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有住桂阳，亦如巢林鸟。”写自己做客郴州，犹如归巢之鸟起句即饱含深情，表达出友人的热情接待使自己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自己非常感激。句中的比喻非常巧妙，一则将自己喻为鸟，自是有一种不被重用，流落江南的愤慨和失落；一则将郴州喻为巢，真切而形象地表达了友人何九对自己的厚遇。同时，用一个“客”自称，又是双关手法，既指自己己做客郴州，又指自己被贬之身份，含有一种怀才不遇之感，两“客”皆蒙何九厚遇，其谊自不待言，其恩自不须言，所以诗人以“鸟”“林”相喻，显得既含蓄又贴切。
“罍觞且终宴，功业曾未了。”作者没有详写宴会实况，而是以“且终”写宴会即将结束，暗含着盛宴将尽，忧从中来的意味。但诗人要表达的不是离别的痛苦，他想到的是更深刻的主题，那就是建功立业。这两句用对比衬托的手法，衬托出诗人在意的不是别离之伤，而是功业未成之痛。这也是盛唐诗人们的共性，纵览盛唐诗界，从张九龄、陈子昂到高适、岑参，从王维、孟浩然到李白、杜甫，都是胸怀建功立业的抱负。王昌龄此时此地，虽然被贬，却依然保持着这种建立功业的盛唐气象。
“山月空霁时，江明高楼晓。门前泊舟楫，行次入松筱。”前两句写宴后倚楼而望的月下美景，宁静的郴山夜空，下有青翠的群山和碧绿江水，上有空阔的青天和明朗的月光，江边高楼便也有了生机，且如晨光一般明朗了。这是诗人与友人宴后伫立楼头所见郴城之美景。后两句接着写主客下楼行舟夜行，眼见得椰城景色美不胜收。顺流而下，不知了多久，也不知行了多远，如渔人入桃花源一般进入一片诗意的松竹之地。读者无从知晓主客在舟中的言谈，但从此景来看，两人一定是情深意切，谈得推推心置腹。诗人不愧为“诗家天子”，他并没有将宴后乘舟夜游写尽，只是写出出行前与行止时情景，一路的风景及言谈藏于诗外了，任由读者自己去想象。
“此意投赠君，沧波风袅袅。”这是全诗的主旨，“此意”自是两人在舟中所谈之意，虽未明言，但诗人在“功业曾未了”中已经暗示了，读者完全可以推断出，此处的“意”即是诗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以此赠与友人何九，既是勉人又是自勉。这与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勉滕子京相似。由此可见，古代文人骚客的胸襟抱负很大，他们并不以个人得失为意，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沧波风袅袅”既是指主客在江边交谈时所见到的水波和所感受到的夜风，又是暗示现实的清冷。寄寓着诗人对现实环境难以实现理想的担忧，从而将内心的热情与现实的冷酷融为一体了。读者由此诗可以看到诗人王昌龄的内心世界，其实，这也是古代众多迁客骚人的共性，他们总是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
全诗写景真切如画，抒情真挚如酒，传意真实如在眼前。
这首诗从政治家的冷静分析入手，以楚汉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依据，对项羽不可能卷土重来的结局进行理性判断，显示了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这首诗议论精警，独具只眼。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因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本诗开篇“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在“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句中王安石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也不会再替他卖命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三百九十五。下面是原扬州大学教授李廷先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是一首诗风粗犷，立意奇警的抒怀诗。奇就奇在最后一句：“磨损胸中万古刀。”
诗中说，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世间纷繁复杂的事情便一一发生。韩愈也有“事随日生”的诗句，意思相同。当时正是唐代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外族侵扰的混乱时期。诗人经常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善良的人受到欺压，贫穷的人受到勒索，正直的人受到排斥，多才的人受到冷遇。每当这种时候，诗人便愤懑不平，怒火中烧，而结果却不得不“磨损胸中万古刀”。
作者是个富有正义感的诗人。《唐才子传》说他在少年时期“尚义行侠，旁观切齿，因被酒杀人亡命，会赦乃出，更改志从学。”这位年少时因爱打抱不平而闹过人命案的人物，虽然改志从学，却未应举参加进士考试，继续过着浪迹江湖的生活。他自幼形成的“尚义行侠”的秉性，也没有因“从学”而有所改变，而依然保持着傲岸刚直的性格。只是鉴于当年杀人亡命的教训，手中那把尚义行侠的有形刀早已弃而不用，而自古以来迭代相传的正义感、是非感，却仍然珍藏在作者胸怀深处，犹如一把万古留传的宝刀，刀光熠烁，气冲斗牛。然而因为社会的压抑，路见不平却不能拔刀相助，满腔正义怒火郁结在心，匡世济民的热忱只能埋藏心底而无法倾泻，这是十分苦痛的事情。他胸中那把无形的刀，那把除奸佞、斩邪恶的正义宝刀，只能任其销蚀，听其磨损，他的情绪十分激愤。诗人正是以高昂响亮的调子，慷慨悲歌，唱出了他自己的心声。
这首诗用“磨损的刀”这一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比喻胸中受到压抑的正义感，把诗人心中的复杂情绪和侠义、刚烈的个性鲜明地表现出来，艺术手法十分高妙。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还没有看到用“刀”来比喻人的思想感情的。这种新奇的构思和警辟的比喻，显示了刘叉诗歌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