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病从中来，悟罢本谁病”，按照佛学的“万法唯心”“境由心生”的观点，人的得病首先是由心得病而产生的，心在人体的“正中”，故百病从中而来。如果参透了这个道理，就知道治病该先治心。
“西风将小雨，凉入居士径”，既有佛学上的大彻大悟，再加上一阵西风带着小雨，使居士的周围更加清凉。心病好了，身病也会慢慢好起来。
“苦竹晓莲塘”，莲是佛教崇敬的一种花，按《大日经疏》卷十五所说，它是一种吉祥清净，能愉悦众心的象征，因此黄庭坚紧接说“自悦鱼鸟性”，这是从常建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题破山寺后禅院》）那里学来的。
“红妆倚翠盖，不点禅心净”，用的是维摩诘问疾、天女散花的故事。黄庭坚在病时常以维摩诘自居，如他在《病起荆江亭即事》组诗中自称是“翰墨场中老伏波，菩提坊里病维摩”，“维摩老子五十七，大圣天子初立年”。这首诗也是咏病，用维摩问疾的故事是非常自然的。黄庭坚以这个故事说明自己学佛有得，虽有红妆之艳，紧倚翠盖，也不能使自己的禅心受到点染，因而大彻大悟，战胜了疾病。这首诗虽用了佛学典故，但由于黄庭坚善于锻句，善于“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用了非常形象的“西风”“小雨”“苦竹”“莲塘”“红妆”“翠盖”等最常见的词汇去烘托，因而融深奥晦涩的禅理于浅显易明的境界之中，丝毫不显得艰深难懂，这显示出黄庭坚艺术手法的高超。结构上，李淼称这首诗“首尾照应，结构严谨”，的确是点出了它的特色。
此诗前两联写塞北阴冷萧瑟之景，“黄沙碛里本无春”，“总有春来何处知？”惨惨阴风夹着黄沙吹打着弱柳，那是非常荒凉凄惨的。颔联和杜甫的“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正好相反，倒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味道。花上露水充满寒意，连蝴蝶都不愿飞来，虽有芳草碧连天，可草中藏着乌鸦，十分阴森恐怖。这就和“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的江南春天形成强烈的对比，也把诗人思念故国的深情充分地表达了出来。
后两联抒情。“莫写”说的是自己的诗难以把浩荡的愁怀尽情抒写出来，可诗人不尝“诗穷”，“难将梦到家”则更是难堪，而酒也不尝“薄”，诗人想回故乡除非是在梦中；要做美梦只好喝酒，可酒薄无力；一场梦尚未到家，人却已经醒了。真是“酒无通夜力”，“梦短不到家”。最后以东风吹白了两鬓的黑发作结，其故国之思抒发得十分深沉。
诗人着意突出梅花之品节，而不是突出其形之美。梅花不慕盛春之荣华，不畏霜雪，也不步他花之后尘，独自在冰天雪地之中傲然开放。
诗歌为突出梅的高尚品节，从三层意义上进行对比描写：
一是开放于“竹梢深处”，荒林、苔藓之类更烘托出梅之清高风格；
二是与南雪相比，与桃杏众花相比，南雪易于消融，而梅花却不易凋谢，梅花也不像桃杏众花那样，轻易委身于东风；
三是以其生长环境之恶劣、冷寞烘托其品节，即使在野桥边、寒谷中，它也能显示自己顽强的生命力。
此诗托物寓志，借梅花抒发自己真实情感。在张道洽的所有梅花诗中，确为上乘之作。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