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分三段。
第一段八句,点题扣题,写花下饮酒之乐。时值芳春,作者站立在桃花树下,举杯饮酒。杯中的酒,先沾濡着他的胡须,花的香味,也随着酒的芳香流进口中。这桃花仿佛是酒家的老媪,这春天的景色,仿佛是诗翁的朋友。由于心境欢愉,作者的酒量顿增,此刻再添上斗酒,他也不会喝醉的。
第二段十二句,写饮酒之后所见的陌上景象。这段头两句:“君看陌上春,令人笑拍手。”句意率真,而欢乐之情,跃然纸上。作者用“君看”两字,表示与人同乐的心情,以“笑拍手”一句,显现此时内心的欢畅,并就此展开下面八句所写的物景。篱边的春草已经半青了;畦中的春韭都已转绿了;牛背上飞下了悠闲的乌鸦;狗洞中穿过奔跑的小猪。猫潜着身子,蹲伏在那里瞄着麻雀;鸡寻到食物,正引伸着长喙在呼唤着伴侣;包着麻杆的邻居正向人家讨火;穿过桑林的村童在向田间送午饭。所有这些物象,有动物,有植物,有成人,有儿童,无不欣欣然各具生态,各有所乐,显示出一片生机。这样就很自然地拈来这段的结语:“物类虽各殊,所乐亦同有。”诗人眼里的阳春,是公正而无私的。
末段六句,写花下闲适之情。这段开头,作者说:“谁知花下情,犹能忆杨柳。”作者此刻所忆的杨柳,可能是年轻的时候,曾经折下赠别他朋友的柳枝;可能是和他的妻子分手时那些楼前的垂柳;也可能是他作客他乡所见的渡头杨柳。杨柳是最能牵惹人们的情思的,诗人并不是无情,但它所引起的,原不过是人生旅程中的过眼云烟,一霎即逝,诗人此刻的内心,是无所累挂的。可见他的情怀,仍然是非常旷达的。这段结尾两句说:“余方寓之乐,自号闲人叟。”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一杯在手,任物自适,触处皆春,飘然于利禄之外,这就是作者此刻的心情。
这首诗的特点是:诗中所描绘的全是乡村中普普通通的景物,生活气息较浓。文字不避俚俗,绝少设色绘彩的笔墨,捕捉麻雀的猫,呼唤伴侣的鸡,穿过狗洞的猪,皆可入诗。向邻居讨火的邻友,送午饭的村童,莫不怡然自得。而所有客观的描绘,无不寓以诗人主观的欣喜之情。诗人自我的形象,展现得非常鲜明,除了饮酒之乐以外,他还分享着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欢乐。
全诗分三段。
第一段八句,点题扣题,写花下饮酒之乐。时值芳春,作者站立在桃花树下,举杯饮酒。杯中的酒,先沾濡着他的胡须,花的香味,也随着酒的芳香流进口中。这桃花仿佛是酒家的老媪,这春天的景色,仿佛是诗翁的朋友。由于心境欢愉,作者的酒量顿增,此刻再添上斗酒,他也不会喝醉的。
第二段十二句,写饮酒之后所见的陌上景象。这段头两句:“君看陌上春,令人笑拍手。”句意率真,而欢乐之情,跃然纸上。作者用“君看”两字,表示与人同乐的心情,以“笑拍手”一句,显现此时内心的欢畅,并就此展开下面八句所写的物景。篱边的春草已经半青了;畦中的春韭都已转绿了;牛背上飞下了悠闲的乌鸦;狗洞中穿过奔跑的小猪。猫潜着身子,蹲伏在那里瞄着麻雀;鸡寻到食物,正引伸着长喙在呼唤着伴侣;包着麻杆的邻居正向人家讨火;穿过桑林的村童在向田间送午饭。所有这些物象,有动物,有植物,有成人,有儿童,无不欣欣然各具生态,各有所乐,显示出一片生机。这样就很自然地拈来这段的结语:“物类虽各殊,所乐亦同有。”诗人眼里的阳春,是公正而无私的。
末段六句,写花下闲适之情。这段开头,作者说:“谁知花下情,犹能忆杨柳。”作者此刻所忆的杨柳,可能是年轻的时候,曾经折下赠别他朋友的柳枝;可能是和他的妻子分手时那些楼前的垂柳;也可能是他作客他乡所见的渡头杨柳。杨柳是最能牵惹人们的情思的,诗人并不是无情,但它所引起的,原不过是人生旅程中的过眼云烟,一霎即逝,诗人此刻的内心,是无所累挂的。可见他的情怀,仍然是非常旷达的。这段结尾两句说:“余方寓之乐,自号闲人叟。”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一杯在手,任物自适,触处皆春,飘然于利禄之外,这就是作者此刻的心情。
这首诗的特点是:诗中所描绘的全是乡村中普普通通的景物,生活气息较浓。文字不避俚俗,绝少设色绘彩的笔墨,捕捉麻雀的猫,呼唤伴侣的鸡,穿过狗洞的猪,皆可入诗。向邻居讨火的邻友,送午饭的村童,莫不怡然自得。而所有客观的描绘,无不寓以诗人主观的欣喜之情。诗人自我的形象,展现得非常鲜明,除了饮酒之乐以外,他还分享着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欢乐。
