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10年(元和五年),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因得罪了权贵,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五首《放言》诗来表示他的心情:“死是老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两回左降须知命,数度登朝何处荣”。过了五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时元稹已转任通州司马,闻讯后写下了充满深情的诗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在贬官途中,风吹浪激,感慨万千,也写下五首《放言》诗来奉和。此诗为第二首,诗主要讲祸福得失的转化。
这首诗包含了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观点。应该指出的是,矛盾的互相转化是有一定条件的,没有一定条件,是不可能发生或实现转化的。诗中所讲的《塞翁失马》的故事就是这样。塞翁的马失而复还,而且还带回一匹好马,这是福;但是后来,其子骑马又摔坏了腿,福于是变成了祸。其中,这个儿子去骑马,或是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安全措施,或是由于他的骑术不高明,摔下马来,这就是其福转化为祸的条件。而“马失应无折足忧”的说法,只讲转化,忽略了转化的条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是不足取的。当然,这是诗句,不可能讲得那样细致,后人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理解这首诗并不难。首四句,写遭贬后出游而自嘲自慰。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心情苦闷忧愤,感到环境十分艰险。于是常出游以求排遣,要趁着萧散闲逸之时,更加放纵自己的疏顽之性。其实,柳宗元不是真的萧散,而是被剥夺了参与政事的权利。柳宗元也不是真的疏顽,而是保守派打击迫害他的借口托辞。柳宗元强压满腔怒火,故作轻松调侃,自嘲自慰,表明了毫不屈服的内心思想。接着六句,写东山的高峻和构建西亭。柳宗元《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曾提及构建西亭的事:“法华寺居永州,地最高……庑之外有大竹数万,又其外山形下绝。然而薪蒸蓧簜,蒙杂拥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将有见焉。……余时谪为州司马,官外乎常员,而心得无事。乃取官之禄秩,以为其亭,其高且广,盖方丈者二焉。”可知柳宗元构建西亭,是因为东山高峻,砍伐榛莽杂草之后,可以饱览风物,赏心悦目。一来算是萧散无事时做了一件自己乐意做而且能够做的事,二来证明自己确实生性疏顽,不思改过,反而变本加厉,孤傲山林,乐山乐水,表现出不屈抗争的勇气和愤激的心情。接下来十二句,写建亭后所见美景和心情的愉悦。写景从高而下,从远而近。在高峻的东山顶上仰天俯地,有上凌云霄,遗世独立之感。远山凑拢,澄江怀抱,胸襟不由开阔博大。夕照临轩,栖鸟飞还,菡萏艳色,斑竹清痕,清丽宁静的自然美景,令他陶醉。这样,由于贬谪而枯槁的精神,到此时方才开颜。当然,这只是暂时的、精神上的屏除和遗忘,所以描写赏心悦目的美景总偏重于幽深寂静的特征,蕴含着诗人心中深藏的挥之不去的忧怨。最后六句,写乡愁别情袭来,强自宽慰。赏心乐事最忌孤寂,何况柳宗元又身处贬谪的现实之中,所以山水之乐只能暂忘心中郁垒,时间稍长,不由得又勾起了深切的乡愁离恨。这种悲哀是由贬谪而来,与忧愤同根而互生,想要回归故里,现实中同样不可能,诗人只得强自宽慰,“置之勿复道”,在须臾的闲适欢乐中,忘得一时算一时。结尾哀婉低沉,怨愤之情长绕不去。
总之,遭贬而心情压抑——出游以求解脱——陶醉美景而暂悦——勾起乡愁——强自宽解而其实未能,是柳宗元山水诗最常见的结构方式和表达手法,而孤愤沉郁是贯穿全诗的感情基调和独特风格。
此词写的是两恋人依依别离的场景,写出了情人之间的依依惜别之情及内心的伤感、惆怅。
上片写外出游玩之时,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亡妻。从“和暖和香”、“烟丝”、“垂杨”、“东风”这些意象可知,此时正是春意盎然之时。纳兰并没有把和伊人离别的春天故意写成一片黯淡,而是如实地写出它的浓丽,从而显现出在这春光大好时离别的难堪之情,以及自己内心的悲苦。“眼底风光留不住”套用辛弃疾的“有底风光留不住。烟波万顷春江橹”,而一个“又”字,则表明分别已经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这个时候,“眼底风光”并不是指风暖花香、杨柳依依,而是指即将远行的征人。面对骑马离去的征人,女主角无力挽留,所以她把希望寄托在被烟雾笼罩的杨柳上,请它们遮住征路,以便将征人留住,但垂柳并不是相思树,它是无情的,自然也不会满足女主角的愿望。
下片转换角度,写自己的失落之情,抒写征人的伤别之情。伊人舍不得征人,征人更不愿离开伊人,但是圣命难违,征人只能离家远行,以至“玉颜成闲阻”。此时,征人的心中备感痛苦惆怅,于是开始埋怨东风为什么留不住繁华旧梦,其隐喻的意思就是:为什么幸福不能永驻呢?东风“不作繁华主”正是纳兰无可奈何的感慨。
尾句再次转换了角度,写伊人的相思之情,伊人割断的衣带上还留有当年她求征人写的诗句,可如今征人远行,与自己相隔万水千山,也不知道他的坐骑现在系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