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这首小令描写的少妇的烦恼，是因为“人未归”而引发的，故“懊恼伤怀抱”便成为此曲表现的重点。此曲起头三句写风、写雨、写长夜不眠，由景入情，直入怀抱。“风飘飘，雨潇潇”，是说风雨交加，突然而至，声势咄咄逼人。这开头两句就给脆弱的少妇带来很大压力。“飘飘”“潇潇”双声叠韵，音响悠长，倍增空寂之情。女主人公心绪不宁，夜难成寐，所以第三句就说“便做陈抟睡不着”。这是借五代时在华山修道的陈抟老祖的故事，极言少妇被哀思愁绪煎熬着，即使做了陈抟，也难以入睡。忧思如此之深，终至烦恼、悔恨、伤心、落泪。所以四、五句又写道：“懊恼伤怀抱，扑簌簌泪点抛。”这是女主人公的愁苦情状。“扑簌簌泪点抛”是对这位女主人公的悲凉心境的具体展现，并在准确地捕捉这一典型细节以后留下空间，让读者想像补充，其闺房幽情在充实中越发空灵。如果说在《大德歌·春》、《大德歌·夏》两支小令里，尚局限于由于忧思而形容憔悴、瘦骨嶙峋的话，那么在《大德歌·秋》这支小令里，她的忧思就势如潮涌，终于冲决感情的堤坝，伤心的泪水滚滚而下了。不言而喻，“扑簌簌泪点抛”，就是对这位女主人公的悲凉心境的具体展现。最后二句“秋蝉儿噪罢寒蛩儿叫，淅零零细雨打芭蕉”继续写景，景语皆情语，蝉噪蛩鸣，雨打芭蕉。这些外界景物强烈地衬托出女主人公的孤独、寂寞和难以言喻的久别之苦，进一步凸现女主人公愁苦的心境。此时此刻，窗内：枕冷衾寒，形单影只；窗外：秋蝉寒蛩，轮番聒噪。这一切都融化在一起，物我不分，从而使女主人公的离思之苦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大有“梧桐声，，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的境界。
此曲从秋景写起，又以秋景作结，中间由物及人，又由人及物，情景相生，交织成篇，加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感，大大提高了艺术感染力。
作者在小序中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凄切哀婉的爱情故事。泰和年间，河北大名府有两个青年男女，彼此相恋却遭家人反对，固而愤而投河自尽。后来人们才发现他们在水中的尸体。由于这一爱情悲剧，后来那年的荷花全都并蒂而开，为此鸣情。故事哀婉，令人动情。这首词就是作者闻听此事后，抒发感想，向为争取爱情自由而牺牲的青年男女表示同情，显示作者比较进步开明的思想。此词与《雁丘词》同为姊妹篇。
全词写爱情悲剧，直言其人其事。上片写莲花并蒂的奇观，由此揭开故事的源头。“问莲根”三句，起首一个“问”字引起人们的注意。“丝”谐“思”，意为为情而殉身的青年男女，沉于荷塘，仍藕接丝连，爱情之思永存。“莲心”实指人心，相爱却只能同死，其冤其恨，可想而知。这样的起句，表现作者闻听此事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情感，情绪激动，要寻问，要责问，要斥问，为什么竟发生如此之事？所感之深，所触之大一语可见。“双花”等两句形象表明这对痴情男女至死不渝的爱情。“天已许”两句，更表现作者愤怒的心情。他们的爱情感动的连苍天都允许了，让他们化作并蒂莲，生死相依，为什么仍有人不让他们偕老白头？这一问，感情更为强烈，矛头直指禁锢男女爱情自由的封建礼教，表现作者进步的爱情观。“夕阳无语”四句，面对词人义正言辞的责问，没有人能回答，只见夕阳也在沉思，为苦命的鸯鸯哀悼。面对此情此景，就算是谢灵运所写的伤感之词，娥皇、女英这样湘妃投江自殉的悲境，都赶不上这青年男女殉情给人们带来的哀伤。“谢客”指谢灵运，善写伤感之词，造伤感之境。“湘妃”，传说中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后舜南巡死于途中，二妃寻而不得，遂投湘水而死，后世称她们为湘妃。以这两个典故，引古喻今，抑古扬今，更加衬托出作者对这样事的悲伤。“未是断肠处”，谢客的伤词不是，湘妃投江也不是，那么答案就在不言中了。
下片更是大赞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精神。“香奁梦”两句引用小序中韩偓《香奁集》自序语，用灵芝、瑞露这样的仙物来映衬他们爱情的纯洁神圣。
