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景诗。画面的主色调既不是令人目眩的大红大紫,也不是教人感伤的蒙蒙灰色,而是在白水、青山之上蒙上一层薄薄的雾霭,诗人从而抓住了夕阳西下之后的景色特点,造成了一种朦胧而不虚幻、恬淡而不寂寞的境界。这种境界与诗人当时的心境是一致的,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所说:“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返,心亦吐纳。”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代开元年间(713-741),泗州城自宿迁县移治临淮(在今江苏盱眙东北)。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说,泗州南至淮水一里,与盱眙分界。到了清代,州城陷入洪泽湖。诗人当时站在泗州城楼上,俯视远眺,只见烟霭笼罩之下,波光粼粼的淮河像一条婉蜓的白带,绕过屹立的泗州城,静静地流向远方;河上白帆点点,船上人语依稀;稍远处是一片丛林,而林梢的尽头,有一抹淡淡的青色,那是淮河转弯处的山峦。
前两句着重写水。用了“渺渺”二字,既扣住了题目中“晚望”二字,又与后一句的“夕霏”呼应,然后托出淮水如带,同孤城屹立相映衬,构成了画面上动和静、纵和横的对比。舳舻的原意是船尾和船头,在这里指淮河上的行船。诗人可能是嫌全诗还缺少诉诸听觉之物,所以特意点出“人语”二字。这里的人语,不是嘈杂,不是喧哗,而是远远飘来的、若断若续的人语。它即使全诗的气氛不致于沉闷,又使境界更为静谧。唐代诗人卢纶《晚次鄂州》诗说“舟人夜语觉潮生”,为“舳舻”句的出处。
三四两句着重写山。在前一句中,诗人不从“山”字落笔,而是写出林后天际的一抹青色,暗示了远处的山峦。描写山水风景的绝句,由于篇幅短小,最忌平铺直叙,一览无余,前人因此这样总结绝句的创作经验:“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元代杨载《诗法家数》)对此中“三昧”,诗人深有体会。在他笔下,树林不过是陪衬,山峦才是主体,但这位“主角”姗姗来迟,直到终场时才出现。诗的最后一句既回答了前一句的暗示,又自成一幅渺渺白水绕青山的画面,至于此山本身如何,则不加申说,留待读者去想象,这正符合前人所谓“句绝而意不绝”(《诗法家数》)的要求。
秦观以词名世,他的诗风清新婉丽,和词风颇为接近,所以前人有“诗如词”、“诗似小词”的评语。就此诗而言,“渺渺孤城白水环”之于“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林梢一抹”之于“山抹微云”,“应是淮流转处山”之于“郴江幸自绕郴山”,相通之处颇为明显。但此诗情调尚属明朗,没有秦观词中常见的那种凄迷的景色和缠绵的愁绪。
这首词为感愤时事之作。上片作者写自己游乌衣巷看到春末的景况,表达光阴荏苒之感。下片转入怀古,引出自己身世,抒发自己仕途不顺的苦闷和压抑之情。这首词融情于景,借古讽今,笔调洒脱凝重,语虽极浅,味却无限。
上片侧重写景,景中含情,其中“满园罗绮,满城箫笛”的热闹场景与“花树得晴红欲染,远山过雨青如滴”的美好景致,皆足以动人游兴,让人兴奋,但却与宦途不顺的吴氏兄弟的郁闷心情不相协调,反而引出了他们的客居之愁。前两句写乌衣园及金陵城内游人如织的赏春盛事,后两句对仗工整,将此时节的美丽风景描绘得尤为绘声绘色。
“问江南、池馆有谁来?江南客。”在这乌衣园内的池阁馆榭间游玩的是些什么人呢?其中就有我这来自江南的游客。上片结句以一问答引出自己客中游园的身份,乐尽悲续,引起下片的身世之慨。
下片转入怀古抒情,郁闷之情贯穿全篇。“乌衣巷,今犹昔。乌衣事,今难觅。”两句以“乌衣”并提,但巷犹昔,事难觅,对比十分鲜明。王谢的德行已成历史,不复存在,所以难觅。来到此地,只见小巷依然,触景生情。“但年年燕子,晚烟斜日。”只有春来秋去的燕子年年来此凭吊一番, “晚烟斜日”景象何其萧条。燕子当年经历过乌衣园的繁盛,如今又看到它的冷落,作者的今昔之感借燕子作了具体呈现。这里化用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但用意不同。刘诗旨在奚落、讽刺,这里是景仰、怀念。
