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纪事》诗二十首，痛感山川破碎，国家受辱，表达自己的忧伤与愤慨。这里选的是最后一首。
刘子翚写汴京的组诗，大多数通过今昔对比，列举熟知的事与物来抒发兴亡之感，所以在这首诗中举李师师的遭遇以表现汴京昔日的繁华已烟消云散。诗从李师师目前情况写起，说艳名压倒平康的李师师，在乱后流落湖湘，久经磨难后，颜色憔悴，歌喉也非复当年。诗感叹：李师师往时歌舞时所穿的金缕衣、所用的檀板现在仍在用，但都已经陈旧了，谁能相信她当年曾以美貌与伎艺使君王倾倒呢？诗写的虽然是人，主题却是从人的经历上反映国家遭受的不幸，达到了以李师师为典型反映社会动乱的目的。
通过描写往昔闻名的歌姬寄托盛衰之感的七绝，在唐代就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作品，最出名的是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诗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写安史乱后，名歌手李龟年流落江南，杜甫与他相会，回想起开元盛世，不胜唏嘘。诗将今昔盛衰之感，隐藏在字里行间，使人黯然欲泪，如以“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反衬相遇的难堪，以“又逢君”点出今昔，烘托出感伤，都很见锤炼。刘子翚这首诗在主题上承继前人，但一开始就直述“辇繁华事可伤”，虽简捷明快，与杜诗比，就少了含蓄。刘子翚这首诗在写作手法上则与温庭筠《弹筝人》更接近，温诗云：“天宝年中事玉皇，曾将新曲教宁王。钿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在结构、布局及内容命意上，二诗都有相同之处。
何逊的诗在梁代颇有影响，沈约曾盛誉其作，谓“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此诗的艺术水准，也当得起这番赞誉。题中的刘谘议，即刘孝绰，曾任谘议参军之职。他是与何逊齐名的诗人，当世有“何刘”之称，二人之间经常有唱和之作。
“旅人嗟倦游，结缆坐春洲。”诗的起首两句交代了作者之所以在行程中要“早泊”，并不是春江夕阳的美丽景色激发了他的观赏兴趣，而是对官事繁复和往来江上的旅行已经厌倦了，才宁愿早早泊船岸边，依春洲以望远，聊解忧烦。何逊的这种心情，在其诗作中多有反映，如“游宦疲年事，来往厌江滨”；“我本倦游客，心念似悬旌”等。诗一开始就表现出作者的忧愁烦恼，为下面的写景与联想做了铺垫。
接下来六句描写了春晚夕阳中的江上景色。暮色黄昏之时，江风停息。涣涣春水，犹如一匹长长的白练，无声地流动着，一直流向远方。江中不知何处，传来一曲悠扬的船歌。这是打鱼归来的船家在摇橹歌唱。在一片静谧之中，这歌声显得既清亮而又陶然自得，使疲于奔波的旅人闻之，更加感慨万端。举目遥看大江两岸，但见春草茵茵。这如翠的绿色绵绵不断，伸展向前，直连着天边。近处的草芽绿得可爱，远处的草却渐渐地映出傍晚天际的清光，越向远方，这清光越亮，草色也越淡。遥望所及，只见一片莹莹，草色与天光水色融为了一体。偶尔有几朵彩云飘来，霞光倒映在水中，水波起伏，宛如云影飘浮在江面。寂静的江上，时而一只小船从天边驶来，映着天上的霞光，滑过水中的云影，缓缓摇近岸边。宁静的江流，悠扬的渔歌，天边的余晖，绵绵的春草，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面。在这画面中，有声，有光，有色，有近处的清晰，有远方的迷濛，有静止的水天背景，有动态的孤舟轻漾。一切都呈现出素雅的色调，透出一股忧郁的情思。
诗的后四句抒发了作者由江景而生发的联想和感慨。“娈童泣垂钓”用“龙阳君泣鱼”之典。《战国策·魏策》记魏王的男宠龙阳君钓鱼而泣，魏王问其故，龙阳君答曰，前得之鱼小，后得之鱼大，故弃前者而藏后者；因想天下之美人多矣，王将惑于新人而弃故。魏王遂布令于四境之内:“有敢言美人者族。”后以此事喻近幸之臣蔽君主得贤之路。“妖姬哭荡舟”，事见于《左传·僖公三年》。齐桓公与蔡姬泛舟水上，蔡姬摇荡舟身，桓公恐，禁之不可，怒而遣蔡姬。桓公打发蔡姬回娘家只是一种惩罚，不曾想蔡人竟嫁女于他人。桓公大怒，举兵攻破蔡国，并乘势进军楚国。《淮南子·人间训》称：“蔡女荡舟，齐师大侵楚。”以喻祸之起于微小之间。这两个典故都与水有关。何逊关心国事，有志向，但因出身寒微，不善奉迎，故仕途多蹇，胸中常郁郁。他坐于江畔，看江水长流，夕阳西沉，孤舟飘泊，恨谄臣阻扼贤路，忧国家隐患重重，心情格外沉重。他的愤恨忧虑不可以直接表达，遂由水而生发联想，借“泣鱼”、“荡舟”的典故婉转隐晦地表现出来。这应当就是“客心自有绪”的内涵。《南史·何逊传》记载，梁武帝萧衍因何逊在诗中用曹操故事而颇为不满，称“何逊不逊，未若吾有朱异”。何逊“自是疏隔，希复得见”。（朱异是梁代以阿谀奉迎皇帝而著称的近臣，后侯景起兵乱梁，就借讨朱异为名）此事或许能帮助读者理解何逊用这两个典故时的心理背景。