金山是江南名胜,地处今江苏镇江西北。原在长江中,后因砂土堆积,到清末便与长江南岸相连。据宋人周必大说,此山大江环绕,每风起浪涌时,其势欲飞动,故南朝时人称“浮玉山”(见《杂志》)。唐时有裴姓头陀于江边拾得黄金数镒,因改名金山。
此诗四句四景,合成一幅金山晚眺的优美图景,十分清丽。前半部分是并列的两句,分写江上的明月和蒙蒙的水气。西津在镇江西北九里,与金山隔水相望,是当时南北交通要道。诗人站于金山之颠,西向遥望,只见一轮新月,悬于西津渡口之上;江上水气,非烟非雾,正冉冉升起,几与天接。烟水迷蒙,使皎皎明月也蒙上了-层淡淡的云翳。这两句明暗交错,上下相对,不仅使画面具有明显的层次,而且避免了色调上的不和谐。“西津江口”四字,既点明“晚眺”方向,又划定了所见景色的区域。“月初弦”三字也有双重功用,既是写景,又是记时这种借星月在天空中位置移动和形状变化来点明时间的手法,古人诗中常用,远如曹植的《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近如唐代刘方平的《夜月》:“北斗阑干南斗斜。”机杼正自相同。
诗的后半部分是相对的两句。“清渚”、“白沙”,则写出了月下之景。“清渚白沙茫不辨”是承前一句“水气昏昏上接天”而来。白天从金山眺望西津渡,对岸景物是可以看清的,唐代诗人张祜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题金山寺》)之句;但此时既已入夜,又有水气,诗人眺望的结果只能是“茫不辨”了。“只应灯火是渔船”作一转折:尽管对岸清渚、白沙,望去茫茫一片,但透过水气,还能看到江上灯火,隐现明灭,诗人因此判断道:那一定是对岸的渔船了。诗人在这两句中运用了反接法,便使诗句显得摇曳生姿,别具风调,比前两句的平叙景色更引人入胜。元人刘壎在《隐居通议》中说:“作绝句,当如顾恺之啖蔗法,又当如饮建溪龙焙。”也就是说,绝句不能“虎头蛇尾”,而要“渐入佳境”。这首《金山晚眺》正体现了这一要求。
此诗脱胎于张祜的七绝《题金陵渡》:“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只要稍加比较,就能看出秦观诗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张祜诗相同:一,时间和地点相同,都是写镇江江面的夜间景色;二,描写手法相同,一用“潮落”、“斜月”来暗示时间的推移,一用“月初弦”来点明时间;三,境界相似,秦观诗中的“只应灯火是渔船”是化用了张祜诗的“两三星火是瓜洲”以及张继《枫桥夜泊》中的“江枫渔火对愁眠”。由此可见秦观这首诗的出处。但张祜诗明写了诗人的羁旅之愁,属触景生情,形象地表达出诗人夜不成寐的情形,而秦观诗没有直接抒写诗人的情感,而是将情感蕴涵在所描写景物之中,景中含情。这又是二者的同中之异。
鉴赏此诗,一要注意炼字的表达效果,二要注意表意的含蓄蕴藉,寓情于形象的描绘和叙述之中。首联中的的“一别”“长驱”颔联中的“衰”“老”等词,一方面表现了叛军的嚣张气焰,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无奈、悲凉、飘零憔悴的遭遇。颈联通过“宵立昼眠,忧而反常”的生活细节描写,曲折地表达了思家忆弟的深情。此二句中的“思家”“忆弟”为互文,委婉曲折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突出了题意的“恨别”沈德潜评论此联说:“若说如何思,如何忆,情事易尽。”
首联领起“恨别”,点明思家、忧国的题旨。“四千里”,恨离家之远。“五六年”,伤战乱之久。个人的困苦经历,国家的艰难遭遇,都在这些数量词中体现出来。
颔联两句描述诗人流落蜀中的情况。“草木变衰”,语出宋玉《九辩》中的“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里是指草木的盛衰变易,承上句的“五六年”,暗示入蜀已有多年,同时也与下一句的“老”相呼应,暗比诗人自己的飘零憔悴。诗人到成都,多亏亲友帮助,过着比较安定的草堂生活,但思乡恋亲之情是念念不忘的。由于“兵戈阻绝”,他不能重返故土,只好老于锦江之边了。“老江边”的“老”字,悲凉沉郁,寻味不尽。
