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赋主要描述丰富多彩的舞姿，表现华屋、绣帐之装饰，金酹、玉觞之奢华，宾客主人之沉迷。全赋铺陈有序，篇旨突出；其辞清丽、流畅，富有韵律。特别是对歌舞表演的传神描绘，为后人了解中国古代精湛的歌舞艺术留下不可多得的文字史料，其序言假托宋玉之口关于对舞蹈的看法，也使此赋成为中国传世最早的舞蹈表演艺术专论。作为汉代具有代表性的乐舞文赋，它反映出汉代人的舞蹈审美取向，其中提出的诸多乐舞美学理念为古代的舞蹈审美意识奠定了基础，成为整个中国舞蹈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层次分明，虽借用大赋惯用的形式，却散而不乱，有着严谨的结构。从开头到“玉曰：唯唯”是序言，以楚襄王游完云梦泽，使宋玉赋高唐之事为由起。接下来作者假托宋玉之口，引经据典从“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推出“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认为赏诗歌不如听音乐，听音乐不如看舞蹈，舞蹈是比诗歌、音乐更能够传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并推荐以“《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来娱乐群臣。然而按照之前所述的周王室礼乐传统，《激楚》《结风》《阳阿》这些舞蹈激扬、靡丽，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郑声”，因此楚襄王心有不安，反问宋玉这些舞都像“郑声”怎么办。接下来宋玉为“郑卫”之声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解，用孔圣人的张驰之道来比喻郑雅之乐小大不同，但各有优点。雅乐是用来宗庙祭祀娱乐神与先祖的，郑卫乐舞是用来私室里娱乐朋友沟通感情的，闲暇时放松娱情，并不以之教化百姓，没有什么危害。楚襄王正中下怀，于是让宋玉作《舞赋》。序言主要是交待作赋的缘起，用的是汉大赋习用的借此而言彼笔法。
正文部分分六段。前两段写舞前。从“夫何皎皎之闲夜兮”到“改恒常兮”是第一段，描绘乐舞之前的场景，即月夜酒酣盛况，写出了观舞者的情态。从“于是郑女出进”到“志不劫”是第二段，写舞者出场，作舞前的准备。从此段歌者唱词来看，沿用楚辞体式，每句句中用“兮”字调节语韵，歌曲应是悠远清扬之音。唱词内容可以理解为舞者舞蹈之前精神状态的调整，也可以理解为请观舞的宾客放松精神，随乐曲歌舞进入超凡脱俗忘情的欣赏状态。
中间两段写舞中。从“于是蹑节鼓陈”到“诸工莫当”是第三段，写独舞的高超技艺。此段关于舞蹈动作的描绘细致传神，充分展示了两千年前的汉代歌舞盛宴上，技艺超绝的舞者在众多乐人伴奏、陪侍下独自踏鼓起舞的情景。文字的描述先从腰部动作开始，前俯后仰，左倾右倒；再写运动的状态，行走若飞翔，高起若惊鸿，每招每式皆应节应声；接着再细述长袖的舞动，飘飞的长袖上下飞腾，缓如燕归，急如惊鸿；最后总结整体舞姿是既娴雅柔和又迅捷轻盈当真美妙绝伦。从“于是合场递进”到“莫不恰悦”为第四段，写群舞的动人场面。此段描绘的是群舞时各显其异的轮流表演，这种群舞的编排和表演方式在现代中国古典舞以及各国民族舞蹈中还经常出现。在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这种群舞时各展其能的表演也多有发现。这两段先写独舞之状，次写群舞之状。其刻画形容之细腻委曲，固非《招魂》《七发》中写舞的段落可及；而写独舞者的神情，强调其“怀悫素之洁清”，“气若浮云，志若秋霜”，用意尤较他人为高。它表现出作者不仅注意到她的优美舞姿，而且已洞察到她的高尚情操，并且有意识地把它揭示出来，使欣赏者的思想也因此得以提高。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创作尝试。
后两段写舞后。从“于是欢治宴夜”到“云散城邑”是第五段，写散场时的纷乱动态，表现了曲终人散、车马熙攘的热闹状况。从“天王燕胥”到最后是第六段，作为尾声，对舞蹈活动的意义给予简要的评定。
《舞赋》全篇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辞汇丰富，流畅自然，把一个完整的舞蹈过程，描绘得活灵活现。正文部分每段赋旨明确，辞华意丽，描摹事物细致入微，刻画人物生动形象，特别是对舞蹈动作的描述更是贴切富有想象力，像摄像机一样将两千年前的精湛舞技描绘的如在世人目前。因此，它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
这首诗所寄何许人，有友人和妻子两说。前者认为李商隐居留巴蜀期间，正是在他三十九岁至四十三岁做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僚时，而在此之前，其妻王氏已亡。持者认为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有过巴蜀之游。也有人认为它是寄给“眷属或友人”的。从诗中所表现出热烈的思念和缠绵的情感来看，似乎寄给妻子更为贴切。
诗的开头两句以问答和对眼前环境的抒写，阐发了孤寂的情怀和对妻子深深的思念。后两句即设想来日重逢谈心的欢悦，反衬今夜的孤寂。这首诗即兴写来，写出了诗人刹那间情感的曲折变化。语言朴实，在遣词、造句上看不出修饰的痕迹。与李商隐的大部分诗词表现出来的的辞藻华美，用典精巧，长于象征、暗示的风格不同，这首诗却质朴、自然，同样也具有“寄托深而措辞婉”的艺术特色。
开首点题，“君问归期未有期”，一问一答，先停顿，后转折，跌宕有致，极富表现力。其羁旅之愁与不得归之苦，已跃然纸上。诗前省去一大段内容，可以猜测，此前诗人已收到妻子的来信，信中盼望丈夫早日回归故里。诗人自然也希望能早日回家团聚。但因各种原因，愿望一时还不能实现。首句流露出离别之苦，思念之切。
