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五律诗，颈联被明代胡应麟赞为“形容景物，妙绝千古”。时序匆匆交替，这怎不让身在“客路”的诗人顿生思乡之情？诗中“生”“入”用了拟人手法。虽是无意说理，却在描写景物中蕴含理趣。海日生于残夜驱尽黑暗，江上景物呈现“春意”闯入旧年，赶走严冬，蕴含了时序变迁，新旧交替的自然规律，表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哲理，给人乐观积极向上的力量。
诗以对偶句发端，既工丽，又跳脱。“客路”，指作者要去的路。“青山”点题中“北固山”。作者乘舟，正朝着展现在眼前的“绿水”前进，驶向“青山”，驶向“青山”之外遥远的“客路”。这一联先写“客路”而后写“行舟”，其人在江南、神驰故里的飘泊羁旅之小景是难得出现的。
“潮平两岸阔”中“阔”，是表现“潮平”的结果。春潮涌涨，江水浩渺，放眼望去，江面似乎与岸平了，船上人的视野也因之开阔。这一句，写得恢弘阔大，下一句“风正一帆悬”，便愈见精采。“悬”是端端直直地高挂着的样子。诗人不用“风顺”而用“风正”，是因为光“风顺”还不足以保证“一帆悬”。风虽顺，却很猛，那帆就鼓成弧形了。只有既是顺风，又是和风，帆才能够“悬”。那个“正”字，兼包“顺”与“和”的内容。这一句写小景已相当传神。但还不仅如此，如王夫之所指出，这句诗的妙处，还在于它“以小景传大景之神”《姜斋诗话》卷上。可以设想，如果在曲曲折折的小河里行船，老要转弯子，这样的小景是难得出现的。如果在三峡行船，即使风顺而风和，却依然波翻浪涌，这样的小景也是难得出现的。诗句妙在通过“风正一帆悬”这一小景，把平野开阔、大江直流、风平浪静等等的大景也表现出来了。
读到第三联，就知道作者是于岁暮腊残，连夜行舟的。潮平而无浪，风顺而不猛，近看可见江水碧绿，远望可见两岸空阔。这显然是一个晴明的、处处透露着春天气息的夜晚，孤舟扬帆，缓行江上，不觉已到残夜。这第三联，就是表现江上行舟，即将天亮时的情景。
这一联历来脍炙人口，说：“‘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已来少有此句。张燕公（张说）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河岳英灵集》）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内编》里说，“海日”一联“形容景物，妙绝千古”。当残夜还未消退之时，一轮红日已从海上升起；当旧年尚未逝去，江上已呈露春意。“日生残夜”、“春入旧年”，都表示时序的交替，而且是那样匆匆不可待，这怎不叫身在“客路”的诗人顿生思乡之情呢？这两句炼字炼句也极见功夫。作者从炼意着眼，把“日”与“春”作为新生的美好事物的象征，提到主语的位置而加以强调，并且用“生”字“入”字使之拟人化，赋予它们以人的意志和情思。妙在作者无意说理，却在描写景物、节令之中，蕴含着一种自然的理趣。海日生于残夜，将驱尽黑暗；江春，那江上景物所表现的“春意”，闯入旧年，将赶走严冬。不仅写景逼真，叙事确切，而且表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真理，给人以乐观、积极、向上的艺术鼓舞力量。此句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异曲同工之妙。
海日东升，春意萌动，诗人放舟于绿水之上，继续向青山之外的客路驶去。这时候，一群北归的大雁正掠过晴空。雁儿正要经过洛阳的啊！诗人想起了“雁足传书”的故事，还是托雁捎个信吧：雁儿啊，烦劳你们飞过洛阳的时候，替我问候一下家里人。这两句紧承三联而来，遥应首联，全篇笼罩着一层淡淡的乡思愁绪。