“抖擞一春尘土债,悲凉万古英雄迹。”语出辛弃疾《沁园春·和吴子似县尉》词中“直须抖擞尘埃”句。“这里“尘土债”与“英雄迹”对照,显示了自己及其兄多少沉沦下僚、尘驱物役的苦闷和愤慨;“英雄”二字显示出兄弟二人不同于那些“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的世俗之人,他们悲愤的是壮志难酬,追求的是干一番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此二句将怀古之情拍合到自身的宦海沉浮之感中。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多少英雄业绩俱已成为过眼烟云,又不禁心生悲凉。这两句把这种思想感情的曲折表现。“且芳尊随分趁芳时,休虚掷。”感情并非消极低沉,而是故作反语,表现自己济时报国的“英雄”事业难以实现的悲愤。这正言若反手法的运用,使得全词的感情更显沉郁凄劲。
词有沉郁顿挫之致,感情的抒发由隐到显,诼弗展开。含蕴深远。颇耐人寻昧。笔调洒脱凝重,与辛词风格相近。
该词上片劈头三句,即作当头棒喝,揭露了宋室南渡后统治阶级在西子湖上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西湖面积并不小,作者为什么说只是“一勺”呢。或以为这是作者登高俯瞰时的一种视觉,其实不然。西湖代指临安,临安又隐寓东南半壁。南宋统治者耽乐于狭小的河山范围之内,全然将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大业置之度外,作者有愤于此,故云“一勺”,亦犹昔人讽刺蜗角触蛮,井底之蛙,眼界狭窄,心志低下,明眼人不难看出选择这两个字中所寓托的讥讽愤激之意,接以“渡江来”两句,作者的用心更觉显豁。“回首”两句,由眼前所见遥想早已沦亡的中原故土。“洛阳”,借指北宋故都汴京,亦借以泛指中原。宋徽宗曾派人到南方大肆搜括民间花石,在汴京造艮岳,这是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北宋已矣,花石尽矣,如今只剩下了渺渺荒烟,离离禾黍。历史的教训是如此惨痛,然而如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连在新亭哀叹河山变色而一洒忧国忧时之泪的人也找不到了。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说:“过江诸人(指晋室南迁后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三国吴时所建,在今南京市南),藉卉(坐在草地上)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里就是用的这个事典。“更不复、新亭堕泪”,语极沉郁。东晋士人南渡后,周侯等人尚因西晋灭亡,山河破碎而流泪,现在就是这样的人也没有,他们只知一味“簇乐红妆摇画舫”,携带着艳妆的歌妓,荡漾着华丽的游船,纵情声色于水光山色之中,还有谁人能像晋代的祖逖一样,击楫中流,誓图恢复呢。“千古恨,几时洗?”故意用诘问语气出之,其实则是断言当权者如此耽于佚乐,堪称千古恨事的靖康国耻便永无洗雪之日了。悲愤之情,跃然纸上,几于目眦尽裂。
换头三句转写自己和其他人才不被重用的愤懑之情,既与上片歌舞酣醉,不管兴亡、毫无心肝的官僚士大夫作鲜明的对比,又同上片“问中流、击楫何人是”一句相呼应。“余生”句用《后汉书·范滂传》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作者在这里自比范滂。“更有谁”两句,用姜子牙、傅说两人的事典。相传姜子牙隐居磻溪(今陕西宝鸡东南)垂钓,周文王发现他是人材,便用为辅佐之臣,后终于佐武王消灭了商朝。相传傅说在傅岩(今山西平陆)筑墙,殷高宗用为大臣,天下大治。姜、傅两人,在这里代表当代“未遇”、“未起”的人材。三句意为当今人材多的是,问题在于统治者没有发现、没有起用而已。国势危殆,人材不用,统治阶层凭借什么来抵御强大的元蒙军队。“国事”两句,自问又复自答:只是倚仗“衣带一江”罢了。朝廷不依靠人材,徒然凭借长江天险,甚至还可笑地说是“江神堪恃”。这里再一次对当权者进行了无情的冷嘲热讽。朝廷重臣颟顸昏聩,像北宋初期“梅妻鹤子”、隐居孤山的林逋那样自命清高的士大夫们又如何。“但掉头、笑指梅花蕊!”问他们救亡之事,他们却顾左右而笑道:“你看,梅花已经含苞待放了!”作者对这些人深表不满之意,与有澄清天下之志,有姜、傅之才具的爱国志士又是一个对比。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揭露、对比,最后逼出“天下事,可知矣”六字收束全篇,在极端悲愤之中,又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浩叹,读之令人扼腕,使人发指。
作者在词中表达了对国事的深刻的危机感,揭示了南宋小朝廷岌岌可危的现状,批判、讽刺了酣歌醉舞的南宋执政者和逃避现实的士大夫。这些揭露和鞭笞,是通过近乎议论散文的笔法,一系列的设问、发问,以及纵、横两个方面的反复对比,一层递进一层、一环扣住一环地表现出来的。
