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绝句，多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较少叙事成分；到了中唐，叙事成分逐渐增多，日常生活情事往往成为绝句的习见题材，风格也由盛唐的雄浑高华、富于浪漫气息转向写实。张籍这首《秋思》寓情于事，借助日常生活中一个富于包孕的片断——寄家书时的思想活动和行动细节，非常真切细腻地表达了作客他乡的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怀念。
第一句是写诗人客居洛阳，现在秋天到了。诗人没有大笔浓墨的渲染秋风萧瑟，草木摇落的凄惨景象，读者的阅读中当然不会有那种“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凄凉感受。
第二句紧承“见秋风”，正面写“思”字。晋代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晋书·张翰传》）。张籍祖籍吴郡，此时客居洛阳，情况与当年的张翰相仿佛，当他“见秋风”而起乡思的时候，也许曾经联想到张翰的这段故事。但由于种种没有明言的原因，竟不能效张翰的“命驾而归”，只好修一封家书来寄托思家怀乡的感情。这就使本来已经很深切强烈的乡思中又增添了欲归不得的怅惘，思绪变得更加复杂多端了。“欲作家书意万重”，这“欲”字颇可玩味。它所表达的正是诗人铺纸伸笔之际的意念和情态：心里涌起千愁万绪，觉得有说不完、写不尽的话需要倾吐，而一时间竟不知从何处说起，也不知如何表达。本来显得比较抽象的“意万重”，由于有了这“欲作家书”而迟迟不能下笔的生动意态描写，反而变得鲜明可触、易于想象了。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这是诗人的写信时的心理活动和动作。诗人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写自己怎么样废寝忘食，挑灯夜战地写家书，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凡的动作来说明自己是在写家书。过去的交通很不发达，寄一封信回家就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写一次家书当然要写长一点了。信写好了，发现还有的话没有说，当然要把信打开来补充一些了。诗人这样写诗是很贴近生活的，但是诗歌不仅要贴近生活，还要贴近自己，贴近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思，这样才会震撼人心。这首诗就做到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最后两句。诗人虽然担心的自己的家书“说不尽”，但是还是封上信封，直到送信的人要走了，又觉得自己没有写好。其实，诗人也并非没有写完这封信，既然已经把信封上了，就是一封完整的信了，其实就是自己的思乡情节在起作用，总觉得有话没有说完的感觉，总觉得自己的家书就是这样的言不尽意。其实，即使是拆开信封，也不一定就要补充什么。这就是心灵微妙的变化的反映，诗人通过“又开封”这一动作，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这振动和变化的缘由就是思乡的情感。从结构上说，这也不是单纯的平面层次，是由动作，反映出了心灵的微妙感受的变化。和“断肠人在天涯”，“万里悲秋常作客”这样的诗句表达的情思相比，这是一种内心微妙细腻的情思，诗人用最平易语言表达出来了，没有过多的渲染和修饰，也是感人至深的。
全诗一气贯成，明白如话，朴素而又真实地表达游子的心态。在消息传达不便的封建社会，长期客居异地的人常有类似的体验，一经诗人提炼，这件极平常的小事、极普通的题材就具有了代表性的意义。后人每每读到，常有感同身受之叹，所谓人同此心，情同此理。
这首小词可谓字字哀婉，句句凄切，爱国情思通贯全篇。汴京原是宋朝故都，特别是上源驿原是宋太祖赵匡胤举行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奠定宋朝基业的发祥地。可是经过“靖康之变”，这儿竟成了金人的天下。如今韩元吉来到这宋朝的故都，宋朝的发祥之地，江山依旧，人物全非，怎能不凄然饮泣？
词的上片运用了一个情境与它相似的历史事件，抒写此时此际的痛苦。据《明皇杂录》记载，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大会凝碧池，令梨园子弟演奏乐曲，他们皆欷?#91;泣下，乐工雷海青则掷乐器于地，西向大恸。诗人王维在被囚禁中听到这一消息，暗地里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宫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描写了战后深宫的荒凉景象，表达了自己的哀苦心境。韩元吉此词，在措词与构思上，无疑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但它所写的矛盾更加尖锐，感情更加沉痛。
因为作者是直接置身于矛盾冲突之中，对心灵的震动更甚。“凝碧池”虽是以古喻今，属于虚指，而着一“旧”字，则有深沉的含义。偏偏就在这宋朝旧时“虏使迎饯之所”，听到宋朝旧时的教坊音乐，“汉使作客胡作主”，整个历史来了一个颠倒。这对于一个忠于宋朝的使者来说，该是多么强烈的刺激！上源驿的一草一木，教坊乐中的一字一腔，无不震撼着他的心灵，于是词人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这是一个从声音到外貌的转化，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心理矛盾，包藏着无比深沉的隐痛。因为这音乐能触发人的悲愁，而悲愁又易催人衰老，所以说“总不堪华发”。词人以形象精炼的言语，道出了自己在特定环境下复杂心理活动，手法是极其高明的。
