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词是流传于北宋年间的一首无名氏作的词，宋徽宗政和七年，流传于邻邦高丽（今朝鲜），后失传，幸而在朝鲜《高丽史·乐志》中保存下来。此词语言俚俗，但表达了市丹青年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艺术表现直率朴实，是一首很有水准的诗词。

　　这首词以男性、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表现的情感率直，内容也是有关桑间之情濮上之意这类词。上片表现了主人公对意中人的相思之情。“想风流态”二句，表达作者对初次欢会时对她的深刻印象。一个“想”字直抒情怀，表现了对意中人难以泯灭的印象。

　　作者运笔巧妙，对意中人的描述，没有一句具体的描绘，但句中流露中“她”体态风流，媚力四射，无一处不取悦于人，无一处不具有女性的魅力，使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他意中人妖娆的外貌与内心的多情。“恨别离时”三句又用一个“恨”字转入对别后相思的叙述。爱之愈深恨之愈深，而此时的“恨”更是此人感到主人公对意中人的相思之苦。“恨”只为“别离时太言易”，惋惜相聚时的短暂，“恨”只恨“相思泪滴香笺字”，相思之苦，眷恋之深跃然纸上。“画堂深”三句补充说明了相思痛苦的缘由：却只见画虚深远，门户重重，鱼雁难传，相见无时，即使相思句写万言，相思泪湿香笺也无剂无事，一片绝望之情。

　　下片表现主人公对未来的美好设想与美好祝愿。

　　“似当日”一句承前启后，既说明相见无日之意，相会无期之苦，又满怀对未来的美好遐想。“愿早早”二句以一个“愿”字使主人公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代替愁苦的情调。“美景良辰”三句表现了主人公与其意中人对未来美好爱情生活的憧憬。主人公此时深深感到青春时光的美好决不应虚度，欢娱的相会不能轻易分离。“鸳鸯帐里鸳鸯被，鸳鸯枕上怨鸯睡”，短短两句话却重复四次“鸳鸯”二字，使人印象极为深刻。

　　“鸳鸯”在民俗中是情侣，夫妇的象征，在民间的男女生活中极其常见。“鸳鸯”的帐、被，枕都表达他们对甜蜜幸福的期望和享受。重叠连锁的句式也极富有浓厚民间文艺的气息，充满美好爱情天长地久的向往。最后“似恁地”三句，更是如情侣间的誓词般表现出双方对幸福生活长久永远、绵绵无尽，“千秋万岁”的追求。

　　这首词词句不多，但短短的小词表现当时市井青年男女蔑视礼法，为爱情婚姻的自由不顾千难万险的新的爱情观念，表现当时社会的进步，对现在的人们也有一定的意义。

　　此诗仅仅八句，就概括地速写了一位游子思乡的形象，和他欲归不得的迫切心情，栩栩如生。这得益于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此诗善用设问与夸张。在卫与宋国之间，横亘着壮阔无涯的黄河，此诗之开篇即从对黄河的奇特设问发端——“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发源于“昆仑”的万里大河，在古人心目中本是“上应天汉”的壮浪奇川。当它从天泻落，如雷奔行，直闯中原大地之际，更有“览百川之弘壮”、“纷鸿踊而腾鹜”之势。对这样一条大河，发出否定式的“谁谓河广”之问，简直无知得可笑。但是，诗中的主人公非但不以此问为忤，而且断然作出了傲视旷古的回答：“一苇杭之！”他竟要驾着一支苇筏，就将这横无际涯的大河飞越——想像之大胆，因了“一苇”之夸张，而具有了石破天惊之力。

　　凡有奇特夸张之处，必有超乎寻常的强烈情感为之凭借。诗中的主人公之所以面对黄河会断然生发“一苇杭之”的奇想，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此刻正升腾着无可按抑的归国之情。接着的“谁谓宋远？跂予望之”，正以急不可耐的思乡奇情，推涌出又一石破天惊的奇思。为滔滔黄河横隔的遥远宋国，居然在踮脚企颈中即可“望”见（那根本不可能），可见主人公的归国之心，已急切得再无任何障碍所可阻隔。强烈的思情，既然以超乎寻常的想像力，缩小了卫、宋之间的客观空间距离；则眼前的小小黄河，则可以靠一苇之筏超越。

　　所以当诗之第二章，竟又以“谁谓河广，曾不容刀”的夸张复叠时，便不会再令人感到吃惊或可笑，反倒觉得这“奇迹”出现得完全合乎情理。强烈的感情不仅催发了作诗者的奇思，也催发了读诗者一起去大胆想像：夸张之荒谬已被情感之认同所消解，现实已在奇情、奇思中“变形”。此刻出现在你眼中的主人公形象，当然已不再是隔绝在黄河这边徙倚的身影，而早以“一苇”越过“曾不容刀”的大河，化作在所牵念的家里欣然“朝食”的笑颜了。

