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此诗开篇云:“吴山高、越山青,握手无言伤别情。将欲辞君挂帆去,离魂不散情郊村。”结尾云:“挹君去、长相思,云游雨散从此辞。欲知怅别心易苦,向暮春风杨柳丝。”可谓感人至深,然则别人之义却不见于题目。郭沫若先生曾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
全诗可分为三段,下面就逐段进行分析。
诗的开头五句,是写李白与元丹丘在茅山告别的情形。“吴山高,越水清。”这是点出告别的地理环境,在吴山越水之际。此地应指的是茅山(在今江苏句容县),而不是横望山(在今安徽当涂县东六十里)。因茅山在东汉以来,就是道教的圣地和中心,而且在吴山越水之间。南朝道士陶弘景所隐居之地,据《南史》本传中说是在“句容之句曲山”,即茅山。《弘志句容县志》中记载,陶弘景的隐居之所和炼丹之处也都在茅山。元丹丘在天宝末到江东访道,当在茅山而不是横望山。此五句说,在吴山越水之间的茅山,李白紧紧握着老友元丹丘的手,在默默无言地告别,马上就要乘船离去了,但是他的心还萦绕在老友的身边不忍离去,河岸边但见情绕郊树,情景凄迷,一派黯然伤别的气氛。
这对交情深厚的老朋友,在无言泣别之际,几十年交往的情景,都油然涌向心头。以下十四句是他们对往事的回忆。
首先是李白和元丹丘在长安交游的回忆。元宝元年(公元742),元丹丘入长安为西京大昭成观威仪,他曾通过玉真公主(唐玄宗的御妹)将李白推荐给唐玄宗。玄宗一开始像对国士一样对待李白。李白初到皇宫被召见时,玄宗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遂直翰林,专掌密命。”(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李白对元丹丘这一推荐之恩,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所以在这首赠给元丹丘的诗中,首先就提到这件事。当时二人同在长安。春天,他们一同在长安酒市中饮酒;年节时,他们又一丽封王公显贵家里去赴宴。接着又回忆他们一同求仙学道的事。李白非常羡慕元丹丘道书满架,素书满案。在洁白绢素上写满了朱色的字迹的道经和符箓,在李白看来竟如霞光一样的灿烂。“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这段文字是李白当时热衷道教神仙的忠实写照。“穷冥筌”就是探索成仙得道的奥妙和绝窍。“脱屣’是说抛弃尘俗的牵挂,就像脱去鞋子一样,不值得留恋。“壶中”句是引用了一则道教神仙故事。有一个叫施存的人学道,邂见一个叫张申的老人。此老人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能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夜可宿壶内。此人自号为“壶天”,别人称他为“壶公”(见《灵台冶中录》,《后汉书·费长房传》亦载此事,文字有所不同)。这里“壶中”指的是不同于人世间的神仙世界,所以说是“别有日月天”。李白为什么这样热衷于神仙道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在人间“行路难”,“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在政治上遭到惨重的失败才不得不遁入道流。另一方面是道教的神仙世界,确实有吸引人的地方。对于在现实中遭受挫折,受到压抑的人们,道教的神仙世界无疑是他们展现精神自由的理想天国。在这里他们受伤的心灵可以得到慰藉,疲惫的身心可以暂时得到休息和恢复。
从“俯仰人间”以下四句,写的是李白与元丹丘从嵩山分别以来到今日茅山相逢的经历。“易凋朽”句,是感叹人生时光易失,二人相别之久;“锺峰五云”句是即目抒情,同时以青山的不朽感慨人生的易朽。“锺峰”是指金陵的锺山,茅山离金陵不远,晴日镳山在茅山可见。“五云”是指茅山的五云峰,二峰在元丹丘茅山的隐居处的窗口上即目可见。“玉女窗”是嵩山峰顶上的一处名胜风景,此处代指嵩山。“洪崖”是道教中的仙人,此指元丹丘。开元中,李白曾从元丹丘在嵩山求仙学道,他们曾一同游过嵩山上的玉女窗等风景名胜。后来二人就分别了。如今他们又在道教名山茅山上会面怎能不令人把手高兴呢?以上是本诗的第一段,写李白与元丹丘在茅山告别的情景,并回忆了几十年的友好交往,二人在长安的交游,一同求仙学道具的经历,昔日从嵩山分手,今日在茅山重逢等种种情景。
从“隐居寺”至“遥相待”十一句,是本诗的第二段。描写回忆李白与老朋友见面、重游茅山的情景和感慨。