词的下片，构思尤为巧妙。开头两句，既点时间，亦写环境，并用杏花以自拟“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以虚带实，兴寄遥深，其中隐有深刻的含义。所谓写实，是指杏花在二月间开花，而汴京赐宴恰在其时。金人的万春节在其中都燕山（今北京市）举行庆典，韩元吉此行的目的地为燕山；其到汴京时间，当如前引陆游诗所云在二月中间。杏花无法避开料峭的寒风，终于在战后荒凉的土地上开放了；词人也象杏花一样，虽欲避开敌对的金人，但因身负使命，不得不参与宴会，不得不聆听令人兴感生悲的教坊音乐。词人以杏花自喻，形象美丽而高洁；以野烟象征战后荒凉景象，亦极富于意境。而“无处避春愁”五字，则是“词眼”所在。有此五字，则使杏花人格化，使杏花与词人产生形象上的联系。此之谓美学上的移情。“野烟”二字，虽从王维诗中来：“杏花”的意念，也可能受到王维诗中的“秋槐”句的启迪，但词人把它紧密地联系实境，加以发展与熔铸，已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品。
结尾二句仍以拟人化的手法，抒发心中的悲哀。北宋汴京御沟里水，本是长年流淌的。可是经过战争的破坏，早已阻塞干涸了。再也听不到潺潺流淌的声音。这在寻常人看来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对韩元吉这位宋朝的使臣来说，却引起他无穷的感怆，他胸中怀有黍离之悲，故国之思，想要发泄出来，却碍于当时的处境。满腔泪水，让它咽入腹中。但这种感情又不得不抒发，于是赋予御沟流水以人的灵性，说它之所以不流，乃是由于理解到词人内心蕴有无限痛苦，怕听到呜咽的水声会引起抽泣。这样的描写是非常准确而又深刻的。人们读到这里，不禁在感情上也会引起共鸣。
这是一首作者以风雨比喻自己境遇的咏怀诗。这首诗首联借《宝剑篇》的典故发端，反衬自己长年漂泊凄凉的身世。颔联通过对比抒发自己对不平境遇的怨愤。颈联直接写明由于陷入党争，致使新知，旧友都已疏远冷落，更具体表现了自己孤凄寂寞的身世。尾联写自己本欲断酒，但由于忧愁，又不断饮酒消愁。全诗意境悲凉，表现诗人沉沦孤独的感情和遭遇，真切感人。
首句中的“宝剑篇”，系借指自己抒发不遇之感的诗作，故用“凄凉”来形容。从字面看，两句中“凄凉”、“羁泊”连用，再加上用“欲穷年”来突出凄凉羁泊生涯的无穷无已，似乎满纸悲酸凄苦。但由于“宝剑篇”这个典故本身所包含的壮怀激烈的意蕴和郭元振这位富于才略的历史人物在读者脑海中引起的联想，它给人们的实际感受，却是在羁旅飘泊的凄凉中蕴积着一股金剑沉的郁勃不平之气。
“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承上，进一步抒写羁泊异乡期间风雨凄凉的人生感受。前句触物兴感，实中寓虚，用风雨中飘零满地的黄叶象征自己不幸的身世遭遇，与后句实写青楼管弦正形成一喧一寂的鲜明对比，形象地展现出沉沦寒士与青楼 豪贵苦乐悬殊、冷热迥异的两幅对立的人生图景。两句中“仍”、“自”二字，开合相应，极富神味。“仍”是更、兼之意。黄叶本已凋衰，再加风雨摧残，其凄凉景象更令人触目神伤。它不仅用加倍法写出风雨之无情和不幸之重沓，而且有力地透出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自”字既有转折意味，又含“自顾”之意，画出青楼豪贵得意纵恣、自顾享乐、根本无视人间另有忧苦的意态。它与“仍”字对应，正显示出苦者自苦、乐者自乐那样一种冷酷的社会现实和人间关系，而诗人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愤激不平，也含蓄地表现了出来。
在羁泊异乡的凄凉孤孑境况中，友谊的温暖往往是对寂寞心灵的一种慰藉，颈联因此自然引出对“新知”、“旧好”的忆念。但思忆的结果却反而给心灵带来更深的痛苦——“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由于无意中触犯了朋党间的戒律，诗人不但仕途上偃蹇不遇，坎坷终身，而且人格也遭到种种诋毁，被加上“放利偷合”、诡薄无行”（《新唐书·李商隐传》）一类罪名。在这种情况下，“旧好”关系疏远，“新知”遭受非难便是必然的了。两句中一“遭”一“隔”，写出了诗人在现实中孑然孤立的处境，也蕴含了诗人对“薄俗”的强烈不满。从“青楼自管弦”到“旧好隔良缘”，既是对自己处境的深一层描写，也是对人生感受的深一层抒发。凄冷的人间风雨，已经渗透到知交的领域，茫茫人世，似乎只剩下冰凉的雨帘，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温暖的角落了。
“心断新丰酒，销愁斗几千？”和首联的“宝剑篇”一样，这里的“新丰酒”也暗用典故。初唐的马周落拓未遇时，西游长安，住新丰旅舍。受到冷遇，遂取酒独酌，表现出不凡的气度和性格。后来受到皇帝赏识，拔居高位。诗人想到自己只有马周当初未遇时的落拓，却无马周后来的幸遇，所以只能盼望着用新丰美酒一浇胸中块垒。然而羁泊异乡，远离京华，即使想如马周失意时取新丰美酒独酌也不可得，所以说“心断”。通过层层回旋曲折，终于将诗人内心的郁积苦闷发抒到极致。末句以问语作收，似结非结，正给人留下苦闷无法排遣、心绪茫然无着的印象。
诗题“风雨”，具有象征意蕴。象征着包围、压抑、摧残、扼杀贤才的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但品味全诗，便会体会到作者在批判揭露阴暗现实的同时又表现一种积极用世的生活热情。首、尾两联用郭元振、马周之典也流露出对初唐开明政治的向往和匡时济世的强烈要求。这正是一切正直的有事业心而又不遇于时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心境，故此诗具有典型性和深广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