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 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 “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 “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 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
这首歌揭露南宋统治阶级在外族入侵时,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偏安江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使老百姓饱受离乱之苦。月亮照耀着中华大地,同在一片蓝天下,有的家庭欢乐生活,而广大人民愁容满面,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苦日子。
诗人从月照人间写起,月亮的阴晴圆缺好像是同人间的悲欢离合连在一起,因为将自然现象的变化同人事联系在一起,是古人的一种心理倾向。但是诗人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人间的忧伤和痛苦是由人自己导致的,同月亮的变化没有任何干系,要摆脱这些烦扰人心的事,还要善于宽容。诗人非常积极地看待人生的欢乐喜忧,认为只有把自己的心态放宽,才会有磊落豁达的人生境界。
上片,咏东园的迷人风光。第一、二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写“东园好”。“见说”,点明非“听说”,是亲身感受。具体好在哪里,好在“能消”像苏轼这样政治“北客”之“愁”闷,这是铺垫之笔。第三、四、五句,写百闻不如一见,东园风光实属迷人。虽然苏轼不是本乡本土的人,但一“登楼”,纵观全景,气象万千,顿觉豁然开朗,令人神往。这是苏轼“行尽江南南岸”所未曾见到的美景,颇有范仲淹在岳阳楼上所观写山光水色的韵味,令人心旷神怡。正因田园如画的仪真,才把苏轼“淹留”、挽留住了。
下片,特写眼前事物,感叹人生短暂。第一、二句特写白昼“短日”的“枫”虽“明”而已“缬”,微寒“清霜”的“菊”既“暗”而又“球”。这典型的带有双关意义的深秋景物,是在给予苏轼什么。第三句,一语道破此时此地苏轼思想的真谛:“流年回首付东流!”似有人生短暂、不堪回首的愁闷。最后两句,借助古代文人的传统心理来自我安慰:凭借东园的美好景色,让苏轼内心增添了愉悦。凭借潘岳的能耐,延缓苏轼逐渐发白的双鬓。
全词借景抒情,借东园美好迷人的风光事物,敞开了苏轼旷达宽阔的胸怀,消解了多年积抑于心的愁闷。触发了苏轼复杂的思想情绪中的消极心态,也为苏轼内心增添了心事忡忡的忧愁。
文章的宗旨是显下易见的,不是暴露“礼”的崩坏,下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礼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曾参是以身护礼的典范。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以曾参为榜样,那是迂腐至极的。但抛开曾参所守“礼”的内容,他那种严于律己,知错必改的精神,也是令人感动的。“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将“德”的内容以新易旧,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名言。
临终易箦,对于曾子来说,不过是其一生中最微乎其微的生活细节,下这个细节正是回光返照中一道耀眼的闪光。《礼记》的原创者,对于这个细节做了简洁下生动地描绘。虽用字不多,但侍疾的场景具体,人物的情态毕现。尤其是童子童言无忌,口无遮拦;曾参表态坚决,语重心长,都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曾子在病重之际还坚持要更换与自己身份和地位不符的床席,乃至在更换床席的过程中死去,表现了曾子恪守礼法的坚定信念,更体现儒家礼法至上的观念。这是一个极端的“克己服礼”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