颈联通过“宵立昼眠,忧而反常”(《杜少陵集详注》)的生活细节描写,曲折地表达了思家忆弟的深情。杜甫有四弟,名为杜颖、杜观、杜丰、杜占,其中杜颖、杜观、杜丰散在各地,只有杜占随杜甫入蜀。此二句中的“思家”、“忆弟”为互文。月夜,思不能寐,忽步忽立。白昼,卧看行云,倦极而眠。杜甫这种坐卧不宁的举动,正委婉曲折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突出了题意的“恨别”。它不是抽象言情,而是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说话,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形象中所蕴含的忧伤之情。手法含蓄巧妙,诗味隽永,富有情致。
尾联回应次句,抒写杜甫听到唐军连战皆捷的喜讯,盼望尽快破幽燕、平叛乱的急切心情。760年(上元元年)三月,检校司徒李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四月,又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这就是诗中“乘胜”的史实。当时李光弼又急欲直捣叛军老巢幽燕,以打破相持局面。杜甫盼望国家复兴,他自己亦可还乡,天下可喜可乐之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这首诗以充满希望之句作结,感情由悲凉转为欢快,显示了杜甫胸怀的开阔。
这首七律用简朴优美的语言叙事抒情,言近旨远,辞浅情深。杜甫把个人的遭际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写,每一句都蕴蓄着丰富的内涵,饱和着浓郁的诗情,值得读者反复吟味。
诗的首句“折冲儒墨阵堂堂”说苏轼用堂堂之阵来平息儒墨之争,学术不偏激,能得其平。赞扬苏轼的学识渊博,又以“折冲”的驰骋之意表现他洋溢的才气。“书入颜杨鸿雁行”,这里不是说苏轼的书法像颜真卿、杨凝式,而是说他和颜、杨两人一样是当时第一流的书法家。这句称赞他的书法高妙,是从运笔使墨、技艺不凡而言,又已经暗含着“师心使气”而写形传神的命意。第三句“胸中元自有丘壑”是全诗之眼。不仅是说苏轼落笔之前胸中已有成像,更强调了综合学识、才艺、经历等诸多因素在其内心积蓄的丰富涵养。即唯有这样的内涵,胸中才会有这样的成像。“故作老木蟠风霜”,这历尽“风霜”的“蟠曲”“老木”,岸然苍劲,既是高明笔墨的表现,也是画家胸襟的写照。“胸中丘壑”原是东晋谢鲲形容自己的隐逸情趣,被诗人借来表现画家的外观与内力的融合。这幅枯木,是苏轼胸中的郁结自然吐露的。跟凡庸之辈不同,所以落笔作画,有“老木蟠风霜”之态。至于称赞书法,当是画上有题字的原故。最后两句巧妙地把评画和品人结合到了一起。热情地赞扬了苏轼的艺术造诣,高度评价了苏轼的人格,两者结合,自然而贴切。
这首诗前二句说苏轼在学术上有集大成的特点,书法可与颜杨并驾并驱。后二句说正是这些深厚的艺术修养、人生体验,使苏轼画出格高韵古的枯木图,达到诗、书、画三者相互圆融的艺术的化境。诗以议论开端,仍以议论承转,通篇阐述画理,到尾句才扣到枯木图上。全诗构思特点是,不光写“老木蟠风霜”,还写出了苏轼的为人,写出了他的“折冲儒墨”,写出了他的“胸中丘壑”,构思奇特。
这首小令可分四层,第一层说喇叭、唢呐最突出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暗示小人得意的情状;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第三层展示喇叭、唢呐用途的另一面:为害军民,即在为官船抬声价的同时,肆意侵害军民的利益,让老百姓一听到喇叭、唢呐之声就不寒而栗,胆战心惊;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曲中表面上写的是喇叭和唢呐,实则处处写的都是宦官。全曲借物抒怀,虽然没有正面提到宦官的字样,却活画出了他们的丑态,讽刺和揭露了明代宦官狐假虎威,残害百姓的罪恶行径,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痛恨情绪。
