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的诗是诗人在门楼上凭高四望所见的景色，句句写远，却又始终未着“远”字，表现出形象描绘的高超技巧。
“城中烟树绿波漫，几万楼台树影间。”两句展开一幅长沙城内的夏日风光图。画面的中心是树。登楼一望，远树如烟，故称“烟树”。万木葱茏，层层叠叠，如同水波浩荡，所以喻为“绿波”。“漫”本来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字眼，用在这里却很新鲜，使人们清晰地看到，绿树如海，无所不在，仿佛不仅充满了整个长沙，并且正在漫溢出去。这就给人一种置身于无边浓绿之中的感觉。“几万楼台树影间”是进一步点染。“几万”，可见数量之多。如此众多的崇楼高台，却若隐若现于“树影”之间。这一衬托，这一装点，“城中烟树”的壮美景象就更加鲜明，也更富于立体感。
“天阔鸟行疑没草”句把目光移向城外，着一“疑”字，意味深长地表明所写的是远望的错觉。鸟行最初出现在上空时，还需要仰视，而当渐渐地飞向远处，虽然实际上并未降低高度，但显得越来越低，仿佛是在贴地而飞，以至于没入草中。这里，“鸟行没草”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动景，用以衬托“天阔”这一静景。因为没有“天阔”，就不见鸟行的远飞，也就决不会有这般错觉。此句以“天阔”领起，用意表现得很明显。
古代诗人在表现空阔辽远的意境时，常常并不扫尽景物，而是有意用小小点缀加以衬托，如鲍照《芜城赋》：“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还都道中作》：“绝目尽平原，唯见远烟浮。”王维《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等等。所以，如果作者仅仅配置几行飞鸟来反衬“天阔”，就缺少新颖之处，而他的匠心正在于写出了鸟行远飞、缓缓消失的过程，让读者进一步从时间的推移感受到空间的苍茫无垠。
第四句写远望中的“江”，即湘江。王维《山水论》：“远水无波，高与云齐。”这一带地势本来就“卑”（低），与远水相形，如同陷进去一般，所以，就连那些山峦也仿佛要被淹没似的。“沉”是经过锤炼所得的诗眼。陶弼另一首《公安县》诗也有一句说：“远水欲沉城。”诗人重复使用这个字，用它来描写远水浩茫的情景，和王维《汉江临泛》中“郡邑浮前浦”的“浮”字异曲同工，意义相反的字眼同样真切地写出了水势之盛。“欲沉”，指将沉而未沉，既传达了远水浩茫给诗人的强烈主观感受，又恰当地把握住了描写的分寸。看似寻常却奇崛。
在句法上，这首诗采用“对结”（后联对偶）格。这种结尾虽有对仗工稳之美，却易流于板滞，故较为少见。但作者用得自然贴切：前二句单行，合写一景；后二句对偶，分写二景。景物的层次通过句式的变化显得清晰，内容和形式和谐统一。
这是一首借物咏情词。易安居士假双银杏之被采摘脱离母体，喻靖康之乱后金兵南渡，自己与丈夫赵明诚一起离乡背井、避乱南方的颠沛愁怀。
其上片开始先咏物以寄兴。“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桔可为奴”是说：这银杏的风姿气韵、整个形体都不很起眼，但是较之樽前黄澄澄的甘桔来说，甘桔却只堪称奴婢。这是一种“先声夺人”的写法，起不同凡响的效果。“都”，在此作硕大、华美解，“未甚都”是指银杏作为果类食品，并不以果肉汁多、形体硕大诱人。词人在此用现成典故与银杏相比，称桔“可为奴”，足见作者对银杏的偏爱。
词人之所以深爱银杏，未必因为它是珍稀贡品，而是睹物伤情，有所触发。“谁怜流落江湖上，玉肌冰骨未肯枯”两句便作了极好的解答：这枝双蒂银杏被人采下，永离高大茂密的树干，成为人们的盘中之果，采摘的人自然不会怜它，那么有谁怜它呢？看到它那圆浑、洁白虽离枝而不肯枯萎的形状，激起了词人的无限怜爱与自伤。这两句是吟物而不拘泥于物，与其说是在写银杏，毋宁说是借双银杏在直接写流落异地的自家夫妻。“玉肌冰骨”一词，意在突出一种高尚的人品道德与不同流合污的民族气节；“未肯枯”则是表示坚持自身的理想追求，不为恶劣环境所屈服；这些都是士大夫、文人所崇尚的自尊自强之志。
下片首句“谁教并蒂连枝摘”是实写句，接下来“醉后明皇倚太真“则是一个联想句，一实一虚，有明有暗。这两颗对生银杏，因摘果人的手下留情，所以便保持了并蒂完朴的美好形象，其两相依偎、亲密无间的形态，恰似“玉楼宴罢”醉意缠绵的杨玉环与李隆基。唐明皇与杨玉环这是一对世人共许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情侣，他们的名字也几化为纯真爱情的象征。这两句点出了银杏虽被摘而尚并蒂，正如易安夫妇虽流落异地而两情相依。这当是不幸之中足以欣慰之事。
结尾句“居士擘开真有意，要吟风味两家新”的妙处在于使用谐声字：易安居士亲手将两枚洁白鲜亮的银杏掰开，夫妻二人一人一颗，情真意切。要吟颂它的滋味如何，是否清纯香美，这却深深地蕴藏在两人的心底。“两家新”的“新”字，在这里显然是取其谐音“心”。
此词采用拟人手法，将双银杏比作玉洁冰清、永葆气节的贤士，比作患难与共、不离不分的恋人，贴切深刻；尾句使用谐音手法，不仅略带诙谐而且起脱俗之效。
这首诗暗藏着诗人向佛向道的隐逸之心。“自许山翁懒是真，纷纷外物岂关身”，诗人此时年岁已高，两鬓染霜，自号“山翁”，又道自己“懒是真”，充满了自嘲的意味。而面对红尘琐事，驰骛追逐，他摇头笑叹，这些身外之物岂与我相关。从诗人的话语中故能知晓他洁身自好，岂与世俗同流的高洁情操，但真正隐含在情怀之下的岂过是浓重的失望，以及消极的隐遁之心。
“花如解笑还多事，石岂能言最可人”，颔联诗人对比花与石来阐明他的隐逸之心。表面上他似乎是在赞美“讷言”之人，但仔细想来，人若处于朝堂之上、市井之中，“解笑”必定逃脱岂了；唯有在山林之中，与自然相融，这才岂需言语。而在他看来，庙堂之上的巧言令色之人，就是那“解笑”之花，而诗人是岂屑与之为伍的。
“净扫明窗凭素几，闲穿密竹岸乌巾”，这是诗人描绘自己闲居之时的悠游姿态，表明自己隐士的身份。简朴而自由，这是诗人美化了自己的赋闲时光。
“残年自有青天管，便是无锥也未贫”，在尾联中，诗人任情于天地之间，豪言道：风烛残年也岂用忧虑，命途自有苍天掌握，即使是赤贫到无立锥之地，只要心灵充盈，自由自在，我依然岂处于穷困境地。
这首诗以“纷纷外物岂关身”为核心，将作者自己闲居的志向或描写、或抒情、或议论地剖于读者面前，让读者能深入了解诗人的高雅志趣。同时也应看到，这种隐逸的背后，其实也岂过是对药石罔效的南宋朝廷深深的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