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谁家郎”借用了西晋文人潘岳在洛阳道上的风流韵事,潘岳又叫潘安,潘安之美有多处记载,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这也就是著名的“掷果盈车”的来历。
“回车渡天津”句,将笔墨集中于洛阳贵公子出游回车过桥之状,间接陈述出洛阳繁华风物及士女冶游盛况。
“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句,“东陌”是洛阳城东的大道,那里桃李成行,每到阳春时节,城中男女多去那里游乐赏花。此句描绘出白玉郎本不想惊动世人,观赏桃李花美时却惊动洛阳人的热闹景象,颇具戏剧色彩和民歌风味。洛阳人多喜欢于桥上闲步顾盼周围美景,而在桥上行走也成为期望获得游人关注的一种方式。诗人提到高车轩驾中的如玉少年,兼有魏晋风流般的行为举止,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描绘其眼中所见情郎的身影,突显出其春情春思,可谓春风得意。
全诗语言率直自然,确实是“清水芙蓉”,间接地写城东桃李花美,熙熙攘攘,观赏人多。虽然诗中没有具体描绘“白玉郎”的美貌,而是写白玉郎在东陌看花时惊动了洛阳人,以此赞美洛阳的春景和游人的热闹景象,令人流连忘返,通过“谁家郎”的春风得意与诗人作鲜明对比,隐隐流露出诗人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凄凉。
这首诗是作者赠与好友许寿裳。诗的首联写作者所处环境之艰险,恐怖之惊人;颔联言心情之抑郁,国事之蜩螗;颈联状生死之无地,心境之寒栗;尾联虽言“闻鸡起舞”而不能,一但终见北斗阑干,曙色冉冉。全诗风格沉郁,感情深沉,意境宏远,对仗工整,词句凝练。
首联“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一语双关,既概括了节令和时局的肃杀、严峻气氛,又表露出忧郁的情怀。这和鲁迅一贯不媚悦权势,正视现实黑暗,以“枭鸣”报告“大不吉利的事”的态度是一致的。首句“曾惊”一词,含有不自今年始的意思,他曾写过“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等“惊秋”诗句。
中间四句具体写“残秋”情景。
颔联“尘海苍茫沈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此联半是抒情半是叙事。诗句中的“沈百感”,与杜甫“抚事煎百虑”的诗意相近。“金风”句愤怒指斥了南京政府将几十万中央军撤离河北的罪行。其中“走千官”一语,是反其意活用唐朝诗人岑参的诗句“玉阶仙仗拥千官”;岑诗是赞群臣早朝的盛况,鲁迅将“拥千官”改换一字,讽刺意味十足。
颈联“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进一步抒发心境之忧。此联驰骋想像,以上下求索而不可得,比喻时局极为艰险。这是鲁迅所写诗句‘‘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等寓意的相承和发展。
尾联“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首句是反其意用晋朝人祖逖“闻鸡起舞”的典故,形容国统区万马齐喑的状况。这是鲁迅的亲身感受:“周围像死一般寂静”,“邻人十去其六七,入夜阒寂,如居乡村。”与去年“中夜鸡鸣”的气氛和心境不同。次句忽转“亮色”,表现了作者鲁迅对中国前景的乐观预见,因为他深信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这首诗即充满对国破民艰的忧郁,又含有对未来的希望,可喻为现代“离骚”。其艺术技巧也十分精湛,如:诗题与诗意的绝妙契合;比喻、借代、对仗等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用字的精当传神,“惊”、“沉”、“走”、“尽”、“偏”等词,都是富有情采的“诗眼”。此外,平仄既守格律又不拘泥格律。
陆游的一位门客,从蜀地带回一妓,门客将她安置在外室居住,这位门客每隔数日去看望她一次。客偶然因患病而暂时离去,引起了蜀妓的疑心,客作词解释,妓和韵填了这首词以作答。见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
蜀妓疑团虽已得释,但怨气犹在,故开端三句写道:“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这定是针对客词的内容而发的,所以故意以恼怒的口吻,嗔怪其甜言蜜语、虚情假意。连用四个“说”字,是为了加强语气,再加上“动便”二字,指明他说这些花言巧语已是惯技,不可轻信。其实她此时心头怒火已熄,对其心爱之人并非真恨真怨,只不过是要用怨语气气他,以泄心头因相思疑心而产生的郁闷,而这恰恰也是对他深爱和怕真正失去他的一种曲折心理的表现。
对对方情急盟誓和申辩,这位职明灵巧、心地善良的女子终以半气半戏之笔加以责怪:“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满生教底?”脱空,是指说话不老实、弄虚作假。宋代吕本中《东莱紫微师友杂记》说:“刘器之(安世)尝论至诚之道,凡事据实而言,才涉诈伪,后来忘了前话,便是脱空。”“脱空”当是宋人俗语,她借此讽其所爱之人的殷殷的盟誓之言是念的一本扯谎经,不过是骗她而已。再补上一句“是那个满生教底?”以俏皮的口吻出之,至此,蜀妓佯嗔带笑之态活现在读者眼前了。
下阕蜀妓回过口气来,申说自己相思之苦:“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连用四个“不”字,“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与上阕四个说相对的深重,而“一味供他(为他)憔悴”,更见其痴爱。这正化用了情思柳永《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尽管她精神上遭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而情意仍诚挚不变:“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功夫咒你。”连爱都来不及,那还有时间去咒你,这表现得极为真切入微!这是舍不得咒,不忍心咒呵!从这至爱的深情,可知其上阕对客的责怨。也全出于爱之过甚。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妓女,被人轻视,求偶极难。“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是多少烟花女子切身痛苦的体验。而一旦得一知心人,又是多么害怕失去他。故蜀妓此时所表现的又气又恼、又爱又痴的情态是极真实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
全词感情发自肺腑,出之自然。语言通俗,文意浅白,几乎全用口语,不假雕饰,更不隐晦完全出于真情实感不但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更加个性化,且使全词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张耒在《贺方回乐府序》中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性情之至道也。”蜀妓词之至妙,恰是如此。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