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这首词是作者与老友应酬之作,有戏谑之意,但也能见出作者性格中开朗而诙谐的一面。
起首两句,化用杜甫《徐卿二子歌》中“徐卿二子生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的诗句,但把杜诗“吉梦”字面的来历“维熊佳梦”四字,以“梦”字叶“送”字。这样原本烂熟的典故,却也锤炼得别有一番风味。三、四两句,以夸诞大言,善颂善祷。“气横秋”字面本于孔稚圭《北山移文》“霜气横秋”,结合杜甫《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诗的“子虽躯干小,老气横九州”,而改用一“壮”字,切合小儿特点。第四句本出于《尸子》:“虎豹之驹,虽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气”。但这里主要仍然是翻用杜甫《徐卿二子歌》中“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的句子。上片四句,大多是从杜诗中借来,但一经作者熔铸,语言更觉矫健挺拔。
下片第一、二两句“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描写的是古时“三朝洗儿”的热闹场面。三朝洗儿,古时习俗,富有人家,一般都要大会宾客,作汤饼之宴。席上散发喜钱喜果,叫作“利市”。喜钱用之于汤饼宴上者俗称“洗儿钱”。据说唐明皇曾赐给杨贵妃洗儿钱,又见于唐王建的《宫词》,可见这个习俗,由来已久了。三、四两句才转入调笑戏谑。题下作者自注引秘阁《笑林》说:“晋元帝生子,宴百官,赐束帛,殷羡谢曰:”臣等无功受赏。‘帝曰:“此事岂容卿有功乎!’同舍每以为笑。”作者把这个笑话,隐括成为“多谢无功,此事如何着得侬”,把晋元帝、殷羡两人的对话变成自己的独白,把第二人称的“卿”字换成第一人称的“侬”(我)字,意思是多谢,多谢,我是无功受赏了,这件事情,怎么可以该着我有功呢?语言幽默风趣,谑而不虐,结果此语一出“举坐皆绝倒”,确实不是作者在自我吹擂。在这篇作品中,虽然没有什么思想内容可言,但如果把眼光放在另外一个角度,看作者语言吐属的典雅得体,看他隐括前人诗句的技巧,是那么娴熟,老练,再看文字中所洋溢的欢乐气氛和作者自身开朗而诙谐的性格,岂不是一种精神享受。
其一
其一是回忆情人晓镜中残妆慵懒的可人情态。诗人同韦丛结婚,二人恩爱无比,这首诗是“思”情人一夜恩爱晓起后残妆慵懒的动人情态。诗人不直接去抒写,而是“自爱残妆晓镜中”的情人,残妆晓镜中的她,钗环参差不齐,绿色丝缕丛杂不整。很快日出东方映照面颊红如一绿胭脂,脸庞肌肤红润柔腻好像要立即融化消溶一样,给读者展示了一幅明丽动人娇媚的风姿。
其二
元稹这首诗的一、二句,也给人以超凡绝尘之感。碧山清泉漫流,万树桃花掩映,已非崔护《题都城南庄》“人面桃花”小家碧玉,楼中丽人定是美艳绝伦的仙姝无疑。置景由远及近,敷色自浅人深,焦点渐次凸现,为人物登场设置了悬念及具体环境氛围。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声的诗。如果两者与规定戏剧情景浑融,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绝佳艺术效果。
三、四两句推出人物,工笔细描闺中“画眉”故事,对照着笔,角度则从一方眼中写出,此亦有助于丰富潜在的戏剧因素与人物心理层次。“闲读道书慵未起”,“道书”不管是致用明道的儒家经籍,或是羽客仙心的方外秘篆,“闲”字传神地刻画了心不在焉的可笑情态,是一层深曲对比;“慵”既描述一方眼中的楚楚可怜,又流露无限呵护挚爱深情,是二层深曲对比;风光旖旎的闺房之乐出以如此潇洒高雅笔致,是三层深曲对比。“水晶帘下看梳头”也有许多曲折:水晶帘与美人妆,一层;情人眼里看与被看,又一层;好景不长,水月镜花,则更深一层。苏轼《江城子》词云:“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同样以“乐境写悲哀”,同样表现对亡妻死生不渝的深长思念,同样打破并浓缩了时空界限。所不同的是,苏词托之以梦,入而即出,“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元诗则沉浸一往情深的回忆,仿佛在银幕“定格”,痴看而竟不知所以了。水晶帘下看梳头”感性的神往,都能引导读者走向真善美诗境,从而具有普遍的道德价值与美学意义。
其三
这首诗运用了暗喻的手法,首二句写著压的红罗总是追逐新颖的花样,就好像别的女子总是一个比一个动人。绣着秦吉了花纹的轻纱染上了迷人的酒曲一样的嫩色,你不要说纱太薄,因为只有这样的纱才是最好的。正是因为亡妻韦丛典雅淡泊,贤惠端庄,诗人才把她比作经纬稀疏的纱布才是最好的,这固然是元稹对妻子的偏爱之词。却也只有深情者才能才能表现出这种天长地久的真挚。
其四
这首诗最突出的特色,就是采用巧比曲喻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主人公对已经失去的心上人的深深恋情。它接连用水、用云、用花比人,写得曲折委婉,含而不露,意境深远,耐人寻味。
