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歌咏斋居的小诗，就是写自己的隐居生活的一个片段。
一般的隐居诗，多表示淡泊的情怀及沉浸在大自然中的欢娱，苏辙因为是在官场翻过斤斗来的人，对政事产生厌恶，进而不屑于和一切人打交道，所以他的隐居诗，往往表现离群索居时的矛盾心理。这首诗写斋中一件小事，写得很简洁。前两句说自己隐居后，很久没有人来敲门，可今天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所以不禁问僮仆，什么人来敲门。后两句是僮仆的回答，乡下有人来报告，昨晚下了一场大雨，旱情解除，丰收在望了。诗依事件发生的顺序展开。“久无叩门声”，是诗人自述隐居的寂静。没人敲门，是诗人所希望的，也是他自己促成的。他的隐居，与陶渊明与朋友、农民相往还，乐于躬耕，“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不同，因此这次他对人敲门感到突然，“问何故”三字，甚至有责备的意思：明知我不愿与任何人往来，为什么还要来敲门？这就引出了三、四句，直述敲门的目的，诗便告终，没有说自己听了这消息的反映，直捷中显得含蓄深长。
乡下来人敲门这件小事，作者特地形诸笔墨，至少说明两点。其一，乡下人未必知道诗人谢客，即使知道，也未必放在心上，碰到下了大雨这样的高兴事，他便敲门告诉别人，让人分享喜悦，这就突出了乡村农民的淳朴，与诗人在官场见到的尔虞我诈是鲜明的对照。其二，诗人对乡下人敲门没有指责，也不嫌其唐突，从他作了这首诗来看，他对乡下人来报告的消息还是很高兴的，他毕竟还没有对世事完全摒弃麻木，所以整首诗富有新鲜感，富有生气。
王安石的这首弃妇诗写得通俗易懂，而又缠绵悱恻，哀怨幽深。这首诗就是一位遭受遗弃的女子的悲诉，诗中展示出她的不幸遭遇，同时也对负心汉予以谴责。
全诗是这位弃妇的独白。她先以朝开暮坠的槿花为喻，自己的命运又和它有什么区别呢？这一比喻一开始便给全诗笼罩上一种悲剧气氛。而朝开暮坠，更反映出变化反复之快。接着便展开回忆：起初昔日相逢，都是青春年少，两人一见钟情，相互喜悦；男欢女爱到了极致，真不知谁的情感更为真诚浓烈。“两情未许谁最先”，可以想见其爱之深、之切、之浓。她终于被他的缠绵的情意感动，嫁给了他，为他操持家中生活，备尝辛苦。由此也可想象她的渐渐憔悴、衰老。果然，不久丈夫变心了。表面看来他是因听信谗言而立即休弃了妻子。但事实并非如此。假如这位丈夫真是十分疼爱妻子，区区谗言能使他们分离吗？如此看来，人事翻覆，不是谁能知，而是必然的结果。从“两情未许谁最先”到“谗言入耳须臾离”，前后转变，何等急剧，态度对比，又是何等强烈！活生生的事实使她非常伤心，看着昔日嫁时的罗衣，她感到悔恨，羞于再穿；她终于明白，像这样喜新厌旧、反复无常的人是无法寄托终身的。然而传统的中国女子是多么痴情啊，她即使知道丈夫并不可靠，但她仍念念不忘昔日他们之间的誓约。应当说这位弃妇形象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她的命运、她的性格，代表了整个封建社会里，广大不能主宰自己命运妇女的共同特征。读这首诗，我们看到了一位忠实于爱情，勤劳朴素，却又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又不甘于这种命运的传统妇女的形象。
《君难托》写出了封建时代的妇女爱情生活毫无保障，就像朝开暮谢的槿花那样，随时会遭到摧折，反映了妇女深受迫害和凌辱的同时，对那些负心汉表示了鄙视的态度。全诗从比兴开始，以叙述展开，情意深厚婉曲；同时运用前后对比手法，对照强烈；诗的语言质朴，颇具民歌特色，值得吟味。
诗的起首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朝开暮坠的槿花来比喻弃妇。她和槿花的命运难道有什么区别吗？用反问来加强语气，实际是作出“毫无区别”的肯定回答。“忆昔”是回忆往事，记得我们刚相识时，都还年轻，相互爱慕，也不知是谁先吐露出爱情，两人的爱情简直是分不出高下的。这种回忆是甜蜜的，少男少女最痴情，那个负心汉在当时确实曾真心爱过她。正因为被他缠绵的情意所感动，她才决心跟随他去，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君难托”的主题，到此交代了“托”的经过，以下再展示“难”。
