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一说吴迈远作，二说鲍令晖，此诗解说出处指的是鲍令晖的《玉台新咏》。
全诗可分为三层。
前四句为一层，“寒乡无异服，毡褐代文练。"是指想着对方身处荒寒之地，却无精致轻暖的衣着，只能以粗毛短衣御寒。
“日月”二句写自己，意思还是承上而来，因为寒在他身，忧在己心，所以天天望君归，可是年复一年，这绷着的心弦总无缓解之时。第一层意指惦念不安、久盼不归。
下面六句为第二层，荆州，扬州，在南方，代指思妇所在之地；幽州、冀州，在北方，代指对方所在之地。
上一层先从对方落笔，由彼而己；这一层先从自己所处地写起，由己而彼。
她说：我这里早已春回大地，而你那儿大概还是冰霜犹在。虽说如此，“北寒妾已知”，然而“南心”你却“不见”。这里的“北”、“南”二字，系承接“幽冀”、“荆扬”而来，既指地，也代指人；“寒”字意亦双关，地之“寒”，是明写；君去不归，音信渺然，“南心”不见，则情之“寒”（冷）亦令人可感，这是暗含；“南心”，一说“指自己在南方望夫的心”，这是对的，因为本来就是“日月望君归，年年不解綖”。不过这里要结合“春早和”的背景来理解。
冬去春来，时不我待，青春易逝，你可知道？暖雨晴风，杨柳如丝，春色撩人春心动，你可知道？芳草萋萋人不归，春日偏能惹恨长，你可知道？说不尽的春愁、春怨、失望、孤寂，你全然“不见”，何等伤心，自在言外。
无怪沈德潜称赞：“北寒南心，巧于著词”（《古诗源》）。“巧”在它紧接上文，自然生发，翻出深意；“巧”在它借时借地，遣词造句，词简意丰，妙语传情。不过，心事万千，谁与共论，左思右想，还只有托燕传情，这种怨“君不见”盼君“见”的矛盾，真实而细腻地刻画出她回肠百转、痛苦而又执著的心态。
诗的最后四句为第三层，抒发她所要寄之情。“形迫杼煎丝，颜落风催电”。“形”指人之体，“颜”指人之貌；“杼煎丝，喻不休；风催电，喻甚速”（张玉谷《古诗赏析》）。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自你离家之后，里里外外只我一人操持，紧迫得像织机上的梭子，奔个不停；“富贵貌难变，贫贱颜易衰”（吴迈远《长别离》）。长期的愁苦劳累，昔日的容颜姿色，早如风雨中的闪电，转眼即逝。“形迫”、“颜落”，用字灵活，形象鲜明，语意生动，既将上文“辛苦”二字补足，又自然地逗出容华虽尽，初衷不变的情意。细针密线，层折而下，最后再一次向对方表明“南心”，方才收束全文。反复致意，用心良苦，但不知此心暖得“北寒”无。余意萦怀，悠悠难尽。
这是一首代思妇抒情写怀之作，然其突出之处在大量的叙事，妙在所叙之事皆孕满着浓郁的情意，这种事因情生，事中含情，情事相融的手法，不仅是抒情诗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艺术经验，对于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影响则更是深远的。
“小娉婷”六句，为词人未得水仙前的梦中之景。此处是说：昨天晚上我在梦中行走在一处明亮的月光照射下的庭院里，只见那里放着一盆小巧玲珑的水仙花。在这洁白的水仙花之中还有着一晕淡黄色的花蕊，青翠鲜嫩的绿叶横枝斜倚地衬托在玉白色水仙花的四周围，在月光映照之下水仙花更象似一个飘飘欲去的仙子。这里“清铅”句绘花瓣，“蜂黄句”状花蕊，“翠翘”句喻绿叶。用白、黄、绿三种高洁、典雅的色泽，来描绘水仙，这既是实写，也是以妙句状物。“睡浓”两句，梦中醒。此处是说：我在酣睡中，觉得有凌冽的劲风在抽打着那高雅的水仙花，冻醒以后才知道自己才是被寒风刺骨之后因冷激而惊醒过来的。所以醒转来还被噩梦吓得心中嘣嘣直跳。“送晓色”两句，醒后见花。此言词人清晨起床之后，却意外地发现希道已经差人送过来这一盆碧玉般葱翠透剔的水仙花。词人说：我这才知道，昨夜的梦做得真准啊！
“湘娥”三句，道水仙花的来历。此是以拟人手法言眼前的水仙原来是湘水女神的化身。“湘娥”，即湘水女神娥皇女英姐妹俩。她们由于找不到自己的亲人——舜帝，所以往来于烟波浩渺的水边砂岸四处寻找，但却始终没有找到亲人，因此才遗恨至今。为了纪念舜帝的逝世，她们仍旧作素色装束。“临砌”两句，述其香。此言词人将希道送过来的水仙花，放置在台阶旁的阴影之中。这水仙花散发出来的阵阵幽香，连傲霜斗雪的梅花也自愧不如，以致于她羞怯地退避在一旁，收起了自己的娇容。“熏炉畔”两句，谈催花之法及其对水仙的衷情。此言水仙花在暖炉的催发之下，显得越发精神奕奕。词人随即把它放置在床边的小几上，这样就可以使自己能够时时见到这位斜垂着稠密的白花翠叶的凌波仙子了。“料唤赏”两句，是为希道设想。“清华”句，据朱孝臧《梦窗词小笺》说：“清华疑即希道。”而根据前所引六首词推测也应该是指同一个人。“台杯”，即大小杯重叠成套的杯子。此处是说：我猜想，希道现在在自己的花园里，面对着这一盆盆洁白的水仙花，也必定会是在一边欣赏着水仙，一边连连举杯畅饮着吧。
上片以梦引花，下片浮想联翩，重在描绘出水仙花的神韵。结句呼应词题中希道索赋之请，故以两人的共同爱好的话题“赏花与饮酒”对之也。全词紧扣题意，从容而道，又有奇思妙想连篇，实是咏物词中的一篇高作。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