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中所说的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唐河西节度府设于此地。馆,客舍。从“河西幕府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等诗句看,岑参此时在凉州作客。凉州河西节度使幕府中,诗人有许多老朋友,常欢聚夜饮。
此诗写作者赴北庭途经凉州在河西节度府作客,与老朋友欢聚宴饮的景况,同时写到了凉州的边境风格及民俗风情。全诗格调豪迈乐观,尤其把夜宴写得兴会淋漓,充满了盛唐的时代气象。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首先出现的是城头弯弯的明月。然后随着明月升高,银光铺泻,出现了月光照耀下的凉州城。首句“月出”,指月亮从地平线升起,次句“月出”,指月亮在城头上继续升高。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这是随着月光的照耀,更清晰地呈现了凉州的全貌。“凉州”,有的本子作“梁州”(今陕西汉中市)。这是因为后人看到“七里十万家”,认为甘肃凉州没有这种规模而妄改的。其实,唐前期的凉州是与扬州、益州等城市并列的第一流大都市。“七里十万家”,正是大笔淋漓地勾画出这座西北重镇的气派和风光。而下一句,就更见出是甘肃凉州了。凉州在边塞,居民中少数民族很多。他们能歌善舞,多半会弹奏琵琶。不用说,在月光下的凉州城,荡漾着一片琵琶声。这里写出了凉州城的歌舞繁华、和平安定,同时带着浓郁的边地情调。
“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仍然是写琵琶声,但已慢慢向夜宴过渡了。这“一曲琵琶”已不是“胡人半解弹琵琶”的满城琵琶声,乃是指宴会上的演奏。“肠堪断”形容琵琶动人。“风萧萧兮夜漫漫”,是空旷而又多风的西北地区夜晚所给人的感受。这种感受由于“琵琶一曲”的演奏更加增强了。
以上六句主要写环境背景。诗人吸取了民歌的艺术因素,运用顶针句法,句句用韵,两句一转,构成轻快的、咏唱的情调,写出凉州的宏大、繁荣和地方色彩。最后一句“风萧萧兮夜漫漫”,用了一个“兮”字和迭字“萧萧”、“漫漫”,使节奏舒缓了下来。后面六句即正面展开对宴会的描写,不再句句用韵,也不再连续使用顶针句法。
“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两句重复“故人”二字,见出情谊深厚。因为“多故人”,与各人离别的时间自然不尽相同,所以说“三五春”,下语是经过斟酌的。
“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花门楼”在这里即指凉州馆舍的楼房。二句接“故人别来三五春”,意思是说:时光迅速,又到了秋天草黄的季节了。岁月催人,哪能互相看着在贫贱中老下去呢?言下之意是要赶快建立功业。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一个“笑”字,写出岑参和他朋友的本色。宴会中不时地爆发出大笑声,这样的欢会,这样的大笑,一生中也难得有几回,老朋友们端着酒杯相遇在一起,能不为之醉倒。
这首诗把边塞生活情调和强烈的时代气息结合了起来。全诗由月照凉州开始,在着重表现边城风光的同时,那种月亮照耀着七里十万家和城中荡漾的一片琵琶声,也鲜明地透露了当时凉州的阔大的格局、和平安定的气氛。如果拿它和宋代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相比,即可见同样是写边城,写秋天的季节,写少数民族的音乐,但那种“长烟落日孤城闭”、“羌管悠悠霜满地”的描写,所表现的时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
至于诗所写的夜宴,更是兴会淋漓,豪气纵横,不是盛唐的人不能如此。“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不是有感于时光流逝,叹老嗟卑,而是有着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豪迈感,表现出奋发的人生态度。“一生大笑能几回”的笑,更是爽朗健康的笑。它来源于对前途、对生活的信心。同样,末句“须醉倒”,也不是借酒浇愁,而是以酒助兴,是豪迈乐观的醉。以酒助兴,兴浓欢悦,笑声爽朗,豪迈乐观,读者从人物的神态中,能感受到盛唐的时代脉搏。
