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日一身，携粮负薪。道长食尽，苦口焦唇。”《善哉行》古辞首二句云：“来日大难，口燥唇干，”初看李白诗似也是套语；其实不然。“携粮负薪”，即《赠崔司户文昆季》所云“惟昔不自媒，担西入秦。攀龙九天上，忝列岁星匠”的“担”。李白把被召入京一事看得很重，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不无自得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到了长安，待诏翰林，弄臣般的地位，高力士辈的忌恨，同列的谤伤，种种严酷的现实使他从“愿为辅弼”的幻梦中清醒过来，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他却觉得太漫长了，“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此诗“苦口焦唇”反映了诗人当时彷徨、怅惘和困窘之态。最后，他是非离开朝廷不可了。
但是，谤伤和挫折并没能磨损诗人的锐气，也没能改变诗人豪迈傲岸的性格。他说：“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又说：“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角巾东出商山道，采秀行歌咏芝草”（《答杜秀才饱松山见赠》）。他的朋友任华描绘诗人离开长安的情形道：“有敕放君却归隐沦处，高歌大笑出关去”（《杂言寄李白》）。根据这些载述，可推测“今日醉饱，乐过千金”写的是辞阙为放臣时的达观之状。“仙人相存”至“金丹满握”八句，表面上写从仙人求长生术，实则用游仙的形式表现对人间污浊世界的轻蔑和不满。和人间社会相比，神仙世界没有倾轧，没有谤伤，自由自在。诗中写道，马上有仙人前来存问，劝诱他远学。他随着仙人，一下凌海而至仙界三山，一下腾空而至名山饱岳，何其超然、悠然。不仅如此，他还乘龙飞天，目瞻四野，受神药，握金丹。在太白集中，很有些关于求仙访道的作品，著名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结尾几句写道：“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看起来诗人是真信神仙，太信神仙了。其实又不尽然。他说过，服菖蒲以为可以延年的汉武帝“终归茂陵田”（《蒿山采昌蒲者》），并没有长年。他还对神仙和神仙世界有过怀疑：“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其三）；“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长歌行》）。因此，这首诗对神仙世界的颂扬，真正目的未必在于求仙长年，而在于借那个世界来否定污浊的人间世界。
“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东海，强衔一木。”这几句，联系上文，说今蒙恩而授之神药，使得长生，其德甚深，无时不思报答，但却有如精卫衔木石填海，德深而无以尽报。联系赐金放还，则还有更深的意思。上文说过，长安三年，备受排挤，诗人感到时间漫长难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被召入京，毕竟是一生中难忘的一段历史，不能在那段时间及有生之年报主恩，又不能无愧。在封建社会中，士子们经济策、济世志的实现，往往与报主阙相联系，李白虽然比较清楚地看出社会现实的黑暗，但对国君仍抱有较大希望，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能深报主恩，乃是“浮云蔽日”所致。“道重天地，轩师广成。蝉翼九饱，以求长生。”求仙的最高境界是求道，只有求道才能视万乘如敝屣，才能真正做到养生长生。“道”，是老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既指超越时空、感知难于用语言表达的一种实体，又是万物之源，所以李白说“道重天地”。