下片转换角度，写动人的送别场景。“留人千点泪，洒向长河水。”这两句写“留人”泣别，“留人”是指送别陈襄的一群官妓，同“长河水”联系起来，一方面是由于陈襄乘官船，从水程赴任，另一方面暗用了江淹《别赋》中的词语，“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水。” “留人”泣别是情重怨深的表现，这就把离情推向了一个高潮。“不用敛双蛾，路人啼更多。”这两句又峰回路转，别开境界。苏轼像是对“留人”们说，你们还是收住眼泪吧，且看站立在大路两旁的杭州百姓，他们哭得比你们还要伤心呢！广大百姓自愿前来送别一位离任的地方官，尽情挥洒泪水，离别场面庄严、感人。可以说，这是百姓对一位官员的最高褒奖。苏轼这样写，非溢美之辞。是苏轼从侧面写出了陈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绩，在把离情推向极顶的同时，也暗含着对陈襄流惠于民的赞颂。
全词无一处直接抒写苏轼自己当前的离愁，苏轼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而已。但又无处不渗透了苏轼浓重的离情别绪。苏轼在对实际生活观察和体验的基础上，选取了独特的艺术视角，出奇制胜，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开篇词人即提到“汉中”，除了因为汉中是张仲固要去的地方之外，还因宋高宗即位之初，李纲等人就主张在此地建立行都，出击金军。作者满怀一腔报国之志，一生都渴望光复故土，洗去被金军侵略的耻辱，所以一提到汉中，他便自然地联想到汉朝基业的建立。“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忆了刘邦当年从汉中率军出发，直指关中，把踞守关中的秦的三将章邯、司马欣和董翳相继击溃的往事。那是多么高明的战略决策，多么令人羡慕的战果，而那又全都是多谋善战的汉初三杰的贡献。“追亡事，今不见”词人的笔锋由历史的回顾转向眼下的现实。这段历史趣事和刘邦帝业联系在一起，尽管时移世变，也没有冲淡人们美好的记忆。然而如今的雄豪意气何在？这里词人借用唐代李峤《汾阴行》的诗句：“世事回还不可测。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借古是为了喻今，当时偏安的朝廷，屈辱求和，国势日衰，没有一点振奋作战的气象。词人面对着眼前的剩山残水，怎能不使他感伤落泪呢！“胡尘未断”和“塞马空肥”，既写出严重的民族危机，又抒发报国无路的悲愤。词人追忆刘邦充满荣光的战斗历程，无奈如今的朝堂却是一派文恬武嬉，国势衰微，萎靡不振。大好河山看似依旧，其实早已被金军的铁骑踏遍。看着敌骑在南宋的疆土上肆意驰骋，像词人这般怀有一腔报国之志的血性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
下阕开头“一编书是帝王师”，用张良佐汉的故事，与篇首回应。下句“小试”二字微讽。既是“帝王师”，为什么不大用，而只“小试”呢？但又是双解。小试之后，必有大用。“更草草离筵，匆匆去路，愁满旌旗”，词人心中对友人的不舍随着分别时刻的临近而越来越深。以“更”字领起，纵笔直抒，沉恨离愁，尽吐纸上，充分揭示出别离时的愁苦心境。“愁满旌旗”一句，言无知的旌旗也会染上他俩的别愁，写离情最独到。“君思我，回首处，正江涵秋影雁初飞”，作者当时也已经接受改任知隆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之命，很快就要去江西赴任。当张仲固抵达汉中，回首思念今日为他践行的人时，辛弃疾早已离开此地，到达南昌了。“安得车轮四角，不堪带减腰围”，离别在即，词人满腹离愁无法化解，真希望车轮能在一夜之间生出四角，使张仲固因无法离开而多停留几日，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分别之后，思念定会让作者变得更加消瘦。以上两句，一句从对方思念自己着笔，以“江涵秋影雁初飞”的成句，写孤独的友人望雁寄情之貌，寓情于景；一句从自己思念友人出发，以“车轮四角”写留别苦情，“带减腰围”写别后相思。
本篇结构颇为紧凑。例如上片只有两层意思，其问以“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过渡，既感慨再也见不到汉初风云际会，君臣相得的盛况，又痛惜眼前山河分裂、神州陆沉的现状。这样，就使怀古与伤今浑然联成一体，可以全面地表达词人炽烈的爱国之情。下片在结构安排上也有相似之处，即从张仲同写起，以“回首处”二句过渡，接写作者的愁怀。其次，本篇语言也颇为精练（这包括运用古人的现成诗句）。例如“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原是唐代李峤的诗句，但词人却能翻出新意，一扫原诗物是人非、富贵易失的消极情绪，用来描绘爱国志士目睹故国山川、热泪纵横的情景，恰到好处，足见作者驾驭语言的高度能力。
此诗前四句中“难久居”“不可量”“昔”“今”“春”“秋”等暗示生命盛衰的意象中无不贯穿着时间的线索。“三春蕖”是对“荣华”的呼应，“秋莲房”既暗示了生命的成熟，也预示了生命的衰老。盛与衰这一对立的意义包含在同一个意象之中。物壮必老，这是老庄的哲理，也是生命自然的规律。然而，对生命更为残酷的是“严霜结野草，枯悴遽未央”的无奈之境。“柔卉被霜，萎乱纷纭，根叶辄相纠缠”（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暗示了人两鬓披霜，发如枯草的暮年的衰残。“枯悴遽未央”句，生命的“半死半生之况，尤为惨戚，‘未遽央’三字添得味长。”（《陶诗析义》）它是对生命衰而未竭的隐喻。
全诗抒发了感慨衰老、眷恋往昔之情。诗的开头两句，以议论的形式，阐明了宇宙间的一个普遍法则：荣华是难以长期保住的，万物之盛衰一直在变化，是难以预测的。
诗人在永恒的大自然中选取人们最常见而又最具代表性的地上生生不息的植物（莲花、莲蓬、野草）和天上周而复始的日月，与短暂无常的人的生命以及难以持久、不可预测的荣华富贵、事业兴衰相对比，这怎能不叫人“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啊。诗人就喜欢和自然界对话，这可以因得到灵感而喜，也可以被悲哀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