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诗的前两句，语出惊人，直抒胸臆，提出人“生当作人杰”，为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死”也应该做“鬼雄”，方才不愧于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深深的爱国之情喷涌出来，震撼人心。最后两句，诗人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两句发调惊挺，掷地有声。“人杰”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指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鬼雄”出自屈原《九歌·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诗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其残酷之处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在李清照的笔下，她所显现的自我形象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对惜命逃跑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即借咏史而讽世。项羽兵败，退至乌江，乌江亭长舣船相待，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项羽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大背景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以当时的形势而言，金兵是孤军深入，黄河南北的许多州郡有的尚在宋人之手，有的虽已被占，但金兵数量不多，立足未稳；在金兵的进攻下，太行山一带抗金的义军蜂起，威胁着金兵的后方；如果赵构能蓄志抗金，中原事是大有可为的。但赵构一开始就没有恢复国土保卫人民的愿望，带着臣僚仓皇南逃，喘息刚定，就在临安定都。举出项羽的不肯东渡，正是对怯懦畏葸、只顾逃命苟安的南宋君臣的辛辣讽刺。而对于赵明诚临危而遁的行为，一向光明磊落的李清照内心是有着诸多失望的，“人杰”“鬼雄”之语也当包含着对丈夫的劝诫和勉励。
这首诗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谴责之情却溢于言表。她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更因此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艰辛。面对时局，她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的怨愤。这种怨愤也正是当时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此诗不仅抒发了个人的悲愤，还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
《在狱咏蝉》是唐代文学家骆宾王的代表诗作。此诗作于患难之中，作者歌咏蝉的高洁品行，以蝉比兴，以蝉寓己，寓情于物，寄托遥深，蝉人浑然一体，抒发了诗人品行高洁却“遭时徽纆”的哀怨悲伤之情，表达了辨明无辜、昭雪沉冤的愿望。
全诗情感充沛，取譬明切，用典自然，语意双关，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物诗中的名作。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意思是，秋天蝉声不断，引起了身陷囹圄的诗人的无限愁思。诗人触景生情，情因景生。情感从何而来，是因闻见了蝉声。该诗用起兴对起开篇，将蝉声与愁思对举，两相映照，下笔自然，工稳端庄。即是咏物，物必在先。首句咏蝉，次句写己。咏物非本意，借物抒情才是目的。西陆：指秋天。《隋书·天文志》载：“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南冠：楚国的帽子，指代囚犯。在此指诗人自己。《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挚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因楚国在南方，南冠一词，便由此而生。后人借来用以指囚犯。首联两句诗衔接自然，浑然天成。