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共十句。首二句“依然临江渚，长望倚河津”是一幅目送朋友风帆逝去的远望图。“依然”是依恋，可以从中看出诗人内心是何等懊丧。从“长望”的凝神注目中能够窥见其情绪的起伏，有如这眼前的江水翻滚不已！
“鼓声随听绝”以下六句可分为两个层次，也可以把它看成两个镜头。第一层次“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两句是电影长镜头中的远景，写船已经远去的情状。友人开船时的打鼓声已在江空中绝响，而去帆也如脱弦之箭到了很远的江际，似乎已经与云为邻。这两句都是写诗人注目的那个远去所在。
紧接着的四句是第二层，可以看作近乎特写的近镜头。诗人回过头来写自己身边的情景，也就是朋友刚才离去的那个地方。“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这个泊处是朋友离船所泊之处，离亭是朋友离去前曾经逗留过的亭子。诗人所以特别注目，或许是因为没有来得及送别友人，因而对与友人刚刚驻足的地方产生情感上的牵连和迁移，其中有睹物思人的意味。泊处已空，只剩有飞鸟在盘旋往还，飞鸟是不领会诗人的离别之苦的，依旧追逐嬉戏，这就更加撩拨了诗人的惜别之情。离亭依旧存在，人却已散去，物是人非，徒增感慨。诗人写鸟亭的实有，更反衬出泊处的空寂和朋友之间的散落。下二句“林寒正下叶，钓晚欲收纶”仍是承上二句，说的是天气寒冷而树木纷纷落叶，时正向晚而钓者也要收起钓丝返家。这里对选取入诗的景即诗人的眼中景是颇具匠心的。林寒叶下，钓晚收纶正渲染出诗人独立苍茫、凄苦无着的情绪和氛围，景的色调灰暗，从中可窥出诗人心中的悲凉。这里树叶的纷纷落下象征着朋友的孤帆远去、萍水飘泊，钓晚收纶暗示着诗人即将怏怏归去。这种诗歌欣赏的二重境界基于作者创造的第一重境界，这样才可以在欣赏、接受的过程中开拓出新的艺术天地。
最后二句是说朋友已去江汉而自己却返归城曲。“如何相背远”，诗的语气平淡朴素，其中深深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情调。这样写自己归来的情状于全诗而言，一是对江津送友不及情状的续写，更可见出诗人对朋友思念之深、之切；二是整个诗篇也更浑然一体，而且情意不绝，余音袅袅，更加显得深厚蕴藉。
李白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后他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异常兴奋。满以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机到了，立刻回到南陵，（今属安徽）家中，与儿女告别，并写下了这首激情洋溢的七言古诗。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开头两句是说，白酒刚刚酿熟时我从山中归来，黄鸡在啄着谷粒秋天长得正肥。
诗的一开始就描绘出一派丰收的景象。不仅点明了归家的时间是秋熟季节，而且白酒新熟，黄鸡啄黍，显示一种欢快的气氛，衬托出诗人兴高采烈的情绪，为下面的描写作了铺垫。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这两句是说，喊着童仆给我炖黄鸡斟上白酒，孩子们嬉笑吵闹牵扯我的衣服。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这两句是说，放情高歌求醉想以此自我安慰，醉而起舞与秋日夕阳争夺光辉。
诗人接着摄取了几个似乎是特写的“镜头”，进一步渲染欢愉之情。李白素爱饮酒，这时更是酒兴勃然，为了欢庆奉诏，一进家门就“呼童烹鸡酌白酒”，神情飞扬。显然，诗人的情绪也感染了家人，“儿女嬉笑牵人衣”，此情此态真切动人。饮酒似乎还不足以表现兴奋之情，所以一边痛饮，一边高歌，表达快慰之情。酒酣兴浓，起身舞剑，剑光闪闪与落日争辉。这样通过儿女嬉笑，开怀痛饮，高歌起舞几个典型场景，把诗人喜悦的心情表现得活灵活现。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描写自己的内心世界。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这两句是说，游说万乘之君已苦于时间不早，快马加鞭奋起直追开始奔远道。这里诗人用了跌宕的表现手法，用“苦不早”反衬诗人欢乐的心情，同时在喜悦之时，又有“苦不早”之感，正是诗人曲折复杂的心情的真实反映。正因为恨不在更早的时候见到皇帝，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跨马扬鞭巴不得一下跑完遥远的路程。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会稽愚妇看不起贫穷的朱买臣，如今我也辞家去长安而西入秦。诗人又很自然的联想到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常常担柴走路时还念书。他的妻子嫌他贫贱，离开了他。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诗中的“会稽愚妇”就是指朱买臣的妻子。李白把那些目光短浅轻视自己的世俗小人比作“会稽愚妇”，而自比朱买臣，以为像朱买臣一样，西去长安就可以青云直上了。真是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末二句是说，仰面朝天纵声大笑着走出门去，我怎么会是长期身处草野之人？诗情经过一层层的推演，至此感情的波澜涌向高潮。“仰天大笑”，多么得意的神态；“岂是蓬蒿人”，何等自负的心理，诗人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因为描写了李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了解李白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因为诗人自负甚高，其后的失望也就越大。此诗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其特点，诗善于在叙事中抒情。诗人描写从归家到离家，有头有尾，全篇用的是直陈其事的赋体，又兼采比兴有正面描写，又有烘托。通过匠心独运一层层把感情推向顶点，最后喷发而出，全诗跌宕多姿，把感情表现得真挚而鲜明。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