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引发了很多文人墨客的诗情文思。白居易的《长恨歌》,在揭示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而造成政治悲剧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袁枚此诗却能不落俗套,另翻新意,将李、杨爱情悲剧放在民间百姓悲惨遭遇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强调广大民众的苦难远非帝妃可比。《长恨歌》和《石壕吏》是有名的诗篇,其创作背景均为安史之乱。它们一以帝王生活为题材,一以百姓遭遇为主旨,恰好构成鲜明的对照。
“莫唱当年长恨歌”,莫唱是因为《长恨歌》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对杨贵妃之死,对唐玄宗之无奈,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歌颂了他们的爱情专一,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题材,如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元白朴的《梧桐雨》,明吴世美的《惊鸿记》、清洪昇的《长生殿》等等,莫不受其影响。与其大书特书皇帝的悲欢离合,不如深入细致地描写普通人的生离死别,故“莫唱”二字又引出了第二句“人间亦自有银河”。“人间”就将银河这个民间传说引入现实生活中来。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战争频繁,有开边之战,也有内战,其中规模大的,如用兵吐蕃,讨伐南诏,尤其是安史之乱,伤亡惨重,丁壮或死于战场,或死于徭役,或久戍不归,在人间划出了无数条银河,而最令作者痛心的,要数石壕村的一对老夫妻了。“老翁逾墙走”,老妇河阳役的惨状。杜甫还在同一时期作品《新婚别》中拟写一个“席不暖君床”的新娘子,送别刚刚结婚的新郎官应征入伍,造成一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告别”的痛苦。在《垂老别》中,又描写了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翁,在风烛残年之时还要应征入伍,与其老伴依依借别、“塌然摧肺肝”的情景。由此可见,“石壕村里夫妻别”是当时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作者感叹地说:“泪比长生殿上多。”长生殿上泪,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泪没有多少,而要大书特书,深表同情,而不书及比长生殿上泪更多的石壕村。这里,作者严肃地批评了白居易,自有其道理在。似乎可以这样悦,袁枚的这首《马嵬》诗,高出于前人所有咏马嵬之事者。
这首诗借吟咏马嵬抒情,提倡诗歌要多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主张,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文学创作观点。此诗虽为抒情之作,实际是议论之诗。前两句借马嵬为题提出论点,后面两句借用典故论证上述观点。论点和论据的材料本来都是旧的,但作者化陈腐为新奇,使其为自己提出新的观点服务,旧的也变为新的,颇有点铁成金之妙。全诗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随园诗话》)
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比照。全诗两组比照:一组是《长恨歌》与牛郎织女故事的比照。这一比照,不仅批判了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突出了人间牛郎织女才值得同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银河”,对唐玄宗与杨贵妃讥笑牛郎织女攀进行了再讥笑,很有情趣。第二组是石壕村与长生殿比照。石壕村是百姓的村落,长生殿是皇帝皇后的夜殿,这一比照,暗示出村里泪是殿上人造成的,马嵬事变,恶果自食,不值得同情,值得同情的倒是劳动人民。这两组比照又有不同,前者深沉,后者浅近,前者重在映照,后者重在对比。两相配合,共同表达了作者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