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值此白露时节，秋草已生满庭院，更加思念远在长安的亲人。“秋草”、“白露”更加形象的体现出秋天的清冷，为下文抒别情离思定下基调。南朝宋诗人谢惠连有《捣衣》诗，亦写秋景秋意，其中有云“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韦诗与之如出一辙。所不同者，谢诗写思念丈夫，韦诗写思念诸弟而已。
唐代草书大家怀素与韦应物生活在同一时代，年岁也相仿。据说怀素在寺院附近种有一万多株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蕉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没日没夜地练，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的故事，在当时就颇为流传。诗人戴叔伦比韦应物大五岁，晚年上表请为道士，他写过一首《赠鹤林上人》绝句：“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可见在芭蕉叶上写字、抄经卷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据统计，“芭蕉”意象在《全唐诗》中出现过七十次，多与思人有关。诗人于百无聊赖中，乃于芭蕉叶上题诗。“独”字的运用更突现思弟心情之急，更见情深意长。
这首诗并无太高深的思想，也无特别突出的艺术技巧，只是以“芭蕉题诗”一句画龙点睛，表达出一种生活化的细微感触和情怀。其实，中国的古诗，都特别富有这种“琐屑”的韵致。这种“琐屑”，可以是感情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上的。感情往往因为平淡而愈显得真实，没有大喜大悲的做作，只是平心静气，节制简洁。不仅如此，在遣词布局上，韦诗也都以淡泊质朴见长。总之，用琐屑细致的描写手法来表达自己深沉的思想情感，没有磅礴的气势，却以微小的细节打动人；没有华丽的语言修饰，却在平淡中见真知，这是韦应物写诗的一大法宝。与之相比，韩愈喜欢剑走偏锋，用一些怪的字句，不免有逞奇之弊。白居易的诗虽然平易，但在布局上往往过于讲究回环曲折，与韦诗相比，又少了一份古朴温厚之气。
这首即事议论之诗，借宋玉以写自己，含蓄深刻而措辞委婉。
诗的前两句是说，并非宋玉特别喜爱隐舍不露的言辞托讽，正是因为襄王沉迷艳梦，迟迟不醒，这就暗示自己确有微辞托讽之作，而且是事出有因，不得不然。后两句是说，自从《高唐赋》问世以后，凡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便都值得怀疑为别有托讽了。这就暗示说，诗人自己另一部分写男女情爱的诗作并不一定另有寄托，但人们因为受了微辞托讽的《高唐赋》式作品的影响，便都怀疑它们有所寄托了。李商隐用“尽堪疑”的词语，是想表明这种“疑”事出有因，同时又是想表明这种笼统的疑并不符合实际。
李商隐与宋玉，都属于多情才子、沦落文人一类。由于遭际相似，李商隐的偏爱宋玉，更多表现为自叹与自伤。李商隐在当时境遇之中，常常是“无悰托诗遣，吟罢更无悰”（《乐游原》）。深曲浓重的愁思，沉缅绵邈的情感，产生了“楚天云雨俱有托”的艺术表达和追求。诗人的拳拳之心应当得到后人的理解。然而诗人非但没有得到时人的理解，更被置之于无端的猜测和粗暴的责难之中。后二句“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既是辩说其诗并非篇篇寄寓世事，也是讥诮世人无知，徒然疑忌，其中更有“才命两相妨”、“多情岂自由”的伤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