这首诗抒写诗人泛舟东行，停船北固山下，见潮平岸阔，残夜归雁而引发的怀乡情思，融写景、抒情、说理于一炉。全诗和谐优美，妙趣横生。堪称千古名篇。这首题为《次北固山下》的五律，最早见于唐人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唐人殷璠选入《河岳英灵集》时题为《江南意》，但有不少异文：“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潮平两岸失，风正数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本文系据长期传诵的《次北固山下》。
王湾是洛阳人，一生中，“尝往来吴楚间”。“北固山”，在今江苏镇江市以北，三面临江。上引《江南意》中首二句为“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其“东行”，当是经镇江到江南一带去。诗人一路行来，当舟次北固山下的时候，潮平岸阔，残夜归雁，触发了心中的情思，吟成了这一千古名篇。 诗以对偶句发端，既工丽，又跳脱。“客路”，指作者要去的路。“青山”点题中“北固山”。作者乘舟，正朝着展现在眼前的“绿水”前进，驶向“青山”，驶向“青山”之外遥远的“客路”。这一联先写“客路”而后写“行舟”，其人在江南、神驰故里的飘泊羁旅之情，已流露于字里行间，与末联的“乡书”、“归雁”，遥相照应。
这首五律虽然以第三联驰誉当时，传诵后世，但并不是只有两个佳句而已；从整体看，也是相当和谐优美的。
诗人擅长描摹景物，此诗摄取镜头二三，潇湘水边风味尽出，而诗人逸兴遄飞之态也令人感到可掬。
第一、二两句就题起句，并揭出选择潇湘来游珩的目的是因其“最多吟兴”。“残腊”即为诗题中的“冬末”。古代于冬至后第三个戌日祭百神，谓之“腊”，故又称是日为腊日，十二月为腊月。“残腊”亦即十二月之末。
第三、四两句承接第一句咏冬末乘舟游览之愉快。因为诗人身在船上，所以能就渔舟买来剐捕得的鲜鱼，因是冬末严寒，踏雪沽来的酒也就分外香甜和甘美。这两句写尽“残腊泛舟”所特有的风味，同时也表露了诗人“酒瓮琴书伴病身，熟谙时事乐于贫”的胸襟怀抱。
第五、六两句诗人咏潇湘发人吟兴的景物。潇湘地近衡山，衡山回雁峰是大雁南下后至此返回北方之处。衡山复多猿猴。夜深猿啼，春近雁飞，那些正是潇湘典型的景象。刘禹锡《再授连州至衡阳酮柳柳州赠别》诗的颈联“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亦以雁、猿对举。此外，猿之哀鸣、雁之返飞，也都是启人愁思、惹人诗肠的景象。恬淡愉快的表象下透露出诗人壮志难酬而不得不“熟谙时事乐于贫”的悲凉心情。
第七、八两句诗人说明这次与友人同泛潇湘的目的，正是为了采其江山之美以“裁取新诗”。“剩”字在此用得十分警策，它既作“没有他事，只为了……”解，又将诗人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情表露无遗。“帝乡”指京都，句意谓所作当传诵到长安。盖长安为唐政治文化中心，诗传长安，方称作者，故云。
此诗通篇写泛舟潇湘时的赏心乐事和景色风物，以此表现诗人的淡泊襟怀，同时却又透露出几分无可奈何的悲哀。全诗无一字表述内心，却又将诗人的内心活动表现得真切、丰满，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
此词写景以抒情，情因景生，描绘了思妇盼望远行丈夫归来的情思。全词紧紧围绕一个“溪”字构图设色，表情达意，写得清新自然，不落俗套，饶有情韵，耐人寻味。
首句“溪山掩映斜阳里”写斜阳映照下的溪山，侧重点于“溪”字。次句“楼台影动鸳鸯起”，补足上文，进一步写溪中景色。夕阳斜照之下，溪中不仅有青山的倒影，而且还有楼台的倒影，还有对对鸳鸯溪中嬉水。上句专写静景，下句则动中有静。“楼台影动”，表明溪水微风吹拂之下，荡起层层绿波，楼台的影子也仿佛晃动一般。再添上“鸳鸯起”一笔，整个画面就充满了盎然生趣。