首二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沧海无比深广,因而使别处的水相形见绌。巫山有朝云峰,下临长江,云蒸霞蔚。据宋玉《高唐赋序》说,其云为神女所化,上属于天,下入于渊,茂如松榯,美若娇姬。因而,相形之下,别处的云就黯然失色了。“沧海”、“巫山”,是世间至大至美的形象,诗人引以为喻,从字面上看是说经历过“沧海”、“巫山”,对别处的水和云就难以看上眼了,实则是用来隐喻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如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广和美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因而除爱妻之外,再没有能使自己动情的女子了。
“难为水”、“不是云”,这固然是元稹对妻子的偏爱之词,但像他们那样的夫妻感情,也确乎是很少有的。元稹在《遣悲怀》诗中有生动描述。因而第三句说自己信步经过“花丛”,懒于顾视,表示他对女色绝无眷恋之心了。
第四句即承上说明“懒回顾”的原因。元稹生平“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白居易《和答诗十首》赞元稹语),是尊佛奉道的。另外,这里的“修道”,也可以理解为专心于品德学问的修养。然而,尊佛奉道也好,修身治学也好,对元稹来说,都不过是心失所爱、悲伤无法解脱的一种感情上的寄托。“半缘修道”和“半缘君”所表达的忧思之情是一致的,而且,说“半缘修道”更觉含意深沉。
其五
“寻常百种花齐发,偏摘梨花与白人”,春天里百花齐放,诗人偏偏摘了绿白色的梨花送与自己的妻子,那个皮肤洁白如玉的女子。春天百花争奇斗艳,诗人摘了梨花,不就是因为自己的妻子不像其她女色,不仅贤惠端庄、通晓诗文,更重要的是出身富贵,却不好富贵,不慕虚荣,就好像那洁白的梨花,静静地在枝头绽放。可是,妻子已经过世,满树的梨花凋谢了,只剩下绿叶,孤零零地度过残春。诗人把运用比喻的手法,把梨花比作妻子,自己比作绿叶,抒发了对亡妻的无尽怀念。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净洗铛”,虽然是说做好烹调的准备,其实这正是做事或修养身心时虔诚、认真态度的体现。煮肉如此,做一切事情,均须如此。读者可以从这小心翼翼的“净洗铛”中,窥见到苏轼平时修养身心之严谨、真诚。“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水放得不多不少,火要不大不小,这样煨炖,才能将肉烹得又烂又有滋味。苏轼告诉我们,具体实践中,每个环节都要做得稳妥,仔细,来不得半点马虎。透过这一丝不苟的准备与实际操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烹调本身,而是与对待人生、修炼自身的一种兢兢业业的精神了。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不时他自美”。煮猪肉,只要方法得当,缓缓煨炖,到了时候,它自然滋味醇厚,美不可言。这两句,说的是煮肉,而当我们联想到人生的时候,不是正好发现,它切中了那种急功近利的社会人生弊端吗?人生的成熟感悟,是需要时间的。好大喜功、气浮心躁,得到的可能有一时“战果”,其实是失败的结局。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人生的精彩往往就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像猪肉这司空见惯的食物,人们并不觉得里边有什么奥秘可寻;像炖煮猪肉这样的家常之事,人们也容易忽略探讨其中精益求精的可能性。苏轼的叹息,除了猪肉本身之外,另有一种可供联想的可惜之意——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种种事物时,或不肯,或不愿意去深入了解并挖掘其潜力。读者应该从他的叹息中,理解猪肉之情以外的深意——真善美就在我们每日每时的生活当中,发现、创造美,乃是我们大有潜力可挖的人生使命与快乐。联想到苏轼在以上所举《答毕仲举书》里把吃猪肉比为修养身心的象征,将那虚无缥缈的(佛学)“龙肉”之类的玄谈加以屏弃的哲理思考,我们或许能更深层理解“黄州好猪肉”这四句诗歌的另一番味道。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正因为对亲自创造的烹调艺术,十分满意,所以作者竟吃了“两碗”。“两碗”,不但写出了胃口的满不,更写出了心灵的惬意。作者仿佛早就料到了他人的议论与惊诧,他风趣地说,我吃猪肉,腹满心惬,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外界对我的褒贬,尽可至之度外。了解佛学的读者,知道佛家最讲“心安”,强调看轻外物(包括他人的议论)、重视内心的安定,因此,可以说,东坡的这一“饱得自家君莫管”之平淡结尾,其实是展现了他的佛学修养,蕴涵了深刻的人生感悟的。
值得说明的是,在吟《猪肉颂》之时,苏轼并没有对他的“猪肉观”的人生思考做刻意的诠释、解说,而全在一片笔墨神行之间,有意无意透露着他的佛学修养与对佛学的借鉴、改造,这一点是需要补充说明的。
苏轼此诗题的《猪肉颂》三字中,看似滑稽,实际是在幽默中蕴涵了严肃的主题的。作者的颂,当然包括了在味觉方面的享受,对自身的烹调创新方面的自得;但是当我们了解了苏东坡当时的艰难处境时,就会在诗人享受味觉美味后面,朦胧看到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在为人处世方面,永远追求更高远深刻的情味的,将日常生活与理性思考方面达到“知行合一”理想的哲人。尤其是作者将烹调艺术与人生超越的理想有机结合为一体,为我们所做出了典范——猪肉,是猪肉本身,又象是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