　　以突兀而来的发问，和奇特夸张的答语构成全诗，来抒泻客旅之人不可遏制的思乡奇情，是《卫风·河广》艺术表现上的最大特色。否定式的发问，问得如一泻汪洋的黄河怒浪之逆折；石破天惊的夸张，应答得如砥柱中流的峰峦之耸峙。其间所激荡排奡着的，便是人类所共有的最深切的思乡之情，它不能不令千古读者为之而动容。

　　诗人不但运用设问与夸张的语言加以渲染，而且还以排比、迭章的形式来歌唱。通过这样反复问答的节奏，就把宋国不远、家乡易达而又思归不得的内心苦闷倾诉出来了。这首诗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好像现在的顺口溜民歌一样，通俗易懂。但它有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宋国既然“近而易达”，那么，他为什么不回去呢？这当然有其客观环境的阻力存在，不过这是诗人难言之隐，诗中没有明说罢了。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是会引人产生各种猜想和回味的。

　　此赋先以序文略叙长杨之猎，而在赋辞之中就完全脱离长杨之猎而议论，以汉高祖的为民请命、汉文帝的节俭守成、汉武帝的解除边患来显示出汉成帝的背离祖宗和不顾养民之道。全赋仿效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在结构和遣词用句上无不则其步趋、祖其音节，可谓神形俱是，但在命意、文章的气势以及意境上又大不相同，脱胎而出又自成新意，以田猎为构架来概述历史，树立楷模，颂古鉴今，讽刺了汉成帝的荒淫奢丽。

　　在内容上，此赋变《羽猎赋》的“序以议论，赋用叙事”为“序用叙事，赋用议论”，并运用了一种论点明确、意在辞先的罕见的作赋方法：在赋的序言中，作者便揭通过露了君王狩猎而“农不得收敛”的事实明确了全篇的讽谏立意。因此题材虽是田猎，但全文几乎未涉及田猎的本身，更不及对盛况的铺叙和及于对“盛德”的歌颂，赋的正文先通过子墨客卿之口质疑，揭示了校猎前期准备活动劳民伤农：“颇扰于农人。三旬有余，其勤至矣，而功不图。”揭露了君王这一“岂为民乎哉”的行为动用农民、军队，大肆围猎，影响生产的事实，十分尖锐地提出君王应以“养民”为准则、 “动不为身”、“玄默为神，淡泊为德”。

　　接下来，翰林主人的答辩委婉而具深意，没有就对方的质疑作正面的“解惑”，而是逐层叙述了以往三世先皇德泽在民的前功往烈：汉高祖历艰除暴，创业垂统；汉文帝险约守成，恢弘治绩；汉武帝平息边患，扩展威德。这都是为国为民，也获得了国宁民康的效验。其中，“其后，熏粥为虐。……金革之患“一段描写的是武帝时期的武功，虽然作者没亲眼见过卫青、霍去病兽征的场面，但这段却以文学上的想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卫青、霍去病征匈奴的战争场面，杀伐之气跃然纸上。

　　在逐层叙述了以三世先皇的前功往烈中，作者借翰林主人之口，假驳斥子墨客卿为名，以历代君王的行为为论据，一方面为了说明应法祖而治国，即治国要以文武之道，君王应该做到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则为了说明崇武也是必需的，但武功是在特定环境中才应用的。双管齐下，含蓄地表达了对汉成帝荒淫畋猎的不满。赋随后切入汉成帝这次大校猎本身，说这是为了习练武备而安排的暂时活动，皇帝是有所警惕的，继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昌盛安宁的大治局面。很明显，这里作者只是表面上颂扬武功，甚至打出“胡人获我禽兽，竞不知我亦获其王侯”的招牌，而其实质还是非难而进行讽谏。只是手法上巧妙婉转一点，文意上也显得曲折起伏，耐人寻味。

　　综而观之，全赋议论凌厉，气势逼人，以正言出微词，泼辣而有节，通过隐晦曲折的手法在歌颂汉皇朝的声威和皇帝的功德的同时蕴含讽谏，从侧面揭露了封建帝王为了满足一己之淫乐而滥用民力，荒误农工的荒唐行为，反映了作者思想上进步正直的一面显示了作者作为辞赋家的词采风发的才能，又表现出作者作为议论家的逻辑缜密、无懈可击的特色。

　　在艺术结构与表现手法上，此赋中史实可以征信，辞藻使用得比较恰切，词旨分明，语言精炼，作者的意旨表达得晓畅深刻，颇具可读性。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