这是一首对雨即景之作,明快、跳荡,意象绵渺,别具特色。咸阳桥,又名便桥,在长安北门外的渭水之上,是通往西北的交通孔道。古往今来,有多少悲欢离合、兴废存亡的历史在这里幕启幕落。然而诗人此番雨中徜徉,却意度闲适,并无愁眉锁眼之态,笔墨染出,是一派清旷迷离的山水图景。
首句入题。“咸阳桥”点地,“雨”点景,皆直陈景物,用语质朴。句末炼出一个“悬”字,便将一种雨脚绵延如帘箔之虚悬空际的质感,形象生动地传出,健捷而有气势,令人神往。接下一句,诗人把观察点从桥头推向远处的水面,从广阔的空间来描写这茫茫雨色。这是一种挺接密衔的手法。“万点”言雨阵之密注。“空蒙”二字最有分量,烘托出云行雨施、水气蒸薄的特殊氛围,点出这场春雨所引起的周围环境的色调变化来。用笔很像国画家的晕染技法,淡墨抹出,便有无限清蔚的佳致。这种烟雨霏霏的景象类似江南水乡的天气,是诗人着力刻画的意境,并因而逗出下文的联翩浮想,为一篇转换之关键。“钓船”是诗中实景,诗人用一个“隔”字,便把它推到迷蒙的烟雨之外,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像是要溶化在设色清淡的画面里一样,有超于象外的远致。
前两句一起一承,围绕眼前景物生发,第三句纵笔远扬,转身虚际,出人意外地从咸阳的雨景,一下转到了洞庭的春色。论地域,天远地隔;论景致,晴雨不侔。实现这两幅毫不相干的水天图画的联结转化的媒介,乃是存在于二者之间的某种共同点—即上面提到的烟水空蒙的景色。这在渭水关中也许是难得一见的雨中奇观,但在洞庭泽国,却是一种常见的色调。诗人敏感地抓住这一点,发挥艺术的想象,利用“还似”二字作有力的兜转,就把它们巧妙在联到一起,描绘出一幅壮阔飞动、无比清奇的图画来。洞庭湖为海内巨浸,气蒸波撼,吞天无际。在诗人看来,湿漉的晓云好像是驮载着接天的水气飘进了岳阳古城的上空。这是极其壮观的景象。“将入”二字,可说是笔挟云涛。
作者着意描写巴陵湖畔的云容水色,其目的在于用它来烘托咸阳的雨景,使它更为突出。这是一种借助联想,以虚间实,因宾见主的借形之法,将两种似乎无关的景物,从空间上加以联系,构成了此诗在艺术上的特色。
这篇文章通过对养马和售马的讨论来说明一个道理,名为“说骥”,实为借“骥”说人,阐明“宝与常所在遇也”的道理,同时也抒发了因伯乐难遇而常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全文语言精练,运用对比和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与说服力。
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重在叙事,叙述了得马、售马、相马,善养马和果得良马的始末。后一部分是议论,围绕一个中心,即“宝与常在所遇耳”。虽有良马,但未遇识者时,则以常马畜之,不知其举足腾跃乃踏云之举,反而以为是要踢人,动辄鞭打,如此待之,“何宝之有?”而以慧眼识之,并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其关键在于一要遇识,二要善待。这跟韩愈在《杂说》(其四)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同平常马一样而已。文章在最后结穴处画龙点睛地说道:“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良与不良,”存乎形“,”可以目取“的马,尚且如此不易为人所识,况且是美德和才智蕴藏于内心的人,那就更难以为人所识了。
