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自传的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自传的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自传的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
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传记一般要在开头交代传主的姓字籍贯，而这篇自传开头却说：“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这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体例，表示自己既过半隐居的生活，自己的姓名之类无所谓了，同时也透露自己因酒醉之深而忘记而糊涂了。接着写他在洛阳住处的环境及爱好。他“家虽贫，不至寒馁”，这是半隐居生活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七岁十年中，白居易先后在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官职，其中除河南尹两年外，另外两个官职都是一种加官，并非实职，可以领到薪俸但不用于实事，很清闲。这种既当官又无实职的生活，白居易称为“中隐”。他在《中隐》一诗中说过，不做官便要有冻馁之苦，做高官便要有忧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际上这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陶醉于饮酒、作诗，这就点出了“醉吟先生”的题意。
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研究佛学，与佛教朋友、诗友、酒友交官，听歌吟诗，饮酒、官山水，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
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因此表面上“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认为沉迷在醉吟之中是“幸甚，幸甚”，其实内心并非真的一味快乐“自适”。他的“吟罢自哂”是一种苦笑。因为传主“醉复醒，醒复吟”，“醉吟相仍”，整日在昏昏沉沉之中。这种状态决非是正常的生活，也决非是真正的内心快乐。他醉吟的目的，是为了“得全于酒”，借酒麻醉自己，避开政治斗争，免祸求全。所以传主纵情诗酒，在表面的闲适中还隐藏着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沉重的失落感和内心苦闷。白居易在早年曾写过许多讽谕诗，为民叫苦，干预现实；作为一个左拾遗的谏官，也曾尽过职责。而到了晚年，思想消沉，竟成了“醉吟先生”。究其原因，首先不能不归结到封建社会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其次是白居易自己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晚年几乎完全倾向“独善其身”。另外，他还受佛道的影响，使自己的晚年既在佛道中找寄托，又使自己的思想更趋于消极。
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全文从头至尾能紧扣题目中“醉吟”二字，围绕传主别号展开描写与议论，塑造了晚年白居易的自我形象。
全诗四章，其中第三章最重要也最精采，其他各章如众星之拱月，绿叶之衬花。第三章实写丰收，前二章起铺垫作用，末章是祭祀套话式的余波。
农业丰收不是从天而降神赐的。诗首章追叙了对春耕的高度重视与精心准备。起句“大田多稼”虽是平淡的直赋其事，然而画面雄阔，涵盖了下文春耕夏耘秋收种种繁复场景，为之提供了纵情挥写的大舞台，气势不凡。由此可窥见当时绝非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是井田制下的原始大生产耕作。第二句“既种既戒”，实是抓住了农业生产的“牛鼻子”，即选择良种与修缮农具。有了良种，播种的“百谷”才能“既庭且硕”；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农奴以“覃耜”去犁田，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覃耜”只是“既戒”工作的举隅，其它可以想见。除了选种与修具外，还需有其他一系列次要的准备工作，诗用“既备乃事”一笔带过，笔墨精简，疏而不漏。用三个“既”字表示准备工作完成，干脆利落，要言不烦。末句冒出“曾孙是若”，好像很突兀，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曾孙”是当时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也是此篇的核心人物，农奴一切卖力的活动都是为了顺应“曾孙”的欢心。春耕开局不错，最愉悦的人，当然是主角“曾孙”。这句客观上明确无误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主奴关系。从全篇看，第四章曾孙将出场巡视和主祭，这里先提一句作伏笔，也起到了贯通全篇血脉的作用，所谓着一子而满盘皆活。
