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窦,即雪窦山,在今浙江省奉化县西60里,海拔800米,为四明山的分支。唐代曾在此建寺,原为我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今虽废,但乃有不少景点。
邓牧于癸巳(1293)春暮二十四日游雪窦山。这篇游记留下了他的踪迹,也使我们今天能一睹七百年前的雪窦山的风光。
游记的第一部分,作者用四段文字,记叙由石湖(今江苏省吴县盘门西南十里)至雪窦山的行程,约占全文的五分之二。记叙游程,交待行止,使景点所处及周围环境了然于纸,也为后来的探奇访胜者导游,这种笔法已经形成我国游记散文的共同特点。但是象本文,开篇在交待行程上就如此泼墨,还是不多见的。
但细细读来并不乏味。沿途几百里,水陆兼程,由石湖起程,舟行二十五里达江,“江行九折达江口”,入溪水又行“九折达泉口”,水浅处,“曳舟不得进”,则“陆行六七里”,经两天两夜后,又涉小溪大溪,抵达溪口才转入山路。这段朴实的文字,不仅写出了路途遥远曲折,而且在长途跋涉中,使人看出作者“闻雪窦游胜最诸山”后,就不殚旅途险阻,而“一意孤行”的勃勃兴致。
江浙一带,素以风景优美着称,沿途几百里,自多奇山异水,一路揽胜,倒也不觉乏累。作者用悠闲的笔调写道:“视潮上下,顷刻数十里”,轻舟飞驰的畅快心情,洋溢在字里行间。一会儿舟行大溪上,深沟险壑,森然可怖。一会儿巨石临水,“若坐垂踵者”,多么悠闲自在。一会儿溪水环山,自高处坠入山涧,远远望去,犹如自蛇奔赴大壑,气象万千。更有“桑畦麦陇,高下联络”,田家村舍,“隐翳竹树”,樵夫牧童,追逐嬉戏,颇有些桃花源的味道。作者很想知道这地方的名称和历史,无奈村民不谙吴语,无从得知;遗憾的心情正反映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此看来,作者对这一段行程不惜笔墨,是有所记而记的,并非闲笔。
从第五段起转入山路,开始登临雪窦山。作者着重记叙了雪窦山观亭,千丈岩观瀑和妙高台观石。
雪窦山观亭。作者移步换景。上到第二座山峰,这里景亭棋布,各揽一胜。因此作者没有把“亭”作为描写对象,而把镜头转向了它们周围的景物。隐秀亭处是万杉藏秀;漱玉亭下是甘甜清泉;锦镜边海棠围池,花影映水,灿烂如锦秀;寒华亭内题留荟萃,文采精华;大亭上有宋理宗的“应梦名山”御笔……一路观光,美不胜收。
千丈岩观瀑。千丈岩,顾名思义,这里崇岩壁立,谷深千丈,是个险峻之地。作者登临“崖端”,攀树“下视”,以至“目眩心悸”,历险逐胜之情跃然纸上。飞雪亭观瀑,是千丈岩的着名景观。“初若大练,触岩石,喷薄如急雪飞下。”寥寥十余字,写出了瀑布自崖顶飞泻潭下的壮观景象:它自锦镜直径十余丈的大园池喷薄而下,始则宽如大练,继而与岩石相激,珠玑四溅,细若飞雪,纷纷急下。沾湿衣襟,着实让人心醉。“情以物生”(刘勰《文心雕龙·铨赋》),“辞以情发”(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这一惊一喜引发了作者的感慨。他唇吻翕动,刚要启口,环顾四周,竟没有一个知音,不禁“怅然久之”。他想说什么呢?”此时此刻作者决非是要赞山吟水,他要“清谈玄辩”(多指玄妙的哲理)。作者32岁时南宋灭亡,怀着悲愤的心情,拒不出仕;放浪山水以后,逢寓止则“杜门危坐,昼夜为一食”(《洞霄图志》),以后隐居洞霄宫,也过着“身不衣帛,楮御寒暑”(《伯牙琴》)的清苦生活,直到在超然馆无疾坐化,终不改志,走的是一条多么艰险的人生之路啊!虽有谢翱、周密(也是抗节隐逸之士)二位好友,但都未曾同游,且境况相似……在伤时感遇的慨叹中,流露出了作者的幽愤与渴望。