第一难是“成君家计良辛苦”。婚后当了家庭主妇，要操持好全家的生活实在很辛苦。可以想像得出，上有不太好伺候的公婆，下有爱挑剔生事的叔姑，众口难调，左右为难。第二难是“人事反覆那能知”。人情变化得很厉害，说变就变，翻脸成仇。这里既指说男方的亲属，也是说她的丈夫。前者是说坏话，进谗言的人，后者是听信谗言而变心的人。“谗言入耳须臾离”既是对进谗者的谴责，也是对轻易听信谗言的丈夫的怨恨。“须臾离”形容丈夫离弃她的突然，事起仓促，顷刻之间便把自己抛弃，她毫无思想准备，婚变之后，她成了受害人。对这一遭遇，女主人公有什么想法?“嫁时罗衣羞更著 ，如今始悟君难托。”一个妇女被丈夫休弃总是一件让人感到羞愧的事，哪怕她毫无过错，但要重新穿上娘家带来的出嫁服装回去，真是脸上无光。此时此刻她才醒悟到她把终身托错了人，这个负心汉是多么靠不住啊!全诗至此，应当说是叙事已毕，主题已出，意境已尽，可以结束了。但作者再加两句表白来作结尾:“君难托，妾亦不忘旧时约。”尽管明白了“君难托”，但那段痴情，那种忠于爱情的品性仍不改变，因为我仍然不能忘掉从前发过的爱情誓约，我还是信守旧时之约，忠诚如初。女主人公的人品与性格被突出了，她的高尚情操更反衬出那负心汉的可耻卑劣，而那种被遗弃的痛苦和怨恨之情也就表现得格外的强烈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谗言入耳须臾离”一句可作为双关语来解读，暗示君臣之间难以相处。末两句真实地表现出女子被休后的留恋之情。古时被罢贬的忠臣亦如此。“君难托”还可能含有“伴君如伴虎”的思想，君王一朝变心，为臣的便再无立身之地了。结句又表现心情上的矛盾，还抱有尽管男子薄情，自己仍然盼着破镜重圆的幻想。由此可见，如果把这首诗作为王安石对宋神宗的怨望来读也未尝不可，但这种怨望并不是一般的消极哀怨，而是我行我素、矢志不渝的表白。
诗写梅道士邀饮过程，抒发隐逸情趣。诗人以隐士身份而宴于梅道士山房，因而借用了“金灶”、“仙桃”、“驻颜”、“流霞”等仙道术语和运用“青鸟”、“赤松子”等典故，描述了道士山房的景物，赋予游仙韵味，流露了向道之意。
这首诗的首联以杨柳的形、色及与风的关系起兴；颔联引用典故人物，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了独自相思时采用的方式；颈联以听觉为出发点，采取传声的方法传达思念的信息；尾联接颈联而写，在视觉上为作者传达思念的信息。此诗只有首联实写杨柳，其余皆用比、用兴，曲尽其妙。
此诗首联以杨柳的形、色及与风的关系起兴，为其“千条”“丝”的主旨作了基本确定。颔联引用了“静婉”“娇娆”两则典故人物，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了独自相思时采用的方式。联间头文字“香”影”体现了其生理特征。
如果说前两联表现为自娱自乐的“思”。自颈联始，以听觉为出发点，采取传声的方法传达信息。具体用吹奏羌笛和流莺“百啭”，呼唤“最高枝”。作为对高官比喻，除了皇上只有一人之下万之上的宰相才算得上“最高枝”。除此外，还要委托众宫九街上的如雪柳絮，越过宫墙，在视觉上为他们传达思念的信息。
综上，此诗正如沈约词《江南弄·阳春曲》所描述：“弦伤曲怨心自知。心自知，人不见。”故后两联发起的行为就是为了使致“思”的对象知。如此“思”才能落到实处，从而获得预期的效果。
内容分析
该信由年少事写起，先说自己对高由闻名到识面，三次怀疑高的为人：一疑未必是个人才，二疑未必正直有学问，三疑未必真君子；然后联系高若讷的所作所为得出“决知足下非君子”的结论，确立总的论点。接着为范仲淹辩护，对高若讷的为人进行剖析，而在揭露高趋炎附势的本相时先荡开两笔，一说人的刚果懦弱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二说身惜官位，不敢忤相，此乃庸人之常情。“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然后折回，指责高若讷现在毁范以为当黜，并以此为荣，文过饰非，“此君子之贼也”。先退后进，欲擒故纵，抨击更显厉害。继而又两路出击，严密推理，指出不管范仲淹贤还是不贤，对他过去的升迁和现在的贬斥，作为谏臣的高若讷都有责任：“太抵罪在默默尔。”后引历史事实，说明忠贤奸邪自有公论。再联系现实抬出当今圣上“进用谏臣，容纳言论”的牌子，批评高若讷不能直言的失职行为，并以非谏官的余靖、尹洙的仗义执言作衬托，怒斥他沉默不谏随人高下的可耻。最后又退一步，表示希望对方主持公道作“能一言者”，并说明如若不然，自己愿意将书公之于朝，甘愿承担获罪的严重后果。