三、四两句写两岸景色，这条溪水的两岸，只住着两三户人家，人烟并不稠密，环境自然是幽静的。至此，上面所说的楼台原是这几户临水人家的住宅，全词意脉连贯，针线绵密。这句为实写，下一句便是虚写，如此虚实相生。深院高墙，关不住满园春色，一枝红杏花，带着娇艳的姿态，硬是从高高的围墙上探出头来。此句的妙处于一个“出”字，词以“出”字形容红杏花，写出了春天的勃勃生机，意味隽永。
词的下片，转入抒情，但仍未脱“溪”字。溪水旁边，有一道长堤，堤上长着一行杨柳，暮春时节，嫩绿的柳丝笼罩着长堤，轻拂着溪水，而魏夫人作为临水人家的妇女，是经常从这里走过的。“早晚”一词，并非指时间的早和晚。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六云：“早晚，犹云随时也；日日也。”其义犹如舒亶《鹊桥仙》词“两堤芳草一江云，早晚是西楼望处”。
古代，水边柳外，往往是送别的场所。据《宋史·曾布传》，曾布于神宗元丰中，连知秦州、陈州、蔡州和庆州。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也说：“曾子宣丞相，元丰间帅庆州，未至，召还，主陕府，复还庆州，往来潼关。夫人魏氏作诗戏丞相云：”使君自为君恩厚，不是区区爱华山。‘“这期间，曾布告别家人，游宦外，可能连续三年。此处，当指魏夫人填词述怀。结尾二句说明她溪边已徜徉了三年，年年都见过一次柳絮纷飞。从柳絮纷飞想到当年折柳赠别，这是很自然的。”三见柳绵飞“是实语，而着一”犹“字，便化实为虚了，这样，哀怨之情，离别之恨，便隐然流于言外。
此词声律上极具特色，八句中两句一叶韵，如“里”与“起”、“家”、与“花”、“路”与去、“飞”与“归”，均押韵工整；且两句与两句之间又平仄交错，如上片四句“里”与“起”是仄声韵，“家”与“花”是平声韵；下片“路”与“去”是仄声韵，“飞”与“归”是平声韵，读来十分谐婉，再加上语言晓畅，词句清丽，较好地抒写了贵族妇女温柔敦厚而又婉曲缠绵的感情。
此诗是送行之作。当时的虢州城，大抵依山而建。西原是城外一个地方。北出黄河的驿路是由城外绕山而去的。所以诗的开头，才有“西原驿路挂城头”的话。此句骤看是写景，城堞现出了一角，远处有重重叠叠的山，驿路在山上穿行，看来就像挂在城头似的；其实又是在叙事，点出送行题目。再把这第一句和次句连起来读，还可以看到一个雨中送客的场景。除了城堞耸峙，远山一抹，驿路蜿蜒之外，江边还有送客亭；雨景中又仿佛可以看见行人上路，主人殷殷相送。纯然以写景来叙事达情，却又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在摄取、提炼、表现三方面都下了力量的最好说明。
然而，这首诗不能看作是一般的送客应酬之作，诗人在诗中倾注的思想感情，要比单纯的送别友人深广得多。就在开元盛世一去不复返这样的背景下，诗人感慨遥深地写下了这两句话：“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话里隐藏着一段典故：有一年，汉武帝刘彻到河东（今山西地区）去，祭了后土之神，又坐船在汾水上游览、饮宴，高兴起来，做了一首《秋风辞》。有“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的话。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是汉朝的鼎盛时期，而唐朝从贞观到开元一百多年间，国力之盛，比起汉武帝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安史之乱一来，却突然落得如此可悲的局面，诗人自然是不能不有所感触的。恰好李判官要到晋绛去，诗人于是含蓄地向朋友提出这样的探问，很明显，隐藏在这两句话后面的，是诗人对于唐帝国衰落的深沉的叹息。一种对国家命运深切关怀的激情，在诗人胸中激荡。有了这两句，就给这首送行诗平添许多艺术光彩。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