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先写漏声催促着天色破晓，后用“仙桃”代表宫内春景，点出景色醉人。这一联主要突出“早朝”。
颔联则分别写朝见时的仪仗和宫殿中的自然景观及气氛。春日和煦，旌旗上的龙蛇似乎也随着春天的到来而获得了生气，旌旗猎猎，龙蛇也好像在腾跃。大明宫里，和风轻吹，燕雀轻快而高兴地在天上飞着。“日暖”，也含有赞美“圣恩”惠及万民，连龙蛇、燕雀亦且广沽皇泽之意。这一联主要突出“大明宫”。
前二联主要写的是“早朝大明宫”的原题。因为是和诗，接着就不免要转到原诗的作者身上来了。颈联写退朝后，重点突出写贾至的儒雅风流和备受君主恩宠。
尾联用了两个典故。先看丝纶美。因为贾家父子历任两朝的中书舍人，后有一日贾至供职的肃宗对贾至说，“昔先天诰命，乃父为之，今兹命册，又尔为之，两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谓继美矣······”主要意思是赞扬贾至继承了父亲的才华，并能做出像父亲一样的政绩，实在是朝廷里的一段佳话。“池上于今有凤毛”里的凤毛并非简单的凤毛麟角的凤毛，也不是简单说贾至的才华出众，在一班大臣里很少见。而是用了一个典故：南朝时有谢凤和谢超宗父子，他们文章风格和成就都很出众，于是梁武帝就称赞他们说，“超宗殊有凤毛”。意思是想说谢超宗终归继承了父亲谢凤特有的风格和才华。这两句进一步称颂其家世的文采和父子两代执掌朝廷起草诏命职务的荣耀。
这首诗按其体例是一首台阁应酬式的诗，在杜诗中是很少见的。乾元二年（759）在长安任左拾遗也正是杜甫仕途生活中最重要或最煌赫的时期。因为是同僚之间唱酬之作，因此格调也就平正典雅，并且不乏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意味。整首诗艺术上格法严谨，脉胳分明，深得和诗之体，所以历来的诗家对它十分推重。尤其是它的颔联“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字里行间洋溢着一派冲融和悦的春天气息，诗家评价很高。当时唐王朝于安史之乱中初得安定，朝廷上下都以为中兴在即，升平可望，因此王维和诗中也有“九天闻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种充满信心的句子。整首诗看来，确乎体现了杜甫诗歌“清词丽句”的另一面特色。另外，即使在清词丽句中，仍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挺拔之姿和雄健之气，这也是杜诗的独特面目。黄生评杜、王、岑三首和诗时说：“杜老气无前，王、岑秀色可揽，一则三春秾李，一则千尺乔松。”苏轼评颔联为“伟丽”，都是此意。
杜甫的这首诗里带出了几分山野的情趣，以及对历史透彻的理解，光是意境就比贾至的高远。这首诗少了一般诗人写宫廷生活所会有的呆板，多了些灵气，而又不减少场面的宏大气势，杜甫比起贾至来绰绰有余。思想决定文章的外在，再如何隐藏，字里行间的精神是很难不露端倪的。贾至是世家出身又较为一帆风顺的人，杜甫则才华横溢饱经风霜，这两种人写出来的文章当然不一样。
宋征舆，与同乡陈子龙、李霁称“云间三子”。宋于陈去世那年（1647）即顺治四年，进士及第。宋之事清与隐匿之殉明，大相径庭，但并不妨碍他对朱明故国的缅怀和伤悼。这首词记录了在南京的见闻，浸润着宋征舆对故国衰亡的无限凄伤。
“春流半绕凤凰台”，起韵点明地点。“凤凰台”在南京秦淮河附近的凤凰山上，相传南朝刘宋永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在古代，凤凰被视为祥瑞之物。李白曾有名作《登金陵凤凰台》，慨叹六朝繁华一去不返。宋征舆透支了李诗的一部分诗趣。“十年花月夜，泛金杯”，写往日的情景。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定都南京。朱元璋死，以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建文元年（1393），朱允炆四叔燕王朱棣自北平（今北京）起兵，自称“靖难”，四年破京师，夺取帝位，年号永乐。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设有职无权的六部。至明末崇祯年间，北京成为起义军和后金攻击的目标，许多大官显宦南迁留都，于是南京又显现出短暂的病态的繁华。第二韵写的就是这个史实。句中的“泛”字，出语轻微，却勾勒出享乐于金陵的人们的醉生梦死的情态。
“玉箫呜咽画船开”，写现时的情景。古诗词里常用“吟”来描写玉箫的乐音，此处却用“呜咽”。未必是箫声凄伤，这在是因为宋征舆心绪凄伤的缘故。“清风起，移棹上秦淮”，一接触到“秦淮”，立即使人联想到杜牧的名作《泊秦淮》。杜牧是夜泊秦淮，宋征舆也是夜泊秦淮。杜牧辛辣地讽刺了南朝陈后主的荒淫误国，宋征舆却在词句中寄寓着故国衰亡的凄伤，当然，其中不无对不念国亡仍然享乐者的愤慨。
“客梦五更回”，宋征舆梦中思索些什么呢？“清砧迎塞雁，渡江来”，这句交待了此作的时令：秋风萧萧，塞雁南迁。由此可以推算，这首词是宋征舆由京外放福建布政使，途经南京时所作。
“景阳宫井断苍苔”，这一韵分明是造境。上征暂歇处分明是在秦淮，“客梦”之后怎会出现“景阳宫井”呢？借梦造境无疑。“景阳宫井”又名胭脂井，故址在今南京玄武湖西侧。据《陈书·后主纪》，祯明三年（589）隋兵攻占台城（今南京），后主闻兵至，与张妃丽华投此井。至夜，为隋兵所执。宋征舆引用“景阳宫井”的典故，分明是为了抒写故国衰亡的哀思。
“无人处，秋雨落宫槐”，景阳宫井已不见苍苔，景阳宫中也不见人迹，满目萧疏，一派荒凉，只有淅淅沥沥的秋雨润着寂寞的宫槐。在这充满凄伤的景象里，依稀可见宋征舆凄伤的形象。
