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伤别怀人之作。
上片写关外的初春景色。前三句写冬去春来的万物刚刚复苏，小雨收敛了寒气，斜阳逗弄着晚睛，春意盎然。“薄雨”、“斜照”表现出初春的暖意融融，一个“收”字、一个“弄”字精当巧妙地描绘出了日暮天晴之景，其中“弄”字则运用拟人的手法，把春景写活，更显得生动活泼。“薄雨”二句以薄雨、斜照之意象组合成一幅北国早春雨后斜阳、春意空阔之境，寒、空二字透露出词人冷落、孤寂的心情。“春意空阔”用字简洁，缔领下文的近景和远景描写。“长亭”以下几句具体描写关外的景色。柳色微黄，才露新芽。不知有哪一位送别的人，傍着马阔将它攀折下来。古有折柳赠别之意，在这里表现出思归的人已经迫不及待的踏上归途了。在欲归未归之际，不禁遥想起，当初出关时也正是现在这个时候。烟雾艨胧，一片苍茫，在黄昏的暮色下，一群大雁正披着夕阳的余辉归来了。写雁寄情。雁归也象征着人的归心似箭。“烟横”三句承“春意空阔”而下，写词人远望暮霭烟云横空弥漫于长河水际，几点归鸦映带其间，更具象地展现出北国早春的荒野和苍茫，词人羁宦飘泊的寂寞感潜蕴于景中。“平沙消尽龙沙雪”一句再次点明人所处的特殊的地域环境边塞，也交代了前文所见所感的动因。
下片是追忆当年出关之时的情景和抒发如今离愁的情怀。“将发”紧承“犹记”，引出当年饯别宴的场景。“画楼”三句写别时情态，而又透露出无限悔恨之情。酒楼里酒香扑鼻，喝着美酒，听着伊人唱着动听的歌曲为自己送行，就这样，轻易地离开了她。“轻”字着意表现出作者当年的年轻稚气。未曾尝过人间悲欢离合之苦，如今才深深地感悟到。尤其是一年又一年之后，音信踪迹全无更加深了这种悔恨。这两句语浅情深，道出别后相思与相思而不能得的凄苦。在思、悔、愁中不禁感叹，“欲知方寸，共有几许新愁”，这三句更进一步，继苦写愁，阔以一个问句引出诗人别后之“愁”，继写雨后的芭蕉与丁香，明是写景，实是写情，以景衬情，绘出愁之深，愁之切。“新”字说明愁苦不断，双方的愁思伴随着时间愈结愈深，就像“芭蕉不展丁香结”一般。如何也解不开这思念与忧愁。最后两句直接抒情，表达作者的愁苦之境，只能独自在天涯望断愁肠，双方都对着风月伤神。下片开始四句紧承上阕结尾，回顾临别情事，虽一刹轻易别去，而往事历历，记忆犹新。中以“回首”二句略提别后景况，最足牵人情思。欲知三句所写新愁之状，“芭蕉”句乃取用李商隐《代赠》一首成句“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甚为自然合贴，且预示结尾二句意。结尾二句则绾合彼此双方，以见两情之未了。全词都笼罩着哀愁的气氛。
全词由写现在的归心似箭，到追忆过去的轻易离别，又回到眼前的思念苦痛，结构精巧，笔势连贯流畅，“愁情”贯穿于始终。
此诗高度地概括和评价了杜甫爱国忧君的一生，表达了自己对杜甫忠君忧国的衷心敬佩之情，深深同情杜甫颠沛流离、歌哭于风尘的不幸命运。全诗深稳典切，凝练有力，一气贯注，笔无懈弱，颇具骨力，尾联尤富思致。
诗的首句“不仅”二字，表明杜甫既是诗人，又是忠臣，同时加重了“忠”的分量，并将“忠”推到突出而明显的位置上。杜甫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却只作过一些卑微而闲散的官职。在成都，投奔好友严武，为节度参谋，也不得志，几个月便辞去了。“忌”“薄”相映，有力地表明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地方，都是有才而不见用，空怀报国之心。这既是为杜甫鸣不平，又是对时代的批判。“沉沦”“乱离”，表明杜甫长期漂泊，一生潦倒。但他“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始终不忘国家，不忘人民，不忘“君父”。
就是这样一个诗人而兼“契稷身”，最后连返回故乡的愿望也未实现，病卒于同他相依为命的一只破船上。“忧社稷”“老风尘”，正是杜甫全部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其诗歌，号称“诗史”。“信史文章自有真”，这是切合实际的评价。诗歌以“契稷身”而“薄宦沉沦”始，以“儒士作忠臣”而“可怜”终，充分表现了作者对杜甫的深沉感叹。
该诗惊奇之处就是第一句，一开始就以不凡的口吻说“先生不仅是诗人”，一下子把读者的兴头勾起来，令人拍案称奇。其次，该诗结构严谨，很有宋词讲“理”的意味。前后呼应，一问一答，脉络清晰。这首诗体现出蒋士铨的创作风格，感情雄厚，凝重，读来自有一股凛然正气升起。
首联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突出张旭的与众不同。“世上谩相识，此翁殊不然。”大意是，世上很多人即使天天见面，给人的印象也不深，而张旭这个人却不一样。“翁”，是对张旭的尊称，在这一抑一扬之中，张旭的形象如高峰突起，给人以强烈印象，令人肃然起敬。这一联好像漫不经心，随意道来，却起得十分有力。
如果说第一联只是诗人对张旭的总的印象，是虚写，那么，以下各联即转入了对张旭形象的具体刻画，是实写。字里行间，倾注着诗人对张旭无比钦敬的感情。