“人间”后三句，叹惜这样的爱情却在俯仰之间，成为陈迹。但接下来的“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却盛赞他们爱情的坚贞，任凭海枯石烂金不损，他们对世道的怨恨；就连黄土掩身也不灭其迹。“相思树”，等三句更确切地表明作者的进步立场。虽然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被顽固西风（指顽固守旧的封建势力）所误，但他们的爱情却长存人间。因而又有下句“兰舟少住”等四句。依者心绪难宁，固而乘舟少住，凭吊这对青年男女用生命结成的并蒂莲花。作者知道，顽固的旧势力不会善罢甘休，若不及时凭吊，恐怕以后再来，就会“红衣半落”，甚至于“狼藉卧风雨”了。同情之深，珍爱之切，掬之可出。结尾一句，以词人的料想推断更揭示出世道的黑暗，使全词更添悲剧色彩。
此词最突出的就是以情见长，情之真，意之切，纯情流露。全词句句有情，充满对青年男女爱情不幸的同情，充满对顽固守旧势力的愤怒，使词充满各种感情。此词运用的手法富杂多变，或议论，或抒情，或写景，或叙事，相互交杂，而却皆有归所，更增添作者所抒发的爱情故事的悲剧色彩。
讽刺属于喜剧的范畴，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也就是对“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那些“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的事物，“有意的偏要提出”，给以嘲讽和鞭挞。讽刺的本领在于巧妙地运用“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抓住讽刺对象的本质特征，诉之于可笑的形象，通过貌似出乎常情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描述，表现出隐而未显的客观事物的真相，从而收到引人发笑、发人深思的喜剧效果。
此诗反映的是当时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封建官府对农民敲骨吸髓的赋税剥削。全诗笔锋犀利，想象丰富，运用高度的夸张，尖锐的讽刺，近乎开玩笑的幽默语言来揭示现实，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
“渤澥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渤澥：即渤海。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在偏僻的渤海湾，随着经年的潮涨潮落，逐渐淤垒起了一处小小的沙洲。海鸥终日在海面上盘旋飞翔，可是最先发现这块沙洲的却是官府。
诗的开头一句描绘渤海岸边新形成了一片沙荒地的图景。这短短的七个字，反映的是一个长期、缓慢而不易察觉的大自然变化过程。这里的慢，与下句的快；这里的难以察觉，与下句的纤毫必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诗的讽刺意味更加强烈。海鸥一直在大海上飞翔盘旋，对海边的情况是最熟悉的；这片新沙的最早发现者照理说必定是海鸥，然而海鸥的眼睛却敌不过贪婪的注视着一切剥削机会的官家，他们竟抢在海鸥前面盯住了这片新沙。这当然是极度的夸张。这夸张既匪夷所思，却又那样合乎情理。它的幽默之处还在于：当官府第一个发现新沙，并打算榨取赋税时，这片新沙还是人迹未到的不毛之地——盐碱地。连剥削对象都还不存在，就打起榨取赋税的如意算盘，这仿佛很可笑，但对官家本质的揭露，又何等深刻！这首诗的第二句，夸张却已经到达极度，如果下面仍采取此法揭露官家的剥削本性，是很不容易的。诗人没有回避艺术上的困难，而是把夸张与假设推想之词结合起来，翻空出奇，更上一层。
诗的三、四句“蓬莱有路教人到，亦应年年税紫芝”，则把夸张与假想揉为一体，从虚拟的画面中进一层镂刻官府“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贪婪本性。蓬莱仙山本为神仙所居的极乐去处，其间既无尘世之争，更无苛捐杂税之扰。但官府并非不想到仙境中以掠取其间的奇珍异宝，而只是由于蓬莱“烟涛微茫信难求”、无路可通罢了。这里，假设的画面是可笑的，似乎纯属荒唐悠谬之谈，但在这荒唐悠谬的外壳中却包含着严峻的历史真实──官家搜刮的触须无处不到，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逃避赋税的净土乐园，从本质上揭示了官府心灵最深处的秘密，从中也反映了诗人爱憎分明的美好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