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前两句是说，高峻的峨眉山前，悬挂着半轮秋月。
诗从“峨眉山月”写起，点出了远游的时令是在秋天。“秋”字因入韵关系倒置句末。秋高气爽，月色特别明亮。以“秋”字又形容月色之美，信手拈来，自然入妙。月只“半轮”，使人联想到青山吐月的优美意境。在峨眉山的东北有平羌江，即今青衣江，源出于四川芦山县，流至乐山县入岷江。次句“影”指月影，“入”和“流”两个动词构成连动句式，是说月影映入江水，又随江水流去。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定位观水中月影，任凭江水怎样流，月影却是不动的。“月亮走，我也走”，只有观者顺流而下，才会看到“影入江水流”的妙境。所以此句不仅写出了月映清江的美景，同时暗点秋夜行船之事。意境空灵入妙。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后两句是说，夜间乘船出发，离开清溪直奔三峡。想你却难相见，恋恋不舍去向渝州。
次句境中有人，第三句中人已露面：他正连夜从清溪驿出发进入岷江，向三峡驶去。这位“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青年，乍离乡土，对故国故人不免恋恋不舍。江行见月，如见故人。然而明月毕竟不是故人，于是只能“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了。末句“思君不见下渝州”，表达依依惜别的无限情思，可谓语短情长。
诗中连用了五个地名，构思精巧，不着痕迹，诗人依次经过的地点是：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诗境就这样渐次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千里蜀江行旅图。除“峨眉山月”以外，诗中几乎没有更具体的景物描写；除“思君”二字，也没有更多的抒情。然而“峨眉山月”这一集中的艺术形象贯串整个诗境，成为诗情的触媒。由它引发的意蕴相当丰富：山月与人万里相随，夜夜可见，使“思君不见”的感慨愈加深沉。明月可亲而不可近，可望而不可接，更是思友之情的象征。凡咏月处，皆抒发江行思友之情，令人陶醉。连用五个地名，精巧地点出行程，既有“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豪迈，也有思乡的情怀，语言流转自然，恰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本来，短小的绝句在表现时空变化上容易受到限制，因此一般写法是不同是超越时空。但这首诗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达到了驰骋自由的境地，二十八个字中出现了五个地名，共计十二个字，这在万首唐人绝句中是仅见的，人们不但不感到重复，而且认为是绝唱，其原因就在于诗境中无处不渗透着江行的经验和思友之情，无处不贯穿着山月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它把广阔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统一起来。其次地名的处理也富有变化。“峨眉山月”、“平羌江水”是地名附加于景物，是虚用；“发清溪”、“向三峡”、“下渝州”则是实用，在句中的位置也有不同，所以读起来就觉得不着痕迹，自然入妙。
毛晋《芦川词跋》说：“人称其长于悲愤，及读《花庵》《草堂》所选，又极妩秀之致。”这首送别词，首先触景生情，后又缘情布景，节节转换，结构严谨，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悲愤之情与送别之意，在写作上自有特色，为其佳作之一。
大凡送别之作，多托离怀以抒情，写景以寄情，这首词也是如此。词的开头四句，描写送别时的春江景色以及由此引发出的凄苦感情。“芳洲”二句是说，一场夜雨过后，碧空如洗，长满苹芷的小洲上，淡淡的晨雾在翠绿的芳草上面轻轻浮动飘动，给人一种朦胧之感。在这里，作者不仅描绘出送别时展现在眼前的春光晨色，又点出了送别的时间，还化用白居易“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赋得古原草送别》）的诗意，暗示这生机盎然，给人带来活力，带来暖意的芳草，却挑起了作者无限惜别之意。“暖翠”二字尤其精妙，它从感觉方面把夜雨过后春江两岸的景色诗情画意地描写出来了。而“烟光如洗”二句，承上启下，进一步描写出江边晨景。其中前一句写“烟”，着一“洗”字，现出天空无限净洁的境界，写足了“宿雨收晴”之意；后一句写花，写一场春雨过后，鲜花盛开，时而轻盈的花瓣随风翩翩起舞，在作者看来，轻盈的花瓣犹如那点点泪珠，洒落地上。“点泪”二字用拟人手法，寓王观之情于客观，融惜别之情于春景，不仅烘托出送别的凄清气氛，也为下面的抒情做好了铺垫。“清镜”二句，紧承“飞花点泪”，即景抒情，转入到对年华虚度、功业无成的忧伤心情的抒写。“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和屈原一样，作者有感于日月如梭，时不待我，明镜新添白发，容颜日渐衰老，然而抗金报国的宏愿却无法实现，内心充满忧伤。一个“空”字，就把作者壮志难酬、老而无成的悲愤之情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了。词人本是把恢复中原故土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的，但“天意从来高难问”（《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皇帝高高在上，出尔反尔，其意图令人难以捉摸。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竟重用主和派，排斥抗金志士，这样就是词人的宏愿无法实现，致使词人感到老而无成。“新恨”句化用锦城官妓灼灼寄泪的典故，说明近来生活越来越寂寞，越来越孤独，甚至连一把同情眼泪也无人相送行，使人“新恨”无穷，倾吐了自己世无知己的悲哀。“溪涨”二句又缘情布景，进一步写雨后江天景色。“溪涨岸痕”写春水之猛，“浪吞沙尾”，写波浪之高。一“涨”一“吞”，不仅生动地再现了雨后春江波涛汹涌的情景，同时又借物抒怀，暗寓了自己高涨的自伤与伤别的心情。在这里，情与景合而为一，水乳交融，已经达到了浑然难辨的境界。
过片再次借景抒情。“老去情怀”二句，暗示了送别的地点——江楼，以回应开头，同时又形象地刻画出词人内心无限的悲苦。一个“易醉”，一个“慵遍倚”，里面包含着作者多少难以言说又无处言说的辛酸！“双凫人惯风流”二句，词人以高度的热情赞美了友人胸怀“功名万里”的报国壮志，同时也把抗金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友人身上。这位友人或许被召入朝，词人为其送，故化用王桥的典故，称颂他一贯风流倜傥，素有报国立功之志。在这里，慰藉之情与送别之意是融为一体的。最后四句写送别。“梦想浓妆碧云边，目断孤帆夕阳里。”词人在此展开了丰富而奇妙的联想。他告诉友人，此别之后，此日送别的场面将会在他的梦中重现，他设想那时，自己将在碧云深处与浓妆丽人相伴，过清闲的隐居生活，而友人却被应召入朝，自己依依难舍，因而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伫立江边，凝望着友人的“孤帆”渐渐地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久久不忍离去。这两句词，巧妙地化用了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诗句，而又有所创新，作者再次缘情布景，托物抒怀，通过对梦境的描写，进一步写自己惜别之情，寄实于虚，虚实相映，更加真切地表达了词人对友人的一片深情。煞拍“何时送客，更临春水”，由当日送别想到来日送别，又由来日送别看见来日相逢，这种深一层的写法，更加含蓄委婉地写出词人无比悲痛的惜别之情。这种写法，确实“如泉流归海，回环通首源流，有尽而不尽之意”（江顺诒《词学集成·法》）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