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这首写风雪渡江的诗，用极古简的笔法，绘出一幅饶有情致的图画。首句点出地点，诗人正“渡”的是汉江环绕襄阳、岘山的一段，这同时也是写景，淡淡勾勒出岘山的轮廓，在灰色的冬晚天空背景衬托下，岘亭的影子显得特别惹眼和好看。次句点节令（“岁阑”），兼写江上景色。由于岁暮天寒逆旅主人，故“古道少行人”。然而“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疏疏”，反而增添了一种诗情画意。三句是寄语备酒，借此引起末句“夜来风雪过江寒”：江间风雪弥漫，岘山渐渐隐没在雪幕之中，一叶扁舟正冲风冒雪过江而来。末二句用“为报”的寄语方式喝起，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天生的图画，而且仿佛人在画图中。
说它如画，似乎还远不能穷尽此诗的好处。虽然诗人无一语道及自己的身份、经历和心情，但诗中有一股郁结之气入人很深。
襄阳这地方，不仅具有山水形胜之美，历来更有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晋代的羊祜。史载他镇守襄阳，务修德政，身后当地百姓为他在岘山置碑，即有名的“堕泪碑”。诗的首句说“襄阳好向岘亭看”，绝不仅仅是就风光“好”而言的，那尽人皆知的羊公碑，诗人是不会不想到的。而且，诗的后面，越来越深蕴了一种怀古之情。前面提到岘山“岘亭”，紧接就说“人物萧条”，也不仅仅是就江上少人行而言的，还有一种“时无英雄”的感喟盘旋句中。
“习家池”乃襄阳名胜之一。在那注重名士风度的晋代，“习家”曾是襄阳的望族，出过像习凿齿那样的大名士。在重冠冕（官阶爵禄）压倒重门阀的唐代，诸习氏自然是今不如昔了。第三句不言“主人”或“酒家”，而言“习家”，是十分有味的。它不仅使诗中情事具有特殊地方色彩，而且包含浓厚的怀古情绪，引人产生一种“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感慨。怀着这样的心情，所以诗人“初渡汉江”就能像老相识一样“为报习家多置酒”了。不光“置酒”而且要“多”，除因“夜来风雪过江寒”的缘故，而联系前文，还有更深一层涵义，这就是要借酒杯一浇胸中块垒，不明说尤含蓄有味。这两句写得颇有情致，开口就要主人“多置酒”，于不客气中表现出豪爽不羁的情怀。
于是，在那风雪汉江渡头如画的背景之上，一个人物形象（抒情主人公形象）越来越鲜明地凸现出来。就像电影镜头的“迭印”，他先是隐然于画面中的，随着人们对画面的凝神玩赏而渐渐显影。这个人似乎心事重重而举措落落大方，尽管他有一肚皮不合时宜，却没有儒生的酸气，倒有几分豪侠味儿。这大约是一个落魄的有志之士吧。他别有怀抱，却将一腔感慨愤疾，以淡语出之，诗的风格十分沉郁。而这种风格，在绝句中是不多见的。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两句，词人追忆起北宋都城汴京昔日的繁华景象，同时也指出了北宋曾经坐拥万里山河，现在却都成了陈迹。 “曾”字，点明了这一切繁华都已经在历史舞台上落幕了，如今词人已经是亡国之君，沦为敌人的阶下之囚。后面的“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三句，词人将昔日汴京的繁华之景具体化了。 “琼林玉殿”极力表现帝王之家的奢华， “朝喧弦管，暮列笙琶”极力展现帝王生活的放纵无度。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两句，词人写昔日万花丛生的汴京城，如今已是人去城颓，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一派萧条破败的景象，尽管自己现在置身于尘沙漫天的茫茫大漠，但那汴京城的繁华却经常在自己的梦中萦绕不去。 “花城”二字，形象地表现了汴京城昔日的繁花似锦， “春梦”寄托着词人在被俘之后对故国的无限思念之情。结拍的“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三句，写的是词人梦醒之后的情思，说他听到羌笛阵阵，想起自己现在身处漠北，已经陷于囹圄，国家已亡，山河破碎，无处为家，怎么忍受得了吹奏《梅花落》的乐声所带来的痛苦。