次句“巴山夜雨涨秋池”是诗人告诉妻子自己身居的环境和心情。秋山夜雨，总是唤起离人的愁思，诗人用这个寄人离思的景物来表了他对妻子的无限思念。仿佛使人想象在一个秋天的某个秋雨缠绵的夜晚，池塘涨满了水，诗人独自在屋内倚床凝思。想着此时此刻妻子在家中的生活和心境；回忆他们从前在一起的共同生活；咀嚼着自己的孤独。
三、四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对未来团聚时的幸福想象。心中满腹的寂寞思念，只有寄托在将来。那时诗人返回故乡，同妻子在西屋的窗下窃窃私语，情深意长，彻夜不眠，以致蜡烛结出了蕊花。他们剪去蕊花，仍有叙不完的离情，言不尽重逢后的喜悦。这首诗既描写了今日身处巴山倾听秋雨时的寂寥之苦，又想象了来日聚首之时的幸福欢乐。此时的痛苦，与将来的喜悦交织一起，时空变换，
此诗语言朴素流畅，情真意切。“巴山夜雨”首末重复出现，令人回肠荡气。“何当”紧扣“未有期”，有力地表现了作者思归的急切心情。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起头这两句是写他这几年的平静生活。“草庐”即他归田后营建的“草屋八九间”。“穷巷”，偏僻的村巷。“华轩”，达官乘坐的漂亮的车子，这里代指仕宦生活。居陋巷而绝功名之念，这样的意思在归田后许多诗中屡见陈述。这里用一个“甘”字，见出他这种态度出于自觉自愿，也显见他心情的平静自然。可是，“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天炎风息，丛集在一起的房子顿时烧掉了。着一“顿”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他的住宅没有剩下一间房子，只好将船翻盖在门前，以遮蔽风雨。“舫舟荫门前”一般解释为寄居在船上，似非确。《归园田居》“榆柳荫后檐”与这句结构相同，“荫”也为覆盖的意思。在陆地上以舟作棚，现时还常见着。以上可谓第一段，写“遇火”情况。
“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曰“新秋”，曰“月将圆”，见出是七月将半的时令，离遇火已近一个月了。“迢迢”，意同遥遥，显出秋夜给人漫长的感觉。“亭亭”，高远的样子，这是作者凝视秋月的印象。这两句既写出了节令的变化，又传出了作者耿耿不寐的心情。这是火灾予他心理的刺激。“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遭火熏烤的周围园圃中的果菜又活过来了，但受惊的鸟雀还没有飞回。从“果菜始复生”见出他生计还有指望，而后一种情况又表示创巨的痛深。在这样的秋夜里，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天。”半夜里他伫立遥想，顾盼之间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了。以上是第二段，写“遇火”后心情的不平静。
下面第三段，所写是“中宵伫遥念”的内容。作者先是自述平生操行：“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他说：我从小就有正直耿介的性格，一下子就是四十年了（作者此时四十四岁）。“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形体、行事随着时间的过去而衰老、而变化，可心灵一直是安闲的，没有染上尘俗杂念。“孤介”、“独闲”，都表示他不同于流俗。“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这两句意思说：我具备的贞刚的禀性，玉石也比不上它坚固。这六句是对自己平生的检点，自慰的口吻里又显出自信。他是在遭遇灾变之时作如此回想的，这也表示了他还将这样做，不因眼下困难而动摇。接着他又想起一种理想的生活：“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东户”，指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东户季子，据说那时民风淳朴，道不拾遗，余粮储放在田中也无人偷盗。“中田”即田中。“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这是说，那时候人们生活无忧无虑，人人都安居乐业。这些“仰想”，表现了作者的向往之情，他当时处于那种艰难境地作这种联想，实在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这毕竟是空想。“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意思是说：既然已经遇不上这样的时代了，还是灌我的园、耕我的田吧。这表现了作者面对现实的态度。想起“东户时”，他的情绪不免又波动起来，但他又立即回到眼前的现实，心情又平静下来了。后两句似乎还有这样的意思：丰衣足食不能凭空想，要靠自己的劳动。这就与两年后写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所表达的思想相一致了。
这首诗写作者“遇火”前后的生活情景和心情，很是真切，也很自然。比如遇火前后作者心情由平静到不平静，是几经波折，多种变化，但都显得入情入理，毫不给人以故作姿态之感。火灾的打击是沉重的，不能不带来情绪的反应，此诗若一味旷达，恐非合乎实际了。诗人的可贵，就是以平素的生活信念来化解灾变的影响，以面对现实的态度坚定躬耕的决心，他终于经受住这次考验了。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