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作者的气质与秉性使然,所以即使内容为艳情,词作也往往会呈现出迥异的风格。早期花间词不仅内容空虚、意境贫乏,而且多追求辞藻的雕琢与色彩的艳丽,虽然词人多为男子,但他们写出来的文字却带着极浓重的脂粉气;纳兰的这一首《虞美人》虽然也写男女幽会,却在暖昧、风流之外多了几分清朗与凉薄。
发端二句“曲阑深处重相见,匀泪偎人颤”很明显出自于李煜在《菩萨蛮》中的“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一句。小周后背着姐姐与后主在画堂南畔幽会,见面便相依相偎在一起,紧张、激动、兴奋之余难免娇躯微颤;纳兰词中的女子与情郎私会于“曲阑深处”,见面也拭泪啼哭。但是细细品味,后主所用的“颤”字更多展现的是小周后的娇态万种、俏皮可人,而纳兰这一“颤”字,写出的更多是女子的朋情之深、悲戚之深,同用一字而欲表之情相异,不可谓不妙。
曲阑深处终于见到恋人,二人相偎而颤,四目相对竟不得“执手相看泪眼”,但接下来纳兰笔锋一转,这一幕原来只是回忆中的景象,现实中两个人早已“凄凉”作别,只能在月夜中彼此思念,忍受难耐的凄清与幽怨。夜里孤枕难眠,只能暗自垂泪,忆往昔最令人销魂心荡的,莫属相伴之时,以折枝之法,依娇花之姿容,画罗裙之情事。
这首词以白描的手法再现夫妻重聚时的情景,字句间一片春光凄凉。从词意上看,这首词是词人回忆与妻子相恋的情景,通篇皆作追忆的口吻。
上片布景,展现相见之时及别离之后的情景。“曲阑深处重相见,匀泪偎人颤。”别后的凄凉,最难以忍受的是月明之夜的清冷相思。读来令人摇心动魄。虽并非初次,却仍然有点紧张。暗地里,偷偷匀拭着眼泪,心潮激荡。回想起别后,两处相思,一样凄切悲凉。
“凄凉别后两应同,最是不胜清怨月明中”。词意陡转,道破这原是记忆中的美妙而已,现在已是别后凄凉。凄清幽怨到让人不堪承受。
下片说情,剖示当下的心境。“半生已分孤眠过”,紧承词意,将失意一倾到底,用词精美婉约,凄怆词意并未因而消减,依然辛酸入骨。结句处的“折枝花样画罗裙”,借物映人,含蓄委婉。
布景与说情,尽管皆记忆中事,但其注重于捕捉当时的感觉和印象,却令得已经过去的景和情,鲜明生动地浮现目前。
与很多花间词相比,李煜的艳词大多做到了艳而不俗,能将男女偷情幽会之词写得生动而不放荡。纳兰的这一首《虞美人》又在李煜之上。
这首词首尾两句都是追忆,首句写相会之景,尾句借物映人,中间皆作情语,如此有情有景有物,又有尽而不尽之意,于凄凉清怨的氛围中叹流水落花易逝,孤清岁月无情,真是含婉动人,情真意切。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
题序“歌渔父家风,以谢江山”,表明了写作的真正动机,乃于表明自己面对江山胜景,幡然悔悟的解脱心理,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自由幻想,只是更说明现实对他的真实束缚。
词的上片,“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钩丝”,这是幅寒江独钩图,一碧万顷,波光粼粼,有孤舟蓑笠翁,浮游其上,置身天地之间,垂钓于重渊深处,钩入水动,波纹四起,环环相随。这样空灵洒脱的境界令人逸怀浩气。“金鳞”二句写垂钓之兴:鱼翔深底,沉沦不起,为取水下金鳞,渔翁不惜垂丝千尺。此时此刻,渔父专注一念,神智空明,似乎正感受到水下之鱼盘旋于钓钩左右的情态。
词的下片,“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这一虚设之笔描绘了渔翁闭目凝神,心与鱼游的垂钩之乐,这种快乐中,渔父举目江天山水,忽然得道忘鱼。末三句渲染出一幅空灵澄澈的江渔归晚图:“水寒江静,满目青山,载月明归。”透射出一种置身江天、脱落尘滓的逍遥追求,突出渔父这样一种澄静澹远的境界里,任漂泊而不问其所至,也正是自张志和至黄庭坚所立志以求的最高境界。
该词构思用意上搬用了唐代船子和尚的偈语,将张志和那种志不渝、逍遥自由的渔父家风,又升华为一种摆脱世网,顿悟入圣的精神境界,借此表明词人当时遭贬后的心胸抱负和向往独钓江天、泛迹五湖的自由生活。取景设境上具有象征色彩,用意于形象后面的暗示。特别是最后“水寒江静,满目青山,载月明归”三句,直以诗家之化境写禅宗之悟境,用自然超妙之景象征自己词人觉悟解脱,由凡入圣的心志襟怀。
李仁仲以“懒慢斋”为自己的斋号,其愤世嫉俗的反语意味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在这首小令中,更是将主人的此层含意铺展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把纷纷扰扰的世俗人生比作戏场,“闹排场经过”五字便概括了李仁仲此前的全部阅历,而“乐回闲”则是从戏场上抽身脱出,从容获得作壁上观的闲适和享受,所以这一句已对“懒慢斋”的性质和意义作出了总评。以下两句分别诠释“懒慢斋”中“懒”和“慢”的含义:过去在官场中忙忙碌碌,所谓“勤政”,如今无官一身轻,“撒会懒”是天经地义的事;过去性直口快,在戏场上扮了个“急喉咙”的角色,结果吃力又不讨好,如今稳坐场下,“学些慢”也是顺理成章的。这三句中都包含着截然分明的对比,语言冷峭,既回顾了“懒慢斋”主人曾经沧海的阅历,又显示了他达道知机、急流勇退的明智。从这段开场白中,读者已可见出李仁仲以“懒慢”命名斋室,是在他脱离官场的桎梏之后;而作者探本究源,下文便转向对宦海风波的揭露。“掇了梯儿上竿”是元代的一句俗语,从作者在曲中的借用来看,李仁仲并非在官场中混不下去,他甚而还有“上竿”进一步发达的机会。好在他经历丰富,头脑清醒,早就识破了富贵荣华“一枕黄粱”的虚幻实质,不愿再步邯郸旅店中卢生的后尘。也亏得他如此果断,不愧为未雨绸缪,因为官途上一天比一天黑暗,一处比一处险恶,时间、空间都充满着危机感。“倦鸟知还”出于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名句:“鸟倦飞而知还。”作者用“君不见倦鸟知还”的反诘,是代李仁仲述怀,写出了“倦鸟”飞还“懒慢斋”的理所当然。
这首小令,起首三句用鼎足对,表现出对宦海仕进的失望和轻蔑,是疏狂语;四、五两句,借俚语、典故表明急流勇退的果决和明智,是经验语;六、七两句,则直言沉溺官场执迷不悟的危险,是警诫语。由此引出的“倦鸟知还”的结论,水到渠成,饱含着对友人求取“懒慢”的理解与赞赏。全篇一气呵成而感情由缓趋迫,句冷意隽,老辣灏烂,遣词用句都体现了元曲“当行派”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