然而，“旅客长憔悴，春物自芳菲”，“客子行行倦，年光处处华”（何逊）。大自然既不因人的悒郁不乐而失去其美之魅力，也不因人之喜悦赞赏而增加其美的色彩。自然的生命就是这样健壮、坚强、蓬勃旺盛。相比之下，人的生命是多么短促、软弱，人的作用又是多么微薄、无力。江水静静，日夜不停；春光流转，年年不息；太阳落下，第二天照样升起；可江边之人，明日不知身在何处，愤恨忧虑，亦复徒然。“对此空复愁”，正是诗人对于人生、社会的无可奈何之叹。
这首曲开头三句写出一种旷远的境界，进入全曲主题。“拍阑干。雾花吹鬓海风寒。”作者站在多景楼上手扶着阑干，顿时诗兴大发。这两句直接切人了“登楼咏叹”的主题，且营造出一种悲凉的氛围，气势十分恢弘，开篇立意不凡，故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价乔吉称：“乔梦符之词，如神鳌鼓浪，若天号跨神鳌，噗沫于大洋，波涛汹涌，截断众流之势。”其言不谬。宋代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有言：“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乔吉此句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中国古代的诗文之中，“浮云”多指那些功名利禄、不足挂心的俗事。乔吉性格骄傲不逊，不肯入俗流，“浩歌惊得浮云散”便充分展现了其藐视现实、孤傲自诩的性格特点。从此处开始，作者的思绪便发生了转折，开始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也暗含着作者的理想和追求。
接四句写作者对神仙般生活的无限向往。“细数青山，指蓬莱一望问。纱巾岸，鹤背骑来惯。”“细数青山”，暗用“买山”之典，本意指归隐，作者在这里则借纠表达超脱情怀。“一望问”谓作者之心境实与仙境一脉相通。求超脱是元代文人一种普遍的心境，乔吉《满庭芳·渔父词》有“回首是蓬莱”之句，乃是此心境更明确的表露，可作此句的注脚。而“鹤背骑来惯”则是诗人正以王乔自喻。一“惯”字，下得极洒脱，表现了超脱尘俗之念，遨游于无羁无绊的天地问乃是作者一贯追求的人生至境。表达作者对那种如同神仙般自由生活的钦羡。
末二句写作者感觉自己直上天坛，得道成仙。作者以“举头长啸，直上天坛”把这种仙境推向全曲的归结，收束了全篇。它与“浩歌惊得浮云散”在意脉上相呼应：摆脱了人间“寒”气，摆脱了“浮云”的缠绕，诗人的身心便似乎进了“天坛”。从“举头长啸”四字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作者心中无法释怀的愤懑之情，正因为如此，他才想要摆脱世俗的烦心之事，到达自由之境。
全曲充满了一种与前代“登楼”之作所不同的意趣，正是这个总格调的典型体现。所以曲子深沉，但不悲切；慷慨，但不凄凉。从此曲的酣畅豪爽中，体验到一种渴望自由的生命之力。然而，乔吉的这种豪放之情，也让人感到一丝“雾花吹鬓海风寒”的冷气。
叙学习，显示其成就的基础。张衡的朋友崔瑗曾称赞他说：“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炳焕，与神合契。”张衡多才多艺，德高品洁，是和他的学习、实践分不开的。范晔写他的学习，说他“少善属文”，自幼聪颖明慧，而更突出了他的“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张衡系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而游学到“三辅”之地，并进入京城洛阳太学参观、学习。当时学界盛行的是“章句之学”，完全是一套陈腐的死学问，张衡涉足社会，不惜远游，目标远大，直入太学，这就使他达到“通五经，贯六艺”的地步。把五经、六艺都融会贯通了，他不是食而不化，也非固步自封，不仅读书本而且看实际，不只钻典籍而且研技艺，不单捧册页而且知世情。张衡贯古通今，知书识世，明道谙理，可是“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谦虚谨慎，既是取得重大成就的条件，也是为人处世的美德。作者仅用了三十四个字，就概及张衡学习的各个方面：内容、方法、精神、成就。这真可谓用墨精当得能收海于勺，缩龙成寸。作者先叙张衡的学习，为下文叙述他的善为人、善作文、善机巧、善理政奠定了基础。