词的上片追忆亡国前汴京城的繁华，通过对昔日汴京生活的追忆，抒发了词人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词的下片虚实结合，写词人被俘之后的愁苦，将词人心中的思国之愁和亡国之痛表现得韵味悠长。全词忆昔伤今，言辞简练但余味悠长，将复杂的感情梳理得具体，将亡国之君的亡国之痛和思国之愁表现得真实可感。
该诗成功地塑造一个活脱脱的呼之欲出的纵酒高歌的旷士形象。这个形象虽有政治上失意后颓唐的一面，而其中愤世嫉俗的品格颇得人们赞叹。他除了反映旧时代知识分子一种变态的心理外，而通过人物的形象也状写出了晚唐社会的黑暗现实。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一有机会便唱否则即罢休，愁恨全然不理照样乐悠悠。
首句说不必患得患失，倘若直说便抽象化、概念化。而写成“得即高歌失即休”那种半是自白、半是劝世的口吻，尤其是仰面“高歌”的情态，则给人具体生动的感受。情而有“态”，便形象化。次句不说“多愁多恨”太无聊，而说“亦悠悠”，也就收到具体生动之效，不特是为了押韵而已。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小诗的后两句是说，今天有酒就喝个酩酊大醉，明日有忧虑就等明天再愁。
这两句更将“得即高歌失即休”一语具体化，一个放歌纵酒的狂士形象呼之欲出。这，也就是此诗造成的总的形象了。仅指出这一点还不够，还要看到这一形象的独特性。这里取象于放歌纵酒，更带迟暮的颓丧。“今朝有酒今朝醉”，总使人感到一种内在的凄凉、愤嫉之情。这样的情感既有普遍性，其形象又有个性化，所以具有典型意义。
此诗艺术表现上更其成功之处，则在于重叠中求变化，从而形成绝妙的咏叹调。
一是情感上的重叠变化。首句先括尽题意，说得时诚可高兴失时亦不必悲伤；次句则是首句的补充，从反面说同一意思：倘不这样，“多愁多恨”，是有害无益的；三、四句则又回到正面立意上来，分别推进了首句的意思：“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得即高歌”的反复与推进，“明日愁来明日愁”则是“失即休”的进一步阐发。总之，从头至尾，诗情有一个回旋和升腾。
二是音响即字词上的重叠变化。首句前四字与后三字意义相对，而二、六字（“即”）重叠；次句是紧缩式，意思是多愁悠悠，多恨亦悠悠，形成同意反复。
三、四句句式相同，但三句中“今朝”两字重叠，四句中“明日愁”竟然三字重叠，但前“愁”字属名词，后“愁”字乃动词，词性亦有变化。可以说，每一句都是重叠与变化手牵手走，而每一句具体表现又各各不同。把重叠与变化统一的手法运用得尽情尽致，在小诗中似乎是最突出的。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独到，宜乎千年以来一些穷愁潦倒的人沉饮“自遣”，陶冶情操时，于古人偌多解愁诗句中，惟独最容易记起“今朝有酒今朝醉”来。
诗名《自遣》，是自行排遣宽慰的意思。解读此诗，关键全在于诗人将“愁’和“恨”排遣掉了没有。而诗人之“愁”和“恨”是社会之愁，家国之愁，这种愁是诗人自己难以解决的。上书，皇帝不听；劝说，皇帝不理；讽谏，皇帝会恼怒。那诗人怎样排遣，是采取了不理、不采、不合作、不发言的态度。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虽带有一定的消积成分，然而大多的知识分子都不发言，都不合作，那“此时无声胜有声”拥有很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