妙高台观石。这里山石岩岩,奇形怪状,作者就极力描摹它们的形象,盛赞它们“自然动人”,远远胜过“观花”。刚才的“怅然”云散了。其实,这种伤时感遇之痛是切肤入髓的,稍有引发,就由衷而出。上文有三处写到琅琅书声:一处是药师寺的寺僧读书声,一处是溪口大废宅中传出“诵声”,一处是雪窦寺的主僧少野读诗声。听到这些亲切的读书声,作者不仅驻足谛听,还要辩析一番,评论一番。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之道是修身积学,齐家治国。作者在《逆旅壁记》中说:“余家世相传,不过书一束。”这位书香了弟对读书声倍感亲切与惊喜,正反映了他虽身在山水,但终难忘情于世事人道。可见,寄身荒野乃是出于无奈。作者惟恐没有人懂得他的心曲,特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伯牙琴》,大概就是耿耿于此吧。
邓牧在自叙传中说:“以文字请,每一篇出争传颂之,非其人求之厚馈弗为。”我们不必对他索取厚馈加以厚非,且看他对自己的文字是何等的自重。总观全文,作者很善于把握景物的特点:雪窦山的亭,千丈岩的瀑,妙高台的石,各具特色。闽浙一带,三江九溪,苍山与碧水,总是相依相伴,雪窦山更是如此。但作者写水,各择其妙:或写形,如“白蛇蜿蜒”;或写声,“溪声绕亭”;或写味,“饮之甘”;或写动,“大溪薄山转”;或写静,“花时影注水中”;总之,使人领略到每一景物的独胜之处。
作者描摹景物的形态,不拘一格。妙高台的山石:色,“或绀(gān微带红的黑色)或苍”。形,有的象扣着的盂;有的象丢弃的帽子,委屈地躺在地上;有的象蛟跳跃;有的象兽蹲踞。远处的山峰,“青岚上浮,若处子光艳溢出眉宇”--青霭缭绕,阳光穿射,色彩缤纷,简直象个蛾眉秀目,脉脉含情的少女,再美的花也比不上。这段不足百字的景物描写,竟川了动情结合,比喻拟人,远眺近观,对比衬托……直到穷形尽相方才收笔,如此的精细酣畅。
寄情于景,寓志于物,是我国游记散文的传统,到唐宋时期,已经达到“物我双会”的境界。本文作者把自己的伤时感怀都融注在景物之中,自然而亲切,令人心领神会。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
吴藻是嘉庆年间浙江仁和的一位女词人。她天资聪慧,才气过人,自称“扫眉才子”,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和名媛淑女交往唱酬,颇负盛誉。所作小词巧于构思,精于造语; 长调则豪放有丈夫气,尤善题画。这首《如梦令》以寻常口语入律,可与《漱玉词》媲美。
词人抓住生活中一个细节——燕子飞入帘幕,巧妙地加以生发,用人禽对话的生动形式,抒发其春闺寂寞的心情,读来别有情趣。
首句“燕子未随春去”,出语平淡而意蕴深曲。燕子是一种候鸟,春社来,秋社去。在百花争妍、百鸟和鸣的春天,她伴随春光一起来到江南,穿帘过户,栖梁而宿;而当雨狂风斜、众芳凋零的暮春,她仍留在梁间,给爱春惜春的人以心理上的慰藉。本词开头这句略去对繁华春景的铺写,也不说春事消歇、春意已尽,单说“燕子未随春去”,则爱春、惜春之意已明。这种手法词家称之“扫处即生法”。次句“飞到绣帘深处”承接上句而补足语意。词人独处深闺,忽见一双燕子穿入绣帘,心中又是惊讶,又是欣喜,又是疑惑。惊的是燕子闯进闺房,可谓不速之客;喜的是燕子未随春去,说明春意尚留驻人间,何况闺中寂寞,这自天而降的小生物正好作伴; 疑的是小燕子绕梁而飞,口中呢喃不停,它究竟在商量什么呢?词人不免定下神来注视片刻:“啊! 莫非是想搬来和我同住吧! ”(侬,吴地方言,即我)燕子没有回答,可是女主人却迟疑了——“延伫,延伫”两句重言把人物恍然大悟、惊定还疑的神色活灵活现地刻划了出来: 有燕子同住,固然可聊解寂寞,但终究排遣不了心头的怨愁,所以又含笑带趣加以回绝说:“不许!”
一首短短的小令出现了两个富有个性的形象: 活泼多情的燕子和孤独寂寞的女主人。前者是后者的陪衬。自从燕子入帘,女主人的心理活动一下就活跃起来:时惊时喜,似痴似顽,自猜自疑,自问自答,嬉笑打趣的背后隐藏着春闺独处的郁闷。词中用语浅近而活泼,对话生动,纯以口语入律,“莫是要和侬住”、“含笑回他: ‘不许’ ”这类句子与李清照的“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和辛弃疾《西江月》“却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都是词中口语化、散文化的佳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