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散曲是借自然景物来表现理想主义的生活场景与思想感情的一则例证。曲中所写的渔翁，实际上是个科场失意的文人。失意后，他退隐江滨，但却不能割断蟾宫折桂的欲念，因而在强作闲适的同时，心灵上又挤压着沉重的苦闷。
首句勾画了一幅渔翁孤舟闲漂图。小船自在消闲，蓑衣雨湿风干，渔翁饮酒睡醒，表明看来确是一派悠然自得的气象。但仔细体味，渔翁冒雨自炊，饮酒就醉，醉则昏睡，醒则漂归，既无渔钓之意，又无赏景之心，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他胸中凝聚着难以解脱的苦衷，不然不会独自借酒浇愁、整天沉湎醉乡。
船上饮酒，醉醒已是傍晚，但闻啼鸟声与流水声交织在一起，清脆悦耳，其乐趣不减当年严子陵隐居富春山。“啼鸟关关，流水潺潺”、“数声柔橹江湾，一钩香饵波寒”，俱是清丽流美，宛然仙家境界。但此曲的渔翁仍未能不食人间烟火，“回头观兔魄，失意放鱼竿”，便显示了生活现实所给予的创伤。前时写“渔翁醉醒江上晚”，是力图表现他旷放自在的一面。如今看起来，他的“醉醒”，也不无愤世嫉俗的激烈意味了。
欧阳修有《渔家傲》词，下阕有句云：“醉倚绿阴眠一饷。惊起望，船头阁在沙滩上。”此曲的结尾，很可能是受到了欧词的启发。船儿不是一直那么听话的，只要主人意有旁骛，失了操纵，便只受水流摆布。“看，流下蓼花滩”，因为贪看水中的月亮，一不留神握渔竿的手松开了，只能眼睁睁望着渔竿从蓼花滩上漂下去。这表现了渔翁“失意”的深重程度。不过作者仍把小船留在蓼花滩一带，不曾送入红尘，那么渔父清醒过来，重新提起渔竿，“乐似富春山”，是不成问题的。或许“流下蓼花滩”的对象，也可释为“鱼竿”，如宋王庭珪《江亭即事》云：“江水磨铜镜面寒，钓鱼人在蓼花湾。回头贪看明月上，不觉竹竿流下滩。”但观此曲，解作小船“流下”更胜。
这首曲中的“渔翁”是文人化了的。在元曲中，“隐逸”与“叹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此曲作者不过想把这两面都写到而已。清李调元就很明白这一点。他把自“数声柔橹江湾”至“流下蓼花滩”六句，统统视为“他人不能道也”的俊语。（见《雨村曲话》）
此曲解开一般闲适小令一味沉醉山水之乐的纱幕，真实地表现出科场失意文人在不得不隐逸山水时内心所压抑着的痛楚，坦诚深切，读来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以石灰作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
作为咏物诗，若只是事物的机械实录而不寄寓作者的深意，那就没有多大价值。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咏石灰即是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
首句“千锤万凿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石很不容易。次句“烈火焚烧若等闲”。“烈火焚烧”，当然是指烧炼石灰石。加“若等闲”三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石，它似乎还象征着志士仁人无论面临着怎样严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视若等闲。第三句“粉骨碎身浑不怕”。“粉身碎骨”极形象地写出将石灰石烧成石灰粉，而“全不怕”三字又使我们联想到其中可能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至于最后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作者在直抒情怀，立志要做纯洁清白的人。
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明英宗时，瓦剌入侵，明英宗被俘。于谦议立明景帝，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使人民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但英宗复辟后却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这首《石灰吟》可以说是于谦生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
