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赠词。该词表达了诗人与恋人分别时的痛苦之情,同时也体现出诗人与恋人之间一种生死不渝的精神。该词直抒胸臆,明白如话。
上片中,“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临别之前,却从别后的情况说起,起句便奇。“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肠断。”上一句势若江河,一泻而下,下一句一断一续,正如哽咽。诀别的时刻最终还是来临了。女诗人既道尽别后的痛苦,又诉尽临别的伤心,似乎已无可再言。
而下片更是奇外出奇,奇人之又奇。“要见无因见,拼了终难拼。”表现出诗人内心那种要重见,却无法重见,要死心,却又死不了心的纠结心理。而“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表现的是诗人在绝望之中,发一愿,又生出一线希望。而此一线希望,到底是希望还是绝望,令人难以分辨。唯此一大愿,意长留天地。
全词篇幅虽短,但是,一位感情真挚,思想果断的女性形象,活脱脱的跃然于纸上。以泪滴千千万万行之人,以绝不可能断了之情,直道出作者的真挚情感,为之一拼,转念便直说出终是难舍,如此种种念头,皆在情理之中。但在别人则未必能够直接道出自己的感情,而她却能直言不讳,这正是由于作者的性格豪爽果决。至于思旧事如天远,要重见而无因见,待重结、来生愿,若不是感情真挚的人,那是说不出的。
上下片两结句(赠词下结除外),较通常句式增加了一个字,化五言为六言句,于第三字顿,遂使这个词调一气流转的声情,增添了顿宕波峭之致。全词犹如长江之水,一流而去永不回头,但其意蕴仍觉有馀。以一位风尘女子,而能够得到此段奇情异彩,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其奥秘正在于词中道出了古往今来的爱情真谛:生死不渝。这是词中的最高境界。
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小而对于个人爱情,大而对于民族传统,皆抱有一种忠实的态度,即使当其不幸而处于绝望关头,生死难关之时,也能体现出一种生死不渝的精神。唯其此种精神,小而至于个人爱情,才能够心心相印,肝胆相照;大而至于民族文化,才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已。两者表面上有大小之别,实际上则具共通之义。乐婉此词虽为言情小令,但其比喻的宗旨则并非一首言情小令所能代替的。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这首诗是重阳登高即景抒怀之作,作者从戏马台的荒废,夕阳晚照联想到老境将至,好景不常,自警应该抓紧时间玩赏风光,多作好诗,不须汲汲于世俗之事。
诗的开头两句写景:“平林广野骑台荒,山寺钟鸣报夕阳。”诗句中点明了季节、地点和时间,语意闲雅。戏马台有典故。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归来为宋公,驻守彭城,曾因饯送孔令辞官还乡,大会宾僚于戏马台,一时文士如谢灵运、谢宣远都有诗咏。回首过往,往日的热闹更显现今的荒凉,首句的重点就在“荒”字上,有咏怀古迹之意,见出人事代谢之感。这一联,写景叙事不仅工在形象,而且注重象外之意,“平林”句见人事代谢之感,“山寺’’句则寓时节相催之意,这种象外之意,直透三、四两句,加强了诗句之间意趣的融合。
第三四两句抒情:“人事自生今日意,寒报只作去年香。”时节易得,又是一年的重阳。每逢佳节,人们便有思亲之感;而菊报却依旧开放,还是和去年一样,送来阵阵的寒香。诗句中含有“年年岁岁报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唐代刘希夷《代悲白头翁》)的感慨。自然的规律,总是如此。
五六两句,记节日清游的情况:头巾被风吹得歪斜了,诗人更觉得清霜已侵上了鬓发。“巾欹更觉霜侵鬓”这一句暗用了“孟嘉落帽”的故事。所谓暗用,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清空无碍的叙事句,写的都像是当下即刻的事,但实际上已经暗用了某个典故。这方面杜甫做得很成功,陈师道学杜,也成功地吸取了他的这个方法。这里不但是暗用,而且是活用,也就是能从原典中翻出一种新意,别具一种风流。孟嘉落帽而不自觉,是其通脱忘怀之处,陈师道这里却“巾欹更觉霜侵鬓”,头巾从头上滑下一半,更觉霜发之多,老去的感受更强了,也更深切地感觉到时节相催。从孟嘉的帽落不觉到陈师道的“巾欹更觉”,原典的意思完全被翻转过来。下句又用了“石作肠”的典故,诗歌的语言佳妙,也有“清便富丽”的高致,就像宋广平写《梅报赋》,措词婉媚,并不碍其铁石心肠一样。另外,此联用两个典故来暗写登高赋诗,妙在隐而不露。
结尾两句:“落木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忙。”抒发游赏以后的感想。“落木”句用杜甫《登高》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句意,写傍晚登览所见的远近景象。“此身”句感叹节物如此可念,登临清赏的机会正不应放弃,而此日此身,还须忙于世务,很难得有时间,这又是十分可惜的。
陈师道作诗多学杜甫,这首也是学杜甫有得之作,瘦劲浑厚、清淡高致、内涵深蕴。
应酬节物之意,从宋人的创作观念来看,是一种比较成熟和时俗的题材,所以欧、梅、苏、黄等大诗人多不经意于此,这大概也是宋诗人去熟忌俗之旨。但陈师道的重阳诗,扫除陈言熟语,着力翻新。于前贤未到之处立意取象,却能轧轧独出,于平淡中见奇峻,可以与王维、杜甫等大家的重阳节诗咏争一日之长,此亦江西诗派“以故为新”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