“轩师广成”的“轩”指轩辕黄帝。“道”如此重要，就连黄帝都得师事广成子（《庄子·在宥篇》中一个“达于至道”的人物，一说即老子）以求道。《庄子·在宥篇》说，黄帝问如何治天下，广成子不答；黄帝问如何养生长生，广成子告诉他：清静无为，不把统治天下当成一回事。此诗“蝉翼九饱，以求长生”，就是黄帝听了广成子开导后所作的反映。据《易》，“九饱”为天子之位。黄帝得道，便视天子之位如蝉翼之轻，只以求长生为念。黄帝尚且如此，一个凡夫俗子更不必把世事看得过重，有勅放归，于是便“高歌大笑出关去。”“下士大笑，如苍蝇声，”李白十分痛恨那帮拨弄是非的小人，在他的诗中不止一次对他们进行痛斥，同时也表示绝不同他们同流合污；自己之所以被国君疏远，就是这些小人作祟的缘故：“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赠溧阳宋少府陟》）；“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离开长安后，他还写道：“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白璧何辜，青蝇屡前”（《雪谗诗赠友人》）。诗人受谤而离开长安，虽然大笑而去，但是随着其“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幻梦的破灭，内心则有一种难于言状的苦涩。
此诗从字面看，内容和乐府古辞似无大区别，细玩辞意，从“携粮负薪”到求仙访道，直至蔑视小人，都不无诗人傲岸不羁的形象在。海凌陆憩，乘龙握丹，轩师广成，写得旷放飘逸，彪炳陆离，神采飞扬；中间又插入蒙恩深愧，结以下士青蝇，写仙界则始终不离人间，抑郁顿挫，跌宕有势。全诗虽然寄兴深微，辞旨恍惚，但其文理脉络、主旨大略亦不是不可寻绎。
这是一首述怀诗，展示了诗人矛盾的内心世界，笔墨洒脱而感慨深沉。
诗人自大和二年（828）十月来到江西，后转宣城。以后，辗转漂泊于扬州、洛阳、宣城各地。首尾共历经十一年。此诗首联即以“潇洒江湖十过秋，酒杯无日不迟留”概括了这一段生活。”潇洒江湖”，无拘无束，风韵飘逸；终日为醉乡之客，则于放浪形骸中见愁闷之情。行止风流，内心愁苦，正是诗人的真实写照。
颔联承首联之意，再次点染。“谢公城畔溪惊梦”，接“酒杯”句。每日无事，携酒行游于宣城郊野，观山望水，自得其乐；自斟自饮，不觉醉倒溪边。此句中“惊梦”一词很妙，写出了诗人大醉初醒，不知身在何处的情态。而梦中之惊，耐人寻味：或许，他在醉梦中与亲故旧友重逢，一觉醒来却独枕溪流。或许，在梦境中他仗剑行侠，英雄豪迈，醒来却发现自身依旧是落魄江湖的一介书生。溪畔惊梦，情境皆佳。“苏小门前柳拂头”，写诗人“潇洒江湖”的另一面。妓馆歌楼多涉秾艳轻绮之笔，而诗人仅仅用“门前柳拂头”暗示出流连花柳之意，处理得很含蓄，不伤全诗清朗之调。
颈联转为感慨生平，反映出诗人虽然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但并不甘心终老于此。“千里云山何处好”表面上是寻访山川之胜，其实正是这声对苍茫云山发出的喝问，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咤叱风云、指点江山的襟怀抱负。紧接着，诗人又转过来对着茫茫人世发问：“几人襟韵一生休？”世上有几人能有如此襟韵，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罢了不成，把诗人不得不浪迹江湖的愤慨、不甘于虚度此生的愿望倾吐一尽。这两问，问得豪迈，问得沉痛，问得有气魄，如高天惊雷，滚滚而下，一扫方才悠然低回之韵。
尾联收合全诗，点明“赴官上京”之意。面对现实中平庸无聊的官吏生活，诗人萌出“尘冠挂却”的念头。他把辞宫归去说得很平常，“闲事”而已；事实上，这件“闲事”也难以做到，“终把蹉跎访旧游”，诗人不得不赴京上任，再次把光阴虚掷——回虚前联。此联言辞之间，流露出归隐与人世的内心矛盾。
这首诗起、承、转、合，层次分明，把这位落魄诗人的胸襟间事渐次说尽。其中既有风流倜傥之韵，又有豪宕雄浑之气。