叙品行，显示其高尚的节操。张衡对为官作宦，“从容淡静”；对贪官酷吏，嫉恶如仇；对科学技术，不遗余力。有的人把学问作为沽名之具，钓利之饵，登官之梯，而张衡参透人生，洁身自守，他辞谢了多次的举荐与征召。作者连用“连辟”“累召”“不行”“不就”“不应”等词语，强调了他的不慕利禄，无意仕途。后来的出仕，也只是“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一些从事科技、史学方面的业务性职务。“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他不想握权柄以抬高地位，居高位以谋私利。
张衡没有官欲，但并非没有官才。他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政治头脑，高明的政治手腕。他看到“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不惜花了十年工夫，模拟班固的《两都赋》，而写了《二京赋》。在《西京赋》和《东京赋》中，极力铺写了二京的所有宫室、动植物、游侠辩论之士、角牴大傩之戏，讽谏当朝的穷奢极侈。这是婉转的讽喻。有时他也挺身而出“上疏陈事”，“讽议左右”，向皇上直言进谏，弹劾奸佞。一旦由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也就大力剪锄奸徒丑类。他出为河间王刘政的相时，看到刘政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他一到任就能“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收到“上下肃然，称为政理”的效果，可见张衡不仅具有如何做官的认识、理论，而且有着实际施行的本领。
张衡上究天文，下穷地理，精于历算，擅于机械，自然也洞察当时社会世情。官场之中，有日天地黑，无风海生浪，所以他先是不做官，想洁身避祸，后来不得不入官场，顺帝“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避其锋芒，巧为应对。即令这样，那帮阉竖还“共谗之”，使他更明白在那种政治漩涡中，如履春冰，如捋虎尾，确实是“吉凶倚伏，幽微难明”，而要“常思图身之事”。当他狠狠打击了河间王的恶势力后，也就急流勇退，做出了极明智的决策：“上书乞骸骨”，请求退休还乡了。从他的《四愁诗》《思玄赋》《归田赋》中，都看出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吏、有为的学者，在当时内心的苦闷，无力除恶，无法避祸，只有独善其身了。
叙术业，显示其卓著的成就。张衡在天文、数学、地理、气象、机械制造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在文学、诗赋、绘画方面成绩斐然。郭沫若曾评价说：“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万祀千令，令人敬仰”。范晔为之作传时，既要顾及全面，又要突出重点。文中以“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概及了他多方面的贡献，而重点写候风地动仪。候风地动仪是张衡首创，在科技史上居重要地位。传记从地动仪的质地、尺寸、规模、形体、文饰以至整个结构的“巧制”、测定时的效验，做了井然有序的详明介绍。“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着一“神”字，极写仪器功效。“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表明此乃史无前例的独创。更用京师学者最初“咸怪其无征”，后来“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的典型细节，充分证明了张衡“妙尽璇机之正”的“妙”，“善机巧”的“善”。
这篇传记仅以七百余字就概及张衡六十二年中善属文、善机巧、善理政等方面的杰出成就。全文以时间为序，叙其一生；以“善”为纲，统率题材；以“妙”为目，传其精神，因而所写方面多而不杂，事迹富而不乱，文虽简而概括全。范晔之所以能“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文心雕龙·附会》），就在于抓住了总纲领，并内蕴着相互关系。张衡正由于潜心于学才达到“通五经，贯六艺”的境界，才使他具有了“善机巧”的知识与才干，也使他具有了“不慕当世”的胸襟。不去追名逐利，求官谋宦，才能居郎中的微职“积年不徙”，得“约己博学，无坚不钻”，有了创造发明。他的做官，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以利于科学研究。当不得不被推上政治舞台时，还始终保持着明智的头脑。作者将张衡于自然科学、文学、政治活动方面的表现统一了起来，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伟大的人。