张旭有两个称号，一是“草圣”，二是“张颠”，为世所公认，实写时即先从这两个称号着笔：“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张旭精楷书，尤善草书，逸势奇状，连绵回绕，自创新的风格，人称“草圣”。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就有“张旭三杯草圣传”的诗句。又《新唐书·文艺传》说：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这一联对句互见，是写张旭在酒醉兴来之时，书法就会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言语也更加狂放不羁，一副天真情态。诗中表现了对张旭书法、性格的由衷的赞美，同时暗示了艺术重在性灵的自然流露。
接着进一步赞美了张旭泊然于怀、不慕荣利的高贵品质：“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青云”这里指隐逸。这一联写得十分传神，读者仿佛看到一位白发垂垂、蔼然可亲的老者，不问世事，一身悠闲，轻松自得。正因为不乐仕进，具有隐者的风度和情怀，才能够性情旷放，因此也才能够时时保有天真之态，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不同流俗的极高的成就。这一联乍看似与第二联平列，而实则深入了一层，将诗意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深度。
尾联承接上联，继续推进，描写张旭的醉眠生活。“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两句化用了《世说新语·言语》中的一个典故：“孔文举（即孔融）有二子，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孔融是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文举，诗文皆善，为人恃才负气，狂放不羁。这里以孔文举比张旭，足见推重之意。但这一联写张旭生活情形，不是平直叙述，而是以问句出之，显得格外亲切。意思是：您老人家床头那壶酒，怕会被家中子、孙偷喝吧，能伴您几次醉眠呢？意思已略带调侃，但又极有分寸，包涵着丰富的意蕴。一方面，表现张旭平时经常醉眠，形象更为生动可感。另一方面，诗人在老前辈面前竟然开起玩笑来，这位老前辈的豁达可亲自然可以想见，而诗人自己的天真发问，也愈显得醉态淋漓。至此，宴席间的热烈气氛，宴饮者的融洽关系，皆如在目前。这是以醉写醉，以自己的旷放衬托张旭的旷放，使题目中的“醉后”二字，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张旭的可敬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
全诗在章法上虚实结合，虚写处内蕴丰富，而不显得空虚；实写处形象具体，但笔调轻灵，而无板滞胶着之感。这种巧妙的结合，使诗人的感情与诗中主人公的形象融为一体，产生出动人的艺术力量。另外，此诗语言清新明朗，与诗中欢快活泼的情绪相适宜，真切动人。
诗中描写了恒山于群山中独尊。首联写云中山势极高，颔联写河流在山下汇合然后向西南流去，颈联写仙台与太阳相映照，尾联写天色变暗，作者不能尽兴搜奇了。全诗从多个角度描绘恒山的高峻，口吻夸张豪迈，艺术感染力强烈。
诗的开首两句，便用夸张豪迈的口吻写出了恒山众山独尊的地位。“云中天下脊，尤见此山尊。”恒山所在的山西浑源县在古代属云中郡统辖，作者说云中恒山是天下的屋脊、脊梁，极言此山之高峻。
“八水皆南汇，群峰尽北蹲。”这是鸟瞰的图景。登临纵目，只见山山条条水脉尽皆汇向南方，被山势所拘，龙王也只得俯首称臣，顺山势而下。因为恒山突兀高耸，便显得群峰都好像向着北岳蹲下一样。这两句诗，与杜甫的《望岳》：“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
“仙台临日迥，风窟护云屯。”这两句又可视作是仰观的景象。恒山顶上有会仙府、琴棋台等建筑，因为修筑在山巅，便有“临日”，迫近太阳的遥远之感。“风窟”在北岳观两侧，悬崖壁立，空谷来风，窟中山风常似虎啸。彤云密布，云从风，在山谷间屯集，风涛、云海，正是名山特有的景观。面对这瑰丽的景色，诗人留恋不已，久久不欲离去，他还想看到更新奇的景致显现。“剩有搜奇兴，空怜前路昏。”便是这种心情的写照。诗人雅兴不减，还想进一步到云深不知处搜奇探胜，怎奈日暮途穷，不觉已是红轮西坠，天色暗淡，不辨东西了。诗人把这种游兴不减，余韵正浓的情绪放在天色已晚无法继续游览下去的时刻，更让人觉得惋惜，更让人感觉到北岳恒山那丰富无垠的内涵。纵然滞留更多的时日，也无法穷尽其中变化万端的风光。诗人用“空怜”二字，淡淡地带出未能尽兴游览恒山的遗憾。
全诗从不同角度极力描绘恒山的高峻，或明说或暗含，无一不是一个“高”字，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让人更加增添对北岳恒山的神往。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