写蝉时，抓住两点：时间是秋，动作是唱；写人时，抓住三点：身份是囚犯，心理活动是愁思，愁思的程度是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承接首联，是隔句相承。第三句承接第一句继续写蝉，第四句承接第二句继续写己。不堪：承受不了。玄鬓：指蝉。古代妇女将鬓发梳为蝉翼之状，称之蝉鬓。这里以玄鬓称蝉。白头吟：乐府曲名。据《西京杂记》说，西汉时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对才女卓文君的爱情发生危机，卓文君作《白头吟》诗：“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终使司马相如回心转意，两情重归于好。“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的字面意思是，蝉凄切的悲声仿佛是在一遍遍吟唱卓文君的《白头吟》“凄凄重凄凄”，这声音真难以让人忍受。深层意思是，蝉啊，你不该对着我这鬓发苍白的牢狱之人唱你凄凉的歌。你的吟唱正好刺痛了我的内伤，正好引起了我的愁思。骆宾王巧借“白头吟”用来一语双关，加深了原意。首联写听觉，由蝉及人，闻蝉声而动客思；这一联写视觉，由己及蝉，观玄鬓而自悲伤。蝉是玄鬓，我却白头；我身陷囹圄，它来往自由；它倚树高唱，我独自哀愁。它如今的玄鬓，我过去也曾拥有，别看我现在白发满头！它如今的吟唱，我过去也曾练就，别看现在用铁锁锁紧了我的歌喉！蝉啊，你就是我的从前，你就是我的化身，我何时能脱去囚服像你一样蜕皮羽化，获取自由？这两句诗沉郁深婉，感人至深，令人叹惋。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两句，诗人字字咏蝉，字字借蝉自况。“露重”、“风多”言环境险恶；“飞难进”言难以进取；“响易沉”言声音难以发出。蝉如此，我和它还会有什么两样？这两句诗至少有两层意思。表层意思是在咏蝉，深层意思是在借物抒怀。在这里，蝉即我，我即蝉。“露重”、“风多”又特指政治环境险恶；“飞难进”又特指诗人在人生仕途方面难以进取；“响易沉”更特指自己的言论难以发出。诗人结合自己的身世和处境，在选取意象方面十分精当，用露和风两种自然现象既适用于蝉，又适用于人。这里的露和风，一旦入诗，就不是普通的自然现象，而是注入了诗人的情感，由物象转化成了意象。所以，“露重”、“风多”就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是咏蝉，处在不同环境的人所选的角度和立意皆不相同。初唐虞世南也有一首诗咏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身居高位，诗的字里行间迸发出的都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难见半缕愁绪。因冤狱而被投入大牢的骆宾王岂可跟虞世南同日而语。同是写露，在虞诗中用来供蝉饮，在骆诗中则因“露重”而“飞难进”；同是写风，在虞诗中不用借，因蝉已身居高位；在骆诗中则嫌“风多”，自己的声音难以发出。所以二人同咏一物，题材相同，时节相同，则立意迥异。
诗人在写这首诗时，由于感情充沛，功力深至，故虽在将近结束之时，还是力有余劲。第七句再接再厉，仍用比体。秋蝉高居树上，餐风饮露，没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诗人喻高洁的品性，不为时人所了解，相反地还被诬陷入狱，“无人信高洁”之语，也是对坐赃的辩白。然而正如战国时楚屈原《离骚》中所说：“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来替诗人雪冤。“卿须怜我我怜卿”，意谓：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也只有我能为蝉而长吟。末句用问句的方式，蝉与诗人又浑然一体了。
好诗，不但要有诗眼，以放“灵光”，而且有时须作“龙吟”，以发“仙声”。对照杨炯的《从军行》与杜甫《蜀相》，两诗若无“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的“龙吟”句殿后，直抒胸臆，剖献“诗心”，则全篇就木然无光了。此诗亦然，尾联诗人愤情冲天，勃发“龙吟”，喷出蕴蓄许久的真情：“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遂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蝉身”，使人看到了作者洁纯无瑕的报国诚心，这颗诚心恰如其《序》所说，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不以世俗更易秉性，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正是这裂帛一问，才使《在狱咏蝉》成为唐诗的卓荦名篇，超然于初唐诸宫体艳诗之上。