题曰“漫兴”，是罢官归田园居后的自我解嘲之作，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则胸中有郁积，腹中有学养，一触即发，一发便妙，不可以寻常率笔目之。
词的上片通过汉代李广李蔡才干高下有别然而遭遇却恰恰相反的强烈对比，借以痛斥南宋当局在人才使用上执行的佞谀升迁、真虎不用的原则。下片借除草、灌溉方面的道理隐喻必须除旧布新，解决积重难返的问题。词中不论是用典还是设譬，极为简洁而洗练，准确而生动，表现了作者语言艺术的功力。
上阕用典，全从《史记·李将军列传》化出，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西汉名将李广四十余年中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英名远播，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小令篇制有限，不可能悉数罗列这位英雄的传奇故事，因此词人只剪取了史传中最精彩的一个片断：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元光六年），李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广军败被擒。匈奴人见广伤病，遂于两马间设绳网，使广卧网中。行十余里，广佯死，窥见其傍有一胡儿（匈奴少年）骑的是快马，乃腾跃而上，推堕胡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归汉。匈奴数百骑追之，广引弓射杀追骑若干，终于脱险。斯人于败军之际尚且神勇如此，当其大捷之时，英武犹胜。司马迁将此事写入史传，可谓善传英雄之神。作者从史料中选取这一片断，是见其匠心独运。
“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史记》叙李广事，曾以其堂弟李蔡作为反衬。词人即不假外求，一并拈来。蔡起初与广俱事汉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官至二千石（郡守）。武帝时，官至代国相。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右贤王，有功封乐安侯。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为丞相。他人材平庸，属于下等里的中等，名声远在李广之下，但却封列侯，位至三公。词人这里特别强调李蔡的“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一“却”字尤值得品味，上文略去了的重要内容——李广为人在上上，却终生不得封侯，全由此反跌出来，笔墨十分节省。
四句只推出李广、李蔡两个人物形象，无须辞费，“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楚辞·卜居》）的慨叹已然溢出言表了。按词人年轻时投身于耿京所领导的北方抗金义军，在耿京遇害、义军瓦解的危难之际，他亲率数十骑突入驻扎着五万金兵的大营，生擒叛徒张安国，渡淮南归，献俘行在，其勇武本不在李广之下；南归后又献《十论》、《九议》，屡陈北伐中原的方针大计，表现出管仲、乐毅、诸葛武侯之才，其韬略又非李广元所能及。然而，“古来材大难为用”（杜甫《古柏行》），如此文武双全的将相之具，竟备受猜忌，屡遭贬谪，时被投闲置散。这怎不令人伤心落泪！因此，词中的李广，实际上是词人的自我写照；为李广鸣不平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矛头是冲着那人妖不分的南宋统治集团来的。
下阕写实，就当时的田园生活抒发感慨，满肚子苦水都托之于诙谐，寓庄于谐。
“蔡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二句对仗，工整清新。上下文皆散句，于此安排一双俪句，其精彩如宝带在腰。“蔡”，通“耘”。“笕”，本为屋檐上承接雨水的竹管，此处用作动词，谓截断竹管，剖作屋瓦。既根除园中杂草，又修葺乡间住宅，词人似乎准备长期在此经营农庄，做“粮食生产专业户”了。于是乃逗出结尾二句：“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话说得极风趣，然而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含着泪的微笑，其骨子里正不知有多少辛酸苦辣。“舍我”句本出《孟子·公孙丑下》，到得词人手中，一经抽换前提，自负也就变成了自嘲。尽管词人曾说过“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见《宋史·辛弃疾传》）的话，并不以稼穑为耻，但他平生之志，毕竟还在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旌旗万夫，挥师北伐，平定中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辛弃疾岂满足于做一“农业劳动模范”。读到这最后两句，读者真不禁要替词人发出“骥垂两耳兮服盐车”（汉贾谊《吊屈原赋》）的叹息了。南宋腐朽不堪，萎靡不振，始困于金，终亡于元，非时无英雄能挽狂澜于既倒，实皆埋没蒿莱之中，不能尽骋其长才。千载下每思及此，辄令人扼腕。惟一切封建王朝，概莫能外，盛衰异时，程度不同而已。观辛弃疾此词，其认识价值就在这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