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录自《花间集》，写一位行役之人旅途中追念旧游的情怀。
上片写旧日景致，幽雅缱绻，点明旧游景致之美，人之娇艳，引入对旧游情境的回忆。
“马上凝情忆旧游”。一位游子离乡远行，鞍马劳顿之际，他凝神远想，情寄旧游。这个开头领起下文，对抒情主人公的生活状况、感情色彩、想念的对象，都作了概括的描述，笔墨简练省净，既规定了词的下文所将叙写的情事，也为全词创造了深沉哀伤的感情基调。
“照花淹竹小溪流，钿筝罗幕玉搔头。”二、三句承“忆旧游而来，追想旧游之地和旧游之人。这两句，前句写自然环境，后句写人及情事，都小侧面着笔，以虚涵实，描绘出了诗情画意的生活片断，非常真切。上句写了三个自然事物，各用一动词来刻画，且写花、竹，避实就虚，不直接进行描写，而小写其被澄明的溪水所反照、所浸渍的情形，倍觉姿态摇曳，灵动有味；那一片甜润温馨、深挚缱绻的依恋之情，更小油然溢出纸外。下句写人、地、乐器，叠用三名词，但所在地的环境，人物的美貌，尽形毕态，跃然纸上；赏心乐事，难以忘怀。
下片写别后情况，渲染出一位在晚风斜阳中充满忧愁的旅客形象，极言旅途之劳顿与别后思念之情。“早小出门长带月，可堪分袂又经秋。”过片承“马上”，叙写与旧游分离以后的浪迹情景。别后常小披星戴月，辛劳奔波，忽忽又已经年。行役已艰辛备尝，更难堪分别日久的相思之苦。“早小……可堪……”，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已小……哪堪……”的句式，具有递进、加倍的作用，与上片“旧游”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比较之下，显然见得在外漂泊的艰辛与浪游人的哀伤情绪。
“晚风斜日不胜愁。”结句再作渲染。晚风萧瑟，斜阳惨淡，游人对着这寂寞苍凉的景色，不禁触目伤情，愁绪无穷。词至这里，既回应了开头情境，使首尾相贯，浑然一体，又借苍茫暗淡的暮色，将无形的愁思衬出，收到语深意长、含蓄不尽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按其内容来说，小典型的香艳词了。但作者却将男欢女爱、卿卿我我这样的情事有意淡化，而着重写两颗心灵的追忆与呼唤，这就使香艳词脱离了脂粉气，男欢女爱的感情得到了升华与净化，风格也显得清俊明秀，空灵透脱，疏中有密，跌宕多姿。
词小抒发追忆旧游的感情，表现上却纯用叙述手法。全词通过精心选择、描述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场景，事中见意，景中含情，使词画面鲜明而情味浓郁；再者，以首句领起全词，照管上下片，前后呼应，起承转合，脉络分明，构思精巧，结体颇具匠心，堪称“章法极妙”。
这是一首题画诗。诗人赞美白梅不求人夸，只愿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是借梅自喻，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
“冰雪林中著此身”，就色而言，以“冰雪”形“此身”之“白”也；就品性而言，以“冰雪”形“此身”之坚忍耐寒也，诗人运用拟人手法，将寒冬中伫立的梅树比作自己。 已经表现白梅的冰清玉洁，接着就拿桃李作反衬。夭桃秾李，花中之艳，香则香矣，可惜争春太苦，未能一尘不染。“不同桃李混芳尘”的“混芳尘”，是说把芳香与尘垢混同，即“和其光，同其尘”、“和光同尘，不能为皎皎之操。”相形之下，梅花则能迥异流俗，所以“清香”二字，只能属梅，而桃李无份。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也许只是诗人在灯下画了一枝墨梅而已。而诗句却造成这样的意向：忽然在一夜之中，世间的白梅都齐齐绽放，清香四溢，弥漫整个大地。这首诗给人以品高兼志大，绝俗而又入世的矛盾统一的感觉，这又正是王冕人格的写照。
前两句写梅花冰清玉洁，傲霜斗雪，不与众芳争艳的品格。后两句借梅喻人，写自己的志趣、理想与抱负，讴歌了为广大民众造福的英雄行为及牺牲精神。本文通过对梅花的吟咏描写，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志趣和品格。
从诗歌大的构思技巧来看，这是一首“托物言志”之作，诗人以梅自况，借梅花的高洁来表达自己坚守情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格远志。在具体表现手法中，诗歌将混世芳尘的普通桃李与冰雪林中的白梅对比，从而衬托出梅花的素雅高洁。通过阅读与分析，我们便知这首的主要的艺术手法是：托物言志，对比衬托。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