本文除揭示了张衡多方面事迹的内在的联系外，善于剪裁也是使本文成功的重要因素。如写“善属文”，就以写《二京赋》为主，略涉《思玄赋》，其他甚至不提及；写“善机巧”，以详写候风地动仪为主，其他科技成果则为辅；写“善理政”，以整治法度、收擒奸党为主，请求辞职、上调擢升则为次。在文学、科学、政事三方面，都体现了他“从容淡静”的个性，又突出了“善机巧”的特点，使张衡这么个伟大的形象辉耀于读者面前。
古诗中反映农民困苦生活的作品很多，如白居易的《观刈麦》、张籍《野老歌》、皮日休《橡媪叹》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而《打麦》不落窠臼，内容更丰富，艺术上颇多创造。
这首诗集中抒写了农民的终生劳苦，流露出强烈的恤民情怀，及对不合理现实的愤懑。全诗可分为两段，从开头到“敢惮头枯面焦黑”为上段：
“打麦打麦、彭彭魄魄，声在山南应在北。”诗名“打麦”，开头就直承题意。但不是正面描写农民劳动场面，而是用相互回应的一片打麦声，侧面取影，写出了紧张艰苦的工作情景。接着作者撇开打麦，蓦然跳跃到打麦以前的收割。“四月太阳出东北，才离海峤麦尚青，转到天心麦已熟。”这里用夸张手法描写麦子成熟之速，目的是突出麦收的刻不容缓，渲染了农民抢收的紧迫性。“鹖旦催人夜不眠，竹鸡叫雨云如墨。”鹖旦夜鸣催人，风雨将至，不抢收则颗粒无获。这两句进一步渲染出抢收的紧张气氛，引出下面对收麦的正面描写：“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上垅先捋青，下垅已成束。”只写妇女，实际上却已包括丁壮，笔墨简洁。捋青随即成束，既写出田家动作的熟练、紧凑，也写出神情的亢奋、紧张。白居易《观刈麦》说“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与之相比，此诗抓住了收麦场面中的特定动作，刻画更为准确。“田家以苦乃为乐，敢惮头枯面焦黑。”把农民的心理写得入木三分。夜无安眠，朝无少息，劳作很辛苦，但农民却以苦为乐。这里面有面对劳动果实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年成尚好，虽然所得无几，但不至于饿死道旁。这是凄楚的喜悦，辛酸的微笑。
这段通过对收麦环境、劳动场面和农民心理的描写，充分反映了田家生计的艰辛。
下一段从“贵人荐庙已尝新”到结束，由回顾收麦跳跃到展望食麦。“贵入荐庙已尝新，酒醴雍容会所亲。曲终厌饫劳童仆，岂信田家未入唇。”荐庙即献于家庙作祭品，醴是甜酒。贵人们雍容尝新，饱食有余，和田家的不曾入口形成强烈对比，揭示出耕者不食，食者不耕的对立。“尽将精好输公赋，次把升斗求市人”，不耕者饱食却还有余，力耕者无食被迫售粮，田家的饥馁不言而喻，两者的对比又深入了一层。
麦秋结束，劳作未歇，诗人构思又跳跃到打麦后的插禾：“麦秋正急又秧禾，丰岁自少凶岁多，田家辛苦可奈何！”这里写插禾只是一笔带过，不再作具体描写，虚实相间，错落有致。“将此打麦词，兼作插禾歌”，打麦和插禾，虽然一为农事之末，一为农事之始，但贯穿始末的是送不走的“辛苦”二字。田家的辛苦又要随着插禾周而复始了。结尾结而不断，首尾相衔，内涵丰富。
张舜民一贯重视民生疾苦，《画墁集》中有不少篇章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而此篇尤为突出。诗中强调了农民的终生劳苦，内容比前人开拓得更广。
此诗在艺术上也颇有独到之处。诗题说“打麦”，却忽而收麦、忽而食麦、忽而插禾，以打麦为联系中心，结构跳跃动荡，又有章法可寻，对主题的表现有重大作用。
由于作者热悉农村生活，因此在描写农村环境及劳动场面时，形象真实生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描写贵人神态，着墨无多，却十分传神。两种形象的对比，互相映衬，更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诗中使用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参差，自由洒脱，避免板滞，很有乐府风味。诗中换韵三次，平仄交押，仄声的短促峭急，突出了农民的劳苦；平声的悠长平和，刻画了贵人的雍容自得。
整篇诗不用典实，不用生僻字，质朴平易，任情而往，在宋诗中颇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