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抒发了年华易老的感慨，并将人到中年的独特人生体验巧妙地表达出来。
前两句咏叹韶光易逝。眼前的满眼青山既是实指，更是指人生旅途中经历的种种美好风景。美景不能饱览贪看，暗示着人生有着许多错过或不得不错过的遗憾，这就为下文埋下了伏笔。以下三句写为何如此怅惘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岁月催人老，一是人生多事。第二句写自己还没有充分领略人生，再看镜中已是鬓角如霜雪。这里，诗人并没有直接写自己如何白头，而是用无奈的语气写对鬓丝变白无可奈何。“无那”、“何”并未实指，也未明言，不出现“白”、“霜”、“雪”等字眼，却给人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这既体现了岁月的不可抗拒，给人以浓厚的岁月沧桑之感，又充分表现了自己年华飞逝而功业未就的怅惘。
后两句展现复杂情怀。自己只以为很快就会老去，那时就可以清闲下来无事可做了，没想到就要到四十岁了，各种杂事反倒更多了。要知道，人一旦到了中年，人生阅历已经非常丰富，可以说人生大多数滋味都已经尝过了，胸中百味杂陈但又不容易说得清楚。而此时也是事业鼎盛的时候，往往要同时面对各种杂事冗事，穷于应付。这两句就将这种中年人普遍怀有的复杂心情生动传神地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呼应了开头。
诗歌首联从景物描写入手，将触觉与视觉相结合，描绘出一幅和煦宜人的春日图景。风和日暖，黄鹂进村，好一幅优美和谐、闲适安宁的画卷。
颔联运用两个典故。“潘子县”中的“潘子”，指潘岳。据晋潘岳《闲居赋》载，潘岳曾为河阳令，于县中满种桃李，后因以“潘花”为典，形容花美，或称赞官吏勤于政事，善于治理。“陶摇门”中的陶摇，一般的说法指东晋的陶渊明。晋陶潜《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归隐之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陶潜柳、陶家柳、陶摇柳、彭泽柳、陶令柳、先生柳、门前五柳、陶宅五株、五株柳”等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花明潘子县，柳暗陶摇门”，描写出陶处士居所的优美环境，以环境的清新幽雅烘托出人物的雅趣与闲情。
“药碗摇山影，鱼竿带水痕”，一联中的“摇”“带”两字用的十分生动，岑参在写景诗的诗句中总是使用一些奇巧的字来增加对景物的修饰，使诗句具有更风韵的艺术感官，这里用奇巧的动词将两个景物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明晰的层次感，将生机注入景物中，营造出一种奇趣。写出陶处士服药养生、持杆垂钓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情形，塑造了一个闲适洒脱、自得其乐的陶处士形象。
尾联在前三联写景状物的基础上，以问句来引人思考，南桥驾车马的人，为什么苦苦喧喧，奔波着追逐名与利呢？与“南桥车马客”往来奔走相对比，写出陶处士远离尘嚣的安宁心境。表达作者对陶处士生活态度的认同。 这首诗语言清新质朴，风格近于田园诗，与作者为人熟知的边塞诗风差别较大。他的语言风格是以通俗浅近的口语、俊秀挺拔的笔调为基础的，通过奇特的想象表现富有传奇色彩或童话般的生活而锤炼出来的，类似李清照词那样“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
诗开头就表现了边亭告警的紧急情况：“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敌方入侵的信息接连传入京城，汉军征集马队，屯驻广武，分遣精兵，出救朔方。前两句“羽檄”、“烽火”用互文见义法，强化了军情的危急。后两句为一触即发的生死搏斗埋下了伏笔。
诗进而表现了胡焰嚣张，天子震怒的严重局势：“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胡方利用深秋弓坚矢劲，大举入犯，汉方天子震怒，使者促战，相望于道。四句有力地暗示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很能唤起读者的兴趣。
接着用两联工整对句极写汉军准备投入战斗的壮阔场面，颇有先声夺人气势。“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粱。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石径迂折，飞粱直跨，大军行进，秩序井然。但闻箫鼓中传出汉军的豪情壮思，旌甲上沾满胡地的霜露雪花。前两句用雁行、鱼贯两个比喻刻画汉军跋涉辛苦，纪律严明的英雄风貌。后两句则突出将士们战胜恶劣环境的大无畏精神。缘、度、流、被四字，分别起了传神点睛作用。
然后着重描写进入实战状态时气候剧变的特殊情况：“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疾风冲塞而起，沙砾满天飘扬。战马瑟缩，不能奔驰，劲弓冻结，难以开张。这四句把边塞风光与战地生活紧紧衔联，很自然地为英勇顽强的壮士安排好一个典型环境，使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表现的可贵战斗精神有效地得到显示。
最后四句是全诗的精华：“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自古以来的忠节之士，都是在严峻考验中察“见”和“识”别出来的。他们必须在紧急关头付出最大牺牲。诗人用《九歌·国殇》礼赞勇武刚强、死于国事的“鬼雄”的辞语，颂扬为国捐躯的壮士，寄托了他对英烈的无比崇敬之情。这两联流传万口，几乎成了封建时代衡量忠良行为准则的诗句，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此诗在思想与艺术上能达到较完美的统一，是由于紧凑曲折的情节，不断变化的画面和鲜明突出的形象在诗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其中紧凑的情节，更起了重要作用。它由边亭告警，征骑分兵，加强防卫，进而写到虏阵精强，天子按剑，使者促战。然后着重写了汉军壮伟场面和战地自然风光。最后以壮士捐躯，死为国殇的高潮作结。
贯串于上述紧凑情节中的，是各种生活画面，如边亭、咸阳、广武、朔方、虏阵、胡霜，包括了胡汉双方的广阔空间。活跃其中的，有交驰的羽檄，连天的烽火，雁行的队列，鱼贯的军容，箫鼓的节奏，旌甲的辉光等。尤其是疾风起，沙砾场，马瑟缩，弓冻凝的边塞风光画面，“神气光舞”（陈祚明语），“分明说出边塞之状”（朱熹语），更为此诗增添了艺术光彩，是鲍照表现边塞生活的重要艺术标志。
上述画面从多角度进行描绘，而位于其中心的，则是壮士的英雄群像。不只征骑、分兵、缘石径、度飞粱、吹箫伐鼓、执旌被的严峻时刻，他们的形象也十分耀眼。尤其是时危世乱之际表现的忠节，更突出地闪现了英烈们为国献身的思想亮光。
鲍照没有边塞生活的直接经验，却写出了成功的边塞作品，很可能是因为他善于把自己积累的北方边塞生活的间接知识和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能自出心裁，自显身手，为南朝诗坛开出一朵奇葩，说明他对庄子《逍遥游》“有待”、“无待”的境界，是很领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