陆游与韩元吉在镇江相聚两月，登临金、焦、北固，观江景、 饮美酒的机会一定是很多的，在即将离别之际，更感到相聚时间的宝贵，多在一起说说话，比什么都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有“懒向沙头醉玉瓶”一句。这一句是有所本的，杜甫的《醉歌行》有句云：“酒尽沙头双玉瓶，众宾皆醉我独醒。乃知贫贱别更苦，吞声踯躅涕泪零。”这首词的头一句即由此而来，不但词语极相近似，而且透露了分手离别的含意。既然懒得再去观景饮酒，那么，更好的选择就是“唤君同赏小窗明，夕阳吹角最关情”了。夕阳引发依恋之情，暮角引发凄凉之感，此情此感共同组成了一种适于促膝倾谈的环境气氛，所以说它“最关情”。但此时的“情”究竟是什么，却因为它的千头万绪而难以表述得清晰具体。
《浣溪沙》的下片头两句，大都要求对偶，故而往往是作者最着力的地方。陆游写在这儿的对联虽然浅显如同白话，但其说忙说愁仍是概括笼统，并不得其具体要领。写到最后“客中无伴怕君行”一句，则以其直言无隐、真情流露打动读者，并将依依惜别之情和盘托出。
大家又叫新来的邢岫烟、李纹、薛宝琴每人再作一首七律，按次用“红”、“梅”、“花”三字做韵。专命折得红梅的贾宝玉做一首《访妙玉乞红梅》诗。
随着封建制度日趋衰落，当时的豪门，特别是贵族人士，在精神上也日益空虚，做诗成了一种消磨时光和精力的娱乐。他们既然除了“风花雪月”之外别无可写，也就只得从限题、限韵等文字技巧方面去斗智逞能。小说中已换过几次花样，这里每人分得某字为韵，也是由来已久的一种唱和形式。描写这种诗风结习，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这一阶层人物的无聊的精神状态。
从人物描绘上说，邢岫烟、李纹、薛宝琴都是初出场的角色，应该有些渲染。但她们刚到贾府，与众姊妹联句作诗不应喧宾夺主，所以芦雪庵联句除薛宝琴所作尚多外，仍只突出史湘云。众人接着要她们再赋红梅诗，是作者的补笔，借此机会对她们的身份特点再作一些提示，而且是通过诗句来暗示的。薛宝琴是“四大家族”里的闺秀，豪门千金的“奢华”气息比其他人都要浓些。小说中专为她的“绝色”有过一段抱红梅、映白雪的渲染文字。她的诗犹如是在作自画像。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前两句描写，后两句颂祝。而叠词叠句的叠唱形式。是这首诗艺术表现上最鲜明的特色。如果说，“宜尔子孙”的三致其辞，使诗旨显豁明朗；那么，六组叠词的巧妙运用，则使全篇韵味无穷。《诗经》运用叠词颇为寻常，而《螽斯》的独特魅力在于：六组叠词，锤炼整齐，隔句联用，音韵铿锵，造成了节短韵长的审美效果。同时，诗章结构并列，六词意有差别，又形成了诗意的层递：首章侧重多子兴旺；次章侧重世代昌盛；末章侧重聚集欢乐。由此看来，方氏的评语似可改为：诗虽平说，平中暗含波折；六字炼得甚新，诗意表达圆足。另外，在朱熹《诗集传》中，《螽斯》是比体首篇，故用以释比。其实，通篇围绕“螽斯”着笔，却一语双关，即物即情，物情两忘，浑然一体。因此，“螽斯”不只是比喻性意象，也可以说是《诗经》中不多见的象征性意象。
关于诗旨，《毛诗序》云：“《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点出了诗的主旨，但拖了一个经学的尾巴。朱熹《诗集传》承毛氏之说。还作了“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的发挥，没有贯彻其“《诗》作诗读”的主张。对此，姚际恒一并认为“附会无理”（《诗经通论》）；方玉润进而指出：诗人措词“仅借螽斯为比，未尝显颂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读者细咏诗词，当能得诸言外”（《诗经原始》）。确实不可泥求经传，而应就诗论诗。
体会意象，细味诗语，先民颂祝多子多孙的诗旨，显豁而明朗。就意象而言，飞蝗产卵孵化的若虫极多，年生两代或三代，可谓是宜子的动物。诗篇正以此作比，寄兴于物，即物寓情；“子孙众多，言若螽斯”，即此之谓。就诗语而言，“宜尔子孙”的“宜”，有“多”的含义；而六组叠词，除“薨薨”外，均有形容群聚众多之意。易辞复唱，用墨如泼，正因心愿强烈。“子孙”，是生命的延续，晚年的慰藉，家族的希望。华夏先民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尧舜之世已深入民心。《庄子·天地》篇有“华封人三祝”的记载：尧去华地巡视，守疆人对这位“圣人”充满敬意，衷心地祝愿他“寿、富、多男子”。而再三颂祝“宜尔子孙”的《螽斯》，正是先民这一观念诗意地热烈抒发。
就诗篇编排而言，前篇《国风·周南·樛木》祝贺新婚幸福，此篇继而祈颂多生贵子，不仅顺理成章，或恐正是编者苦心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