此诗重点是写马，通过写马来赞颂鲁国的国君鲁僖公。诗分四章，可能与古代一车四马的驾车制度有关。有人说“《礼》：诸侯六闲，马四种，有良马，有戎马，有田马，有驽马”，“作者因马有四种，故每章各言其一”（孔颖达疏）；也有人说每章各写马的一种品性，第一章是写“马之德”，第二章是写“马之力”，第三章是写“马精神”，第四章是写“马志向”（方玉润《诗经原始》），这却不免让人感到穿凿附会，四章中各种各样毛色的马都有，难道说“骊”一定是良马、“駵”一定是劣马？“彭彭”、“伾伾”、“绎绎”、“祛祛”与“臧”、“才”、“作”、“徂”这些形容词（或动词）也看不出与德、力、精神、志向有特定的对应关系。从结构上看，它每章除了第四、五两句“有……有……”句式各具不同内容外，也就第六句末二字和第七、八两句末一字不同，是典型的重章叠句体式，而各章所更易之字，也不像《国风》中的一些篇章那样相互间有递进或联贯关系，而像《国风》中的另一些篇章那样，联章复沓只是为了取得一唱三叹、余音不绝的歌咏艺术效果。
从诗的表现手法看，此篇尽管用的是赋法而没有比兴成分，但写来跌宕有致，马的形象既生动传神，对鲁君的颂美也点到即止，没有过分的张扬，一切都温而不火，流畅自然，这在《颂》诗中实不多见。全诗先将直接歌咏的对象群马置于广阔无边的原野这一环境背景，且冠以“駉駉”这一表形态的叠字形容词，这样篇首就鼓荡着一种矫健强悍的气势。接着，“薄言駉者”一句略按，往下介绍马的品种，马的品种繁多正可作“有无疆（期、斁、邪）”一句的注脚，为下文的赞颂作了有效的铺垫。“以车”云云，又以带叠字形容词的句子咏马之善于驾车疾驰，与上文的“駉駉牡马”句相呼应，而句中“马”字不出现，叠字词前后位置不同，又见出章法上的变化。最后，由写马转为赞美鲁君，但赞美鲁君仍紧扣住咏马，结尾一丝不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篇的脉络很分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很纯熟。不妨说这是现存最早的专咏马的咏物诗，后世咏马之诗大致也是这样从马的形体（这在此篇中主要是通过写马的毛色表现出来）、马的动势、马与人的关系这几方面落笔的。作为咏物诗的雏型，它已显得相当完美。一些读者会有此疑问：这样一首具有《国风》风格的诗，为何不在《国风》中？鲁诗不称《风》而称《颂》，前引孔颖达疏实际上已作了说明，原因是鲁为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周室重视周公的功绩，尊鲁若王，天子巡守采诸国之诗以观风，遂不及鲁诗。
从诗的历史文化意义上说，此篇以牧业的兴盛作为治国有方的一大业绩，反映出那个时代对马政的重视。据文献记载，在周代的“六艺”中，就专门有“御”（驾马车）这一艺，周穆王也有驾八骏遨游天下四方的传说。春秋中期，车战仍是战争的主要手段，一辆兵车需四匹马牵引，因此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必然与马匹数量密切相关，大国号称“千乘之国”，良有以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马政于是成为军国要务，各国诸侯都十分重视养马，这在《诗经》中也有所反映，如《鄘风·定之方中》就赞扬卫文公“秉心塞渊，騋牝三千”，而《鲁颂》更是篇篇写到马，《鲁颂·駉》自不待言，《鲁颂·有駜》则诗题就是马肥壮之貌，《鲁颂·泮水》有“其马蹻蹻”句、《鲁颂·閟宫》有“公车千乘”句。在此篇中，写到不同毛色的马的品种有十六种之多，可见驯马养马这一业的发达。而考之典籍，以毛色定名的马还远不止这些。语言学家们认为：某一民族语言中哪一属类事物的名词特别多，就反映出此民族在该方面的知识特别丰富，与该类名词有关的科学技术特别发达。中国上古时期牲畜命名的多样化，正反映了畜牧业的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华民族可以为之骄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