次章追叙夏耘，即田间管理，主要写除杂草与去虫害。播种后倘让作物自生自灭，那秋收就很渺茫，因此必须加强管理，而且要贯穿百谷成长的全过程。“既方既皁，既坚既好。”四个“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特写，将作物阶段性生长的典型画面作了逐步推进的忠实记录，很有农业科学性，不谙农事的人是很难如此简练精确表述的。而“不稂不莠”却是关键句，即除尽了稂莠，才使粮食长势旺盛，这是略去了种种艰辛劳动过程而提炼出来的重要经验。另一条经验是灭虫。百谷有螟螣蟊贼以及蝗虫等许多天敌，如果不加清除，“田稚”难保，也许会导致粮食颗粒无收。除虫的办法，主要用火攻。让害虫在“炎火”中葬生。由于虫害在一定程度上不像除草那样可以完全由人工加以控制，所以先民又搬出了被称作“田祖”的农神，祈求田祖的神灵将虫害去尽。虽然带有迷信色彩，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但也表现了农夫们的迫切愿望。《诗经》中此处提到的除虫方法，后世继续奉行沿用，典型例子是唐代姚崇驱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奏道：“《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于是遣使分道杀蝗，终于扑灭虫害，保住庄稼。这明显是受了《小雅·大田》诗的启发。
如果说上二章写的是尽人事，那么天时对于农业也至关重要，所以第三章前四句就写了风调雨顺情况。阴云弥漫，细雨绵绵，真是好雨知时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公田、私田都有充沛雨水。外界景观与内心感受打成一片，农夫的喜悦在这四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公田”、“私田”的先后关系中，展现了社会矛盾缓和时期农夫们的忠悃厚道心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那是非常真率自然的。
三章其余五句写丰产丰收。若从正面写，谷穗金黄一片，农夫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肩挑车载沉甸甸，大囤小囤满满装，也可以写得沸沸扬扬，动人心目，但那毕竟是寻常蹊径，易于雷同俗套。此诗之妙在于侧写，在于烘托，在于细节描写，不写收，而写不收，从不收中反映丰收，构思之妙，令人拍案叫绝。你看，有长得欠壮实故意不割的，有割了来不及捆束的，有已捆束而来不及装载的，还有许多飘洒散落在各处的谷穗。这些镜头读者闭目想像一下，是丰收还是歉收，不言而喻。至于怎么个丰收法，那就由读者各自去驰骋想像。该实的地方却留下一片空白，让人自行补充，这才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妙谛。对于此点，历代论者均赞赏不已。
三章的末句“伊寡妇之利”，又使诗的意境得到升华。如果没有这末句，人们或会有疑问：大田里散落漏收那么多粮食，是不是农夫们偷懒和不珍惜呢？也或会作如是想。有了脱颖而出的此句，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农夫们故意不收割殆尽是有良苦用心的。为了让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糊口活命，又免于他们沿街挨户乞讨的窘辱，农人有意留下一小部分丰收果实让他们自行去采拾，那种细腻熨贴，那种宅心仁厚，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有拯溺帮困的恻隐之心，那是一种宽广胸怀和崇高美德，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此诗中的“寡妇”，比之唐代杜荀鹤诗中写到兵荒马乱时世的“山中寡妇”那“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的境况来，真是幸运多多。关于此句，还引发过一场怎样理解此诗主旨的论辩。《毛诗序》谓此诗“剌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而朱熹《诗序辨说》则驳道：“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至于两者优劣，应当说，寡妇之拾穗，也确实反映了贫民生活的无保障，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不公，说诗有“刺”的含意也并不太离谱。但从诗的整体意向而言，是“美”的成分居多，即赞美农夫通过辛勤劳动而喜得丰收。《毛序》以偏概全，朱子所驳也属平允。
田间劳动大军正在收割捆载，忙得不亦乐乎，田头有农官“田畯”在第一线指挥督察，后方有妇女孩子提筐来送饭食，整个画面一片繁忙热闹景象。这时最高统治者“曾孙”来了，其热气腾腾场面顿时达于沸点，至少从田畯的“至喜”表情上能让人领悟到这一点。第四章实写曾孙省敛，与首章春耕时“曾孙是若”相呼应。更与上篇《甫田》描写“省耕”时情景密合无间，是一模一样的四句。这大约是当时颂扬王权的套话吧。接着是曾孙祭祀田祖，祭祀四方神，牺牲粢盛恭敬祗奉，肃穆虔诚，为黎民为国祚祈福求佑。王权与神权互相依傍而彼此更为尊崇显赫，这大约也是曾孙省敛时所能做的最正儿八经的事吧。其实这都是歌功颂德的冠冕堂皇话，无甚精义，后世捧场诗文的层出不穷，其源头也可追溯到《诗经》上，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此诗在艺术上造诣颇深。诗主要运用白描手法，为后世勾勒了一幅上古时代农业生产方面的民情风俗画卷。其中的人物，如农人、妇子、寡妇、田畯、曾孙，虽着墨无多，但各有各的身份动作，给人以真实感受。凡此均体现出诗作的艺术魅力，给人无穷回味。
