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海楼晚景》共有五首，这是其中第二首。有人认为，苏轼诗中的“横风”、“壮观”（“观”在这里读第四声，不读第一声）两句，写得不够好。他既说“应须好句夸”，却不着一字，一转便转入“雨过潮平”了。那样就是大话说过，没有下文。
这话虽说不无道理，但苏轼这样写，自是另有原因。第一，他是要写一组望海楼晚景的诗，眼下还不想腾出笔墨来专写忽来忽去的横风横雨。所以他只说“应须”，是留以有待的意思。第二，既然说得上“壮观”，就须有相应的笔墨着力描写，老把它放在“晚景”组诗中，是不太合适的，不好安排。
苏轼写下这组诗后的第二年，他游览了有美堂，适逢暴雨，就立即写了《有美堂暴雨》七律一篇，奇句惊人，是一首名作。应了他那“壮观应须好句夸”的话了。
其实在这首诗中，他的思想有过一段起伏变化。在开头，他看到一阵横风横雨，直扑进望海楼来，很有一股气势，使他陡然产生要拿出好句来夸一夸这种“壮观”的想法，不料这场大雨，来得既急，去得也块，一眨眼间，风已静了，雨也停了。就好像演戏拉开帷幕之时，大锣大鼓，敲得震天价响，大家以为下面定有一场好戏，谁知演员还没登场，帷幕便又落下，毫无声息了。弄得大家白喝了彩。苏轼这开头两句，正是写出人们（包括诗人在内）白喝了一通彩的神情。
雨过以后，向楼外一望，天色暗下来了，潮水稳定地慢慢向上涨，钱塘江浩阔如海，一望如碧玉似的颜色。远处还有几朵雨云未散，不时闪出电光，在天空里划着，就像时隐时现的紫金蛇。
这首诗写的就是这样一幅望海楼的晚景。开头时气势很猛，好像很有一番热闹，转眼间却是雨收云散，海阔天肯，变幻得使人目瞪口呆。其实不止自然界是这祥，人世间的事情，往往也是如此的。上了年纪的人，经历的事情多了，会不止一次地遇到过类似的现象。
开元（713-741）后期，唐玄宗沉溺声色，奸佞专权，朝政日趋黑暗。为了规劝玄宗励精图治，张九龄曾撰《千秋金镜录》一部，专门论述前代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并将它作为对皇帝生日的寿礼进献给玄宗。唐玄宗心中不悦，加李林甫的谗谤、排挤，张九龄终于被贬为荆州长史。遭贬后，他曾作《感遇十二首》，运用比兴手法，表现其坚贞清高的品德，抒发自己遭受排挤的忧思。此篇为其第一首。
诗一开始，用整齐的偶句，突出了两种高雅的植物——春兰与秋桂。屈原《九歌·礼魂》中，有“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句。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其地多桂，即景生情，就地取材，把秋菊换成了秋桂，师古而不泥古。兰桂对举，兰举其叶，桂举其花，这是由于对偶句的关系，互文以见义，其实是各各兼包花叶，概指全株。兰用葳蕤来形容，具有茂盛而兼纷披的意思，“葳蕤”两字点出兰草迎春勃发，具有无限的生机。桂用皎洁来形容，桂叶深绿，桂花嫩黄，相映之下，自然有皎明洁净的感觉。“皎洁”两字，精炼简要地点出了秋桂清雅的特征。
诗的前四句说兰、桂这些“草木君子”只要逢时就会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兰叶在春风吹拂下“葳蕤”繁茂，桂花在仲秋明月的辉映下更显“皎洁”秀丽。春兰秋桂生意勃发，也给季节带来了荣耀，春、秋因兰、桂而成为美好的季节。这里既包含了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说明了时势造英雄，英雄壮时势的客观辩证法；也表达了真正的贤人志士只有在政治开明的时代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的思想，流露了自己对重新“遇时”的渴望。