“隐居寺,隐居山。陶公炼液栖其间。”陶公是指道教茅山宗的开山人陶弘景。他曾在茅山长期隐居炼丹。隐居寺,隐居山自然都是在茅山。此句中的陶公,当也有暗喻元丹丘的意思,说他在茅山修道炼丹。“灵神闭气昔登攀,恬然但觉心绪闲。”此二句是说李白年轻时曾攀登过茅山,那时是步履轻健,如走平地,觉得非常轻松。言外之意是说自己的腰脚如今已大不如昔了。“数人不知几甲子,昨来犹带冰霜颜。”此二句是指此次重见面的茅山几个老朋友,他们如今也都是满头霜雪,鬓发皆白了。“几甲子”,即几百岁之意,一甲子是六十年。说不知道他们有“几甲子”,是故意神而奇之。犹如说他们是“老神仙”,不知道他们有多大岁数。“我离虽则岁物改,如今了然识所在。”此二句说,我离开这里的年岁已久,虽然时过景迁,许多地方和景物都改变了模样,但是,对以前的旧游处,我还是能清楚地辨认出来。郭沫若将“如今了然识所在”一句,解释成“表明李白是觉悟了,要和一切迷信幻想脱离了。”(《李白与杜甫》第91页)这显然是望文生义,是不符合此诗原意的。“别君莫遭不尽欢,悬知乐客遥相待。”意即这次重游虽然时间仓促,旋即告别,君莫要因没有尽欢而感到歉意,在我未来之前你就早做好了迎接我的准备,你的好客之情我是早就予料到的。
从“石门流水”以下的十二句,是本诗的第三段。写李白辞别元丹丘将要回到石门旧居的情况和感想。紧扣了此诗的题目,《下途归石门旧居》。石门竟在何处?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清人王琦说此诗中的石门在横望山。我们不同意他的说法。冲国叫石门和石门山的地方甚多,有十几处,在李白的诗中就有丘家中去,也不会将朋友的家说成是自己的旧居。鲁郡石门,薄李白东鲁的家很近,极有可能有旧居在那里,但与此诗中所写的石门不合。诗中写道:“石门流水遍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不知何处得鸡豕,就中仍见繁桑麻。”诗中的石门,显然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的翻版“不知”二句,显然是《桃花源记》中的“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改写。李白所说的“秦人家”当是指桃花源一类的避世之所,决非是他,鲁郡故居附近的石门山。而应是李白所一直艳羡的南朝山水诗人所最喜游览的永嘉石门。“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与周刚清溪玉镜潭宴别》)“缙云川谷难,石门最可观。瀑布挂北斗,莫穷此水端。喷壁洒素雪,空潆:生昼寒。”(《送王屋山人魏万至王屋》)这个永嘉石门的所在地,就是道书中所谓的“元鹤洞天”、“乃三十六洞天第三十”(《浙江通志·处州·青田县》)的道教胜地,又是谢灵运笔下的名胜之地,当然也是李白所向往的世外桃源了。所以诗中说;“翛然远与世事间,装鸾驾鹤又复远。”就是说他要逃遁世事,远离人间,乘鸾驾鹤,远远地飞向神仙世界。所以说,诗中的石‘门,不可能是他东鲁故家附近的鲁郡石门,而只能是桃源仙境、门,不可能是他东鲁故家附近的鲁郡石门,而只能是桃源仙境、神仙洞天的永嘉石门。
这样,诗题中的“下途”二字也好解释了,就是离开茅山李一自所要去的下一站,就是永嘉“石门旧居”,因李白多次在浙东漫游,永嘉石门也有他的旧居,是极可能的。“何必”二句,显示李白藐视权贵、轻视富贵的思想,表现了李白受道家影响所形成的旷达超脱、不受外物所役的自由人格。可以说这是道教影响,所给予李白的积极面。
“揖君去,长相思。云游雨散从此辞。”,“云游”一句,郭沫若解释说“这不仅是对于吴筠的诀别,而是对于神仙迷信的诀别。……更可以是说对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的诀别。”(《李白与杜甫》第98页)这样解释虽可以拔高李白的思想境界,但可惜大违诗人的原意。李白的意思不过是与老朋友元丹丘揖别而去,从此他们就像云飞雨散一样,天各一方,彼此只有两地长相思了。仅此而已,并没有与道教神仙、与市侩社会诀别的微言大义。因为在魏晋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道、释三教的思想就像是思想血液中必不可少的成分,流动在每个中国文人的血脉里,只不过各种思想成分的比例在各个人身上不同罢了。或者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各种思想在他心中的地位,发生了此涨彼落或彼涨此落的变化,但决无完全向某一思想诀别之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李白此诗最后二句所说。“欲知怅别心易苦,向暮春风杨柳丝。”这本来是说他相思别离之情思,绵绵不绝,如同春天的柳丝一样坚韧,不易折断。我们也可以借此解释,说他对道教的感情,就如绵软的柳丝一样的细长坚韧,是很不容易折断的。尽管在他的晚年对道教的神仙迷信确实有所觉悟,但他对道教仍还是一往而情深。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这首诗揭示了农民的悲惨遭遇。诗首句言稻谷因旱灾欠收,次句言荞麦因霜冻绝收,勤苦一年,连遭灾害侵袭,心境凄惨可想而知。三句是一个顿宕,说已做好心理准备忍受长年的饥荒,四句又是一个转折,闰月使时光愈觉难熬,先说准备忍,再说实不堪忍,将农民的悲苦无助描写到极致。
这首诗用层层迭加的手法,步步推进,揭示农民的苦难,作者悲悯同情的意绪浸透于字里行间,使作品字字血,声声泪,扣动读者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