文章是议论是有感而发的。这篇文章是寄托作者才高运厄、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的。当然文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对于埋没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所进行的有力抨击,则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特色上,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将对于良马以常马待之的情景与以良马待之的情景相对比,还将识者的慧目与不识者的常目进行对比,有力地深化了“宝与常在所遇耳”的主题。其次是铺陈排比,颇有赋体文风。铺陈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服人以理的力量。后半部分大体上采用了赋体文所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显豁又透彻地申述了题旨。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叙述性文字,还是议论性文字,都十分省净、简洁。篇无冗句,句无余字,堪称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
开头两句写诗人临别时那种长期飘泊异乡的惆怅孤独之情。“客心”谓异乡作客之心;“百念”,谓百感交集。何逊一生仕途并不亨通。他先在扬州刺史、建安王萧伟幕中掌记室,“后荐之武帝,与吴均俱进俸。后稍失意……自是疏隔。”(《南史》本传)遂迁安成王萧秀幕中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中丁母忧归。后又除庐陵王萧续幕府记室。大约四十岁左右即死去。故其作客异乡,当与仕途坎坷有关。所谓“百念”,诸如异地思乡之愁,羁旅行役之苦,仕途渺茫之忧,人情冷暖之感,友朋难舍之念等,皆在其中。不难想见,其心情已经够沉重了,更何况而今又将孤身一人再度千里奔波飘游远方呢!眼前尚有朋友饯行送别,联句慰勉;顷刻之间,就将茕独孤舟,餐风饮露了。“孤游”,既突出自己征途中的孤独寂寞,又包含着对友朋的无限惜别之情。两句通过“已”、“重”二字构成递进关系,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复杂感情的重量,而与送者临别依依难舍之情也就隐然蕴藏在字里行间。
三四两句,既是写分手时江上的实景,又是借景寓情,含有象征意义。江天忽然浓云密布,烟霭黯然笼罩江面,一场暴雨即将来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乍起,江水顿时涌起滚滚白浪。这云暗天低,烟波浩渺之景,恰与诗人此刻百感交集,愁绪茫茫之情相切;这狂风巨浪,暴雨将临,不仅是诗人心潮澎湃的感情外化,而且还形象地象征着、预示着旅途中等待着他的将是江上风雨一般的无穷无尽的艰难险阻、严峻考验。
送行留别这类诗,一般多是以情结出主旨,或惜别,或劝勉,或叮咛、或祝愿。试看《何逊集》中此类篇什亦多如是。如《赠江长史别》:“安得生羽毛,从君入宛许?”《送韦司马别》:“弃置勿复陈,重陈长叹息。”《别沈助教》:“愿君深自爱,共念悲无益。”《临行与故游夜别》:“相悲各罢酒,何日同促膝?”《送褚都曹》:“本愿同栖息,今成相背飞。”这是何逊为朋友送行。至于他留赠为他送行的朋友,则如《赠韦记室黯别》:“无因生羽翰,千里暂排空。”《相送联句》三首结尾云:“一朝事千里,流涕向三春。”“愿子俱停驾,看我独解维。”“以我辞乡泪,沾君送别衣。”无不以抒情结出主旨。唯这首以景作结,不仅以写江上实景见工,并且景中寓情,物我融一。比兴之意优游不竭,耐人寻味。堪称别具一格。陈祚明评何诗“经营匠心,惟取神会。”(《采菽堂古诗选》卷26)沈德潜亦称其“情词宛转,浅语俱深。”(《古诗源》卷13)殆指此类。
联句源于相传汉武帝与臣僚共作的《柏梁台诗》,但每人各作一句;晋代贾充夫妻联句,则人各二句;自陶渊明与愔之、循之联句,才发展为人各四句。南北朝时,联句之风盛行,鲍照、谢朓、范云、庾肩吾等人所作皆夥。与联句相对,凡无人续作或续而未成,则仅存的四句便称为绝句。“绝句”之名粱代始正式出现,何逊正当其时。此篇不仅两联对仗精妙,且词句精炼、风格清新,短短四句中,既有对过去的回味,对现在的描写,又有对未来的忧虑,包孕丰厚,已开唐人五绝气象。唯所押为仄韵,而平仄尚未完全规范,则又带有格律诗草创阶段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