诗的后四句从春兰秋桂芳香袭人的社会效果来委婉地说明自己行芳志洁并非为了求人赏识，以博取高名；象春兰秋桂的香气一样，它博得山林隐士的喜爱，只是客观效果而已；实际上，兰、桂散发芳香并非有意希求人们来折取它，欣赏它，而是纯粹出于它们的本性。“谁知”两字对兰桂来说，大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感觉。美人由于闻到了兰桂的芬香，因而发生了爱慕之情。“坐”，犹深也，殊也。表示爱慕之深。诗从无人到有人，是一个突转，诗情也因之而起波澜。“闻风”二字本于《孟子·尽心篇》，其中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张九龄就把这章中的“闻风”毫不费力地拉来用了，用得这样恰如其分，用得这样自然，用得这样使读者毫不觉得他在用典故，这也是值得一提的。“何求”二字用得斩截有力，它淋漓尽致地将诗人不肯廉价赢得美名的清高志趣给表现出来了。
这首诗以兰、桂自况，借兰桂之芳香比喻自己的高志美德，使人感到贴切自然，蕴含深厚，耐人寻味。
这首诗通过描写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事，来抒写作者病中的感受。首联描写焚香坐禅的情景，中间两联写凄凉与孤寂的生活情景，尾联自己对佛理的感悟。全诗运用逆挽的手法，从细微处入手，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此诗首联所描写的是焚香坐禅的情景。诗人安坐一室，焚香供佛，回念所遭遇的种种，默思佛祖的教训。清香四散，意念渐渐入冥，心境渐渐平静，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必然承受，就不须怨天尤人而哀苦无已。诗以“病身”与“道情”相对，说是病越重，修道之心就越诚恳；而修道之心越诚恳，感悟的佛理就越重深。这是一层意思。而“病”不仅是指生理之疾，更有经历遭遇带给人的心理以及精神的创伤，故用一“身”字总括。佛教以苦为生命的本义，于是苦也就不成其为苦，受苦正是修行的途径之一，劝导信徒承受现世而寄望于来世。因此，诗人焚香敬佛的修行方法就是“思自任”，所体悟的佛理就是“病身坚固道情深”。这是又一层意思。这两句若从逻辑顺序讲，应该是“宴坐清香思自任，病身坚固道情深”。诗人先说后，再说前，将事情发展的顺序倒过来，正是为了强调此时的觉僭。文章家将这种写法称为“逆挽”。
诗的中间两联写生活情景，一片凄凉与孤寂。夜间，清冷的月光照着空庭，四周静静，唯有捣药的声音，持续而单调地在院中回响，向院中人提示着无边的落寞。不仅夜间如此，白天也一样。主人无访客，院门紧闭，堂庑深深，除了鸟叫，不闻人声。偶尔有医生前来诊病，也不过说些不切病情的废话，除了加重慵懒的心情，并无治疗的功效。身体日渐衰弱，扶着小婢起来走走，却深感力不能至，脚步难移。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不能不回想当年，而所有的回想都是痛苦，更令眼前的情景有不堪的残忍。于是诗人回转过来向自己道庆幸：若不是有佛祖的指引，若不是有佛理的开导，那人生的烦恼将会不由途径地涌来将自己包裹，将会铺天盖地地扑来将自己淹没，生活当无法继续。这种自我开释，在诗人或许有一时的宽解，通篇读来，读者仍然会感到内在的悲哀。
尾联回应首联的修行之事，用“知气味”写此刻对于佛理的感悟，上承“病身坚固道情深”。因此可知“道情深”的二层意思中，重在后者，不是说自己的修行已经达到的境界，而是指佛理本身的深刻。同修佛教的白居易有诗曰：“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闲吟》）可以帮助李煜所说的“道情”。诗人在“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涂侵”两句中点明，生活全靠在佛法中寻找乐趣，否则早就被万般烦恼吞噬了。
这首诗中有“庸医”“小婢”，还有清风、明月、飞鸟等具体的事物，可使读者通过感知这些人物和景物体会到诗人的内心感受。此诗与《病中感怀》内容相似，皆描写病中感受，但此诗宗教情怀更浓。两首诗的不同之处在于，前首诗侧重抒怀，抒发病中情怀；这首诗侧重叙事，叙写病重的诸琐事，诗里所写之事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这首诗详细地描写了庆州战役的全过程，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作战情况。诗中对宋王朝忽视边防和宋军将士的怯懦无能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