这首小诗写诗人春日游园所见所感，写的十分形象而又富有理趣。这首诗情景交融，千古传诵。不但表现了春天有着不能压抑的生机，而且流露出作者对春天的喜爱之情。描写出田园风光的幽静安逸、舒适惬意。这首诗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切美好、充满生命的新鲜事物，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发展，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交代作者访友不遇，园门紧闭，无法观赏园内的春花。但写得很幽默风趣，说大概是园主人爱惜园内的青苔，怕我的屐齿在上面留下践踏的痕迹，所以“柴扉”久扣不开。将主人不在家，故意说成主人有意拒客，这是为了给下面的诗句作铺垫。
由于有了“应怜屐齿印苍苔”的设想，才引出后两句更新奇的想象：虽然主人自私地紧闭园门，好像要把春色关在园内独赏，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后两句诗形象鲜明，构思奇特，“春色”和“红杏”都被拟人化，不仅景中含情，而且景中寓理，能引起读者许多联想，受到哲理的启示：“春色”是关锁不住的，“红杏”必然要“出墙来”宣告春天的来临。同样，一切新生的美好的事物也是封锁不住、禁锢不了的，它必能冲破任何束缚，蓬勃发展。
从诗意看，门前长有青苔，足见这座花园的幽僻，而主人又不在家，敲门很久，无人答应，更是冷清，可是红杏出墙，仍然把满园春色透露了出来。从冷寂中写出繁华，这就使人感到一种意外的喜悦。
这首诗在写作上有很多好处。其一是写春景而抓住了特点，突出了重点”。陆游《马上作》云：“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用“杨柳”的金黄、嫩绿来衬托“红杏”的艳丽，可谓善于突出重点。叶绍翁这首诗应是从陆游诗中脱胎而来，用一“出”字把红杏拟人化，更是抓住了春景特点，突出了重点。其二是“以少总多”，含蓄蕴藉。比如“一枝红杏”就是“满园春色”具体而集中的表现，一枝红杏就代表了墙内百花。其三是景中有情，诗中有人，而且是优美的情、高洁的人。门虽设而常关，“小扣柴扉”又“久不开”，其人懒于社交，无心利禄，已不言可知。门虽常关，而满园春色却溢于墙外，其人怡情自然，丰神俊朗，更动人遐思。
其四是不仅景中含情，而且景中寓理，能够引起许多联想，从而给人以哲理的启示和精神的鼓舞。“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春色在这么一“关”一“出”之间，冲破围墙，溢出园外，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关锁不住的生命力度。后人更赋予这两句诗以生活的哲理：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重重困难，脱颖而出，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两句诗也便获得了新的生命，流传不绝。
这首诗中的感情是“思秦川”，即思乡，而触发这种感情的缘由则是“见渭水”。全诗通过写渭水来寄托自己的情思。
诗的一开始就以“渭水东流去”点出题目“见渭水”；而“东流”又暗含诗人“西行”之意。因渭水东流，经过自己的家乡秦川一带，对于远离家乡的诗人来说，自然要触动对家乡的思念，故有第二句“思秦川”——“何时到雍州”。这句不直写自己思乡，而是通过流水来写，不直说自己何时归故乡，而说渭水“何时到雍州”，语意极委婉。而且，这里不用直陈语气，却用反问语气，与白居易《亿江南》词中“何时更重游”，与韦庄《浣溪沙》词中“几时携手入长安”等等诗句一样，都表现出一种痴情的期待和盼望，从而把思乡之情表达得更为深沉。通过这种委婉深沉的含蓄的语气把“思秦川”的“思”传达出来。“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两句承接上文，以自己的所为写“思”。诗人本不能返回故乡，却将两行热泪洒向河水，让河水带回故乡。寄去的是热泪，寄托的却是深情。如果说“渭水东流去”的“流”，仅仅是水流，是诗人之所见，是触起乡思的一个外界因素，那么，“寄向故园流”的“流”就不只是水流，它所流去的已不只是河从而是诗人的一片深情，因而就已不只是所“见”，而是所“思”了。诗人急切地询问“何时到雍州”的原因在这里也就找到了答案，即诗人要让河水带去自己对故乡的怀念。
全诗写西行途中因“见”而“思”的一个片断，看来很偶然，但出于诗人内心情思十分深厚，任何事物部可以触发它；而每经触发，它都会十分强烈地奔泻出来，因而又是必然的。诗中就是通过这一刹那所思表现了对故因的一片深情。这首诗的语言朴素自然，不假修饰，是从诗人心中流出，显得极为真挚深沉。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