上片写在这里留宿的情况，“江头日暮痛饮”，直赋其事，可见词人心中的不快。“痛饮”是排遣愁绪的意思。“乍雪晴犹凛”，衬写其景。斜光照积雪，愈见其寒，由此雪后清寒正映出心境之寒。
“山驿凄凉，灯昏人独寝。”由日暮写到夜宿，“凄凉”二字写出了词人独宿的滋味“灯昏”更可以看出词人的凄凉、寂寞。古驿孤灯，是旅中孤栖的典型的氛围，不少诗人词客都曾这样描写。白居易写过：“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邯郸冬至夜思家》）；秦观写过：“……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如梦令》）。此词亦复如此，而且此处“灯昏”与前面日暮雪白映照，更带有一层悲哀的色调。上片四句似信手掂来其实在层次、情景的组织上是很新巧的。
下片“鸳机新寄断锦，叹往事、不堪重省。”句中“鸳机”，是一种织具。此句引用了前秦苏蕙织锦为回文诗寄赠其夫窦滔的故事，意思是自己心爱的人新近又寄来了书信。“往事”，指当初欢快相聚的时候“不堪重省”者有二，一是山长水阔难以重聚，二是此时凄清想起往日的温暖，更是难耐。
后一种意味更切此时的“不堪”。虽则不堪，心偏向往，回避不了：“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这就是“往事”中的一事，当年同卧南楼，梦醒时见身边的她“绿云堆一枕”。“绿云”指的是女子秀美的鬓发，“堆”，形容头发蓬松、茂密之状这使人想起“鬓云欲度香腮雪”、“绿窗残梦迷”温庭筠《菩萨蛮》的句子，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态啊！独宿的凄凉，使他想起往事；想起这件往事，可能加重了他的凄凉感，也可能使他的凄凉感在往事的玩味中消减，这就是人情的微妙处。“梦破”自是当年情事，读者也不妨将之与此时联系起来，当年的情事如果发生在此时，不同样是温馨一梦吗？今梦、昔梦连成一片，词家恍惚之笔，十分难得。赵翼云：放翁诗“结处必有兴会，有意味”（《瓯北诗话》），此词也是这样。
此词当写羁旅愁思，将艳情打并进去，正显出愁思的深切温厚，宋词中如此表现颇为常见。下片所思人事，当有所源。同年春末词人由夔州调往南郑时经过此地曾写有《蝶恋花·离小益作》：陌上箫声寒食近。雨过园林，花气浮芳润。千里斜阳钟欲螟，凭高望断南楼信。海角天涯行略尽。三十年间，无处无遗恨。天若有情终欲问，忍教霜点相思鬓？
“南楼信”云云亦是思念“南楼”女子，此女子是谁，现在已难以确考了有人认为此词是比兴之作，“‘梦破’是说的幻梦应该是指由陇右进军长安，收复失地这一梦想（的破灭，从表现看来，这里全写的男女之情，当日的欢爱，……可是现在恩情断了，‘鸳机新寄断锦’，更没有挽回的余地。陆游在这个境界里，感到无限的凄凉。”（《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三卷《陆游》，参见《词学研究论文集·陆游的词》）这样的解说恐怕并不是词的本意。如果说，陆游由于从军南郑的失意，加深了心头的抑郁，使得他“在这个境界里”，更“感到无限的凄凉”，羁愁中渗进了政治失意的意绪，那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若字牵句合以求比兴，那就显得太机械了。至于以陆游此次是携眷同行为据，证实此词是“假托闺情写他自己政治心情”，那恐怕与文学创作规律及古人感情生活方式都相距甚远了。
全诗共四章，每章六句。诗前三章是结构相似的重调，每章的前两句写花起兴，从“其叶湑兮”到“芸其黄矣”再到“或黄或白”，将花繁叶茂的盛景充分地表露出来，也由此烘托出抒情主人公心中的无比欢娱。
在首章，诗人并没有详写“我”所遇的“之子”的具体模样，而只写了自己的主观心理感受“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心中烦忧尽泻，充满欢乐。为了说明“之子”使得“我”如此欢悦的原因，此诗第二章给“之子”一个特写镜头，这个镜头没有对准他的面部，也没有对准他的眼睛，而是对准其服饰：“维其有章矣。”这样的叙述中渗透着赞美之情，因为服饰之美在先秦时期是身份和地位的外在表现。至此，诗人仍觉不足，又将目光转向全景，在第三章写“之子”的车马之盛，“乘其四骆，六辔沃若”，十足风光，十分气派。如此一层一层推进，在形象的跳跃式叙述中显示出欢快的激情。
诗若就此打住，便显得情感过于浅直，而且缺少了雅诗中应有的那份平和与理性，于是诗第四章从节奏和用韵两方面都变得舒缓起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从左右两方面写君子无所不宜的品性和才能，有了这方面的歌唱，使得前面三章的赞美有了理性依据。“维其有之，是以似之”，两句总括全篇，赞美君子表里如一、德容兼美的风貌，以平和安详作结。
整首诗以花起兴，赞颂人物之美，节奏变化有致，结构收束得当，读来兴味盎然，且无阿谀之感，确是一首轻松欢快又不失稳当的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