诗人不是一般地记述这次战败，而是有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开端四句，就揭示出宋朝“王者师”为西夏所败的原因：在于宋对外失策，边防无准备。“无战王者师”是说朝廷的军队有征而无战，因而应该是不可抗拒的。有备才能无患，这是兵书上十分强调的。如今天下太平几十年，“有备无患”虽然还写在兵书上，但早已被人抛弃了。所以宋军遭至到了惨败。“直随秋风寇边城”，含义颇丰，即是写实，也是比喻，西夏这次进犯正值秋天，而西夏寇边，又如秋风扫落叶、长驱直入，写出了西夏敌寇的来势凶猛，“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更见其西夏的声威，成势不可挡之势。敌人的声威如此，而宋朝军队又是什么状况，国家的边防要塞如今有谁在那里指挥，原来竟是一个身为承制之官的乳臭小儿。大吃大喝就是这位承判的事业，他不懂得用兵打仗的谋略。这样的人指挥军队，是一定会失败的。“符移火急蒐卒乘”，照应了开端四句，正面描写宋军的无备。宋军将帅不仅毫无战前的准备，而且大敌当前，竟以为杀敌就如同捆绑尸体那样容易。因此，未组成一个军的兵力就仓促出战了，急急忙忙催促着战士们沿着艰险的山路行走。这些铺叙都深深地隐含着作者的激愤之情，是议论，是抒情，也是对失败原因的总结，是情、事、理的结合。
下面四句则叙述描写了宋军行军的艰难和狼狈的状态。“虏骑笑指声嘻嘻”以敌人的指笑反衬出宋军的失败。上面的“就戮如缚尸”正是成为宋军自己的写照，真是绝妙的讽刺。这一段是铺叙之笔，诗人毫无掩饰地描写宋朝军队从将军到士兵的腐败无能，从而揭示了宋军必败的根源，叙述中，饱含着沉痛的感情。下面宋军惨败的描写，更令人痛心且惨不忍睹。敌人早已窥伺到宋军的行动，出其不意地把山下的道路堵截起来，宋军脱下头盔，向敌人投降，乞求免死。那位承制被敌人反绑着双手，眼泪鼻涕一齐流出来。正当这帮将士进退不知所措时，敌人下令，有技艺的人可以保全生命，“争献小技歌且吹”，真实而又轻蔑地描绘出战场上那种群魔乱舞，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形。“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道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更是对宋军苟且偷生丧师侮国行径的无情揭露。他们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宋军残存的人，被割去了鼻子和耳朵，狼狈地，屎尿淋漓地竟不觉得耻辱地逃了回去。对此诗人极为愤慨，便引发下面的议论，指出了失败的责任和原因：“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地机不见”，即看不出地势险阻对于作战的机宜，再一次揭示了主将的愚昧无知。这四句议论与开端四句相呼应，进一步深化了全诗的主题。
宋诗在表现爱国斗争，抒发爱国思想方面比历代海歌都更为深入，更为直接。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的英雄抱负，已经成为北宋爱国诗歌的共同主题，苏舜钦的诗表现的尤为充分和突出。《宋史》本传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情而以明快豪迈的语言表达，是他诗歌的显著特色。这首诗更充分体现了他这种风格特征。在叙事中，感情激越，气势奔放，语言畅达，充满了一种英雄气概和浓厚的爱国之情，是宋代边塞诗中少有的作品。略显不足的是在修辞上稍嫌粗糙，缺乏回旋转折、含蓄淳泓之妙。其中以“之”所构成的诗句较多，开头结尾都陷于议论，显然是继承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传统，因而使诗明显地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然而，在西昆体纤巧浮靡诗风盛行的情况下，象《庆州败》这样豪放激越的诗歌，无疑是宋代边塞诗中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