在信中，作者驳斥高若讷对革新派范仲淹的诋毁诬蔑，鞭挞了高若讷趋炎附势的卑劣行径，斥责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表示如果高若讷执迷不悟，坚持认为范仲淹当贬，那么就希望他“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一股浩然正气充溢于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不计利害、维护改革、敢于直言的可贵精神。
艺术特色
一、反话正说，直砭肌骨。开篇一段，作者以他对高司谏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作者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作者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司谏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在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很是可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司谏为人人可爱的真君子了。因为高司谏“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作者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司谏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铺叙丰厚曲折，然至此笔触一转，“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书信里直陈其言，毫无遮掩矫饰，言辞犀利，语锋尖锐，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情义激愤的慨然之态。而欲言其弊却先存疑，波澜曲折，笔触激荡。
二、对比叙事，揭其真貌。与其说作者对范仲淹充满同情之心，不如说作者在心底潜隐着“惺惺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这段判词，显示出作者对范仲淹的推重与赏识。正直之人反遭贬黜，刚直本性不得伸展，这已使有识者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谏之流，却要翻白为黑，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令人激愤不平。作者以人之常情来推断，庸人惜身自保，无可厚非；但如高司谏者却要“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诋毁贤能，以其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贼”了。层层推理，婉曲中显现出绵长透辟的说理风格，让人无可辩驳，无可回避。在事理对比中，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
三、穷究其理，无可遁形。作者绵长的说理论证风格还表现在他能够将道理条分缕析，于细微处见深厚的笔力。他依理说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与超群的才能，并以此来反责高司谏：“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节不当，却能在朝为官多年，你身为朝廷谏官，岂不有失职之实？而当其为皇帝‘骤用’之际并无谏讽之语，一旦官事颓败，却又刻意逐贤，不正是谄媚权贵以自保、诋毁贤人以自高吗？”作者义正词严，理据充分，透辟深邃，具有论说家考据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