小令第一层说喇叭、唢呐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写宦官集团小人得志气焰十分嚣张的情状,生动传神。“曲儿小”,暗示宦官乃宫中奴仆,本没有参政的资格,也可理解为其所作所为完完全全是小人行径。“腔儿大”,指宦官很不正常地占据要津后的得意忘形,耀武扬威。曲儿小腔儿大是喇叭、唢呐的特征。本事很小、官腔十足是宦官的特征。句中的“小”和“大”互为反衬,给人的印象极其鲜明,是对宦官的嘲讽和蔑视,表达效果十分突出。
小令的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声价”即名誉地位,按理应是客观评价;而这里却要“抬”,就说明喇叭、锁呐的品格是卑下的。历史证明,封建社会的中国百姓,总是怕官的,能忍则忍。但当被逼进绝路时,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惊天动地地造起反来,将旧世界炸个粉碎。阉党既要加重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又想避免火山爆发而危及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于是就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全仗你抬身价”,这充满嘲讽意味的句子,尖锐地指出阉宦在官船上设喇叭,是为了拾高自己的身价,向人民示威,用以掩盖其内心的恐惧。作者洞察了反动派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及其色严内荏的阶级实质,写得入木三分,令人击节称快。
小令第三层“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这两句上承“曲儿小”一句而来,是互文,即军民听了喇叭都又愁又怕,是写统治集团在精神上给军民造成的巨大压力和痛苦。听到喇叭就愁得要死,怕得要命,军民的反应如此敏感而强烈,因为在他们身边发生过许许多多家庭被喇叭“吹伤”“吹翻”的悲惨事件,使他们的心一直还在震颤。作者从听觉上写军民的感受,又用排偶的句式加强它,成功地从侧面反映了阉党对劳动人民压迫和剥削的程度。。
小令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这决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眼见”的血淋淋的事实。“这家”“那家”不是十家八家,而是千家万家。这句采用排偶形式一气呵成,给人那家伤了这家翻了紧紧相承目不暇接之感。这惨象,“军”和“民”都“眼见”了,感到自己正面临着被“吹翻”“吹伤”的可能,所以听到喇叭就极度地忧伤和恐惧。真是苛政猛于虎。“这”“那”本属虚指代词,但在这里给读者的艺术体验却是实在而形象的,好像作者指点着把身边相继破散的家庭的真名实姓一一列举给读者听。
这首小令是作者目睹了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宦官的种种恶行后的借题发挥之作,是有所寄托的。喇叭和宦官不同类,但喇叭的“曲儿小腔儿大”与宦官的“本事小来头大”却有共同点,于是作品在物与人之间找到共性,作者实际上是比照着宦官的嘴脸咏喇叭的:以吹(虚张声势)为特征,是官方害民的帮凶,到处作威作福,惹得军民共忿,直到吹得天昏地暗、江山动摇。作者在对宦官害民的现实黑暗进行揭露的同时,也向最高统治者发出警告,其批判锋芒是很尖锐的。所以说这首小令的思想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
这首作品不是为咏物而咏物,它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在传达一种反抗的呼声,而这些思想内涵都包融在咏物之中。作品是在批判宦官害民,但终于没有点破,结论留待读者思而得之,既痛快淋漓又含蓄有力,这就是“不即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