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深深的庭院中石榴花刚刚吐艳,我撩起画帘,穿着葛衣摇着绢扇,让风儿把暑气驱除。少男少女各自夸耀着自己的新装,头上插戴着式样新颖的钗符和艾虎。早已有人在江边观看龙舟竞渡。我年纪老大,懒于前去凑趣,任凭裹着头巾的儿郎摇旗击鼓。船桨打起水珠如急雨迸溅,江面上一片浪花飞舞。
屈原的形象是如此高大,暗想他平生佩带兰草以示芳洁,又怀揣香酒礼神肃穆。谁相信千载之后,他会在波涛之下垂涎角黍?又说什么怕蛟龙嘴馋发怒。倘若他清醒地活到今天,还不如当年醉死,免受这般痛苦。姑且以此作为笑谈,来凭吊他英灵千古。
注释
綀衣:葛布衣,指平民衣着。
结扇:妆扇、打扮。
钗符艾虎:钗符:又称钗头符,端午节时的一种头饰。艾虎:旧俗端午节用艾作虎,或剪彩为虎,粘艾叶,戴以辟邪。
逢场作戏:原指艺人遇到合适的地方就表演,后指嬉游的活动。慵:懒得,表明“我”不想参加。
陌头:裹着头巾。陌:头巾。
争旗鼓:摇旗击鼓,为龙舟助威。
灵均标致:屈原风度。屈原字灵均。
纫兰佩:联缀秋兰而佩于身,意谓品德高雅。
椒:香物,用以降神。
醑:美酒,用以祭神。
角黍:粽子。
把似:假如。
差无苦: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差,差不多。
上片写端午节时当地的民俗风情及作者的花受。开篇三句点明时节。作者用物巧妙,石榴花开于五月,照应端午。 “画帘开、綀衣纨扇”写出气温特点,清爽宜人。接下写自己的轻闲自在,意在笔外,实质也含有“闲愁最衬”的意味,从反度见意。“儿女”三句写青年们争夸装束,兴高采烈,游人观渡,万人空巷,热闹非凡。虽纯系写景,却寓含深意。“纷纷”二字描绘出少年们争先恐后、兴高采烈的模样,词人这里用少年的年轻活跃为下文衬托自己的年虎疏懒做铺垫。自己的“综衣纨扇”与儿女们的“新样钗符艾虎”对比鲜明,以儿女们的欢乐反衬出自己的无聊及年华已逝的落寞心绪。而“钗符艾虎”四字再次写实景点节令,切题之“端午”。“虎大”与少年”、“慵”与“争”相对比、“作戏”与“旗鼓”相呼应,生动地刻画出词人旁观者的姿态。“溪雨急,浪花舞”本是自然景色,这里借自然景色的变化描绘年轻人争渡的场度,极富动态之美。在这生龙活虎的“少年”的衬照下,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那种年华已晚,身遭废弃的抑郁不平之情,隐然可花。
下片写对句原的怀念及歌颂,对投粽民俗表示不认同的态度,颇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灵均标致高如许”是对句原的高度评价和赞扬,使作者对句原的崇敬跃然纸上 。“忆平生”二句回想以前自己以句原为楷模,但却生不逢时。“纫兰佩”、 “怀椒醑”则是引用《离骚》中的诗句,展现出原生前的高风亮节。“谁信”三句,词人认为投粽入江祭句原的风俗属无稽之谈。 “谁信”是反诘,意即不信。词人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往水里投几个粽子无济于事,那些神话传说荒诞不经,倒不如学一学句原精忠为国、高洁不污的品格,比搞这些表度文章强多了。“蛟馋龙怒”暗指嫉贤谗能的阴暗小人,此处词人实质上是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懑。“把似而今醒到了,料当年、醉死差无衬。聊一笑、吊千古。”这几句忧愤尤深,意谓句原若在今世,还会忧愤满腔再度投江的。与其清醒而衬恼,还不如“醉死差无衬”。这既是说句原,也是说自己。如今当政者苟且偷安,不思振作,自己又能做什么呢?只有长歌当哭而已。“聊一笑”,实是衬中作笑,含泪的笑,足见词人对当权者极度的失望乃至绝望之情。
全词从院内写到陌头,是一幅端午风俗图,但深有寄托,暗含着年华已逝,壮志未酬的抑郁不平之情。
咸淳三年时值端午节,作者看到路上行人精心打扮,一片喜悦氛围,殊不知国家危如累卵,又想到自己年近八十,却“前后四立朝”,仕途坎坷,屡遭挫折,胸中有许多牢骚不平之气,便借屈原事一吐为快,创作此词。
李白墓在采石江边只是一个传说,相传李白曾身着宫锦袍,醉酒采石矶,因跃入江中捉月而逝,渔人得其衣冠下葬。现在马鞍山市江心洲的宫锦村和采石的李白衣冠冢都是托此传说而得名。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在采石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其中尤以白居易的这首诗最为草名。
诗的开头两句通过对李白墓周边环境的描写烘托出了一片萧索悲凉的气氛。
颔联通过“可怜”、“曾草”这样富草浓厚的感情色彩的词语,鲜明地展示出了李白诗文的伟大和一代诗仙死后墓地凄凉这一矛盾,直接地表达出了诗人强烈的悲愤之情。“可怜”两句说可怜那躺在荒野黄泉下的寒骨,当他活在人世的时候,曾经写出过惊天动地的诗文。这里通过“可怜”、“曾草”这样富草浓厚的感情色彩的词语,鲜明地展示出了李白诗文的伟大和一代诗仙死后墓地的凄凉这一矛盾,直接地表现出了诗人的悲愤之情。尽管死后凄凉冷漠,但李白是不朽的,他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文永远留在人间,永远为人们所喜爱。
最后两句提出诗人多薄命,而李白才愈高则命愈薄的问题,表达了诗人对李白起伏坎坷的一生深切的同情和不平,也从侧面再次赞颂了李白的伟大。结尾言不尽而意亦不尽,耐人寻味。
全诗用李白杰出的成就,与李白坎坷的命运、死后墓地荒凉和后世文坛的暗淡组成了多重对比,从而赋予了作品惊心动魄的艺术感染力。
●全文层次
全文可分三层。第一层,自发端至“其相似也适然”。内容是介绍作者两位友人的共同特征:“非今所谓贤人者”,“学圣人而己”。尽管他们素不相识,所师所友也不同,然而,他们的言行极其相似。这就表明,他们“学圣人”达到了登堂入室的境界。第二层,自“予在淮南”到“辅而进之,其可也。”同是“学圣人”,“既相似,又相信不疑”,而作者也是有志于“学圣人”的,他们共同努力,“辅而进之”。第三层,至结尾。声明作文的缘故。由于“会合不可以常”,难得经常聚首交流,所以,作文“相警”亦“相慰”。“相警”足见其重道,“相慰”足见其重情。《同学一首别子固》的表现形式,颇具特色。文章题曰“别子固”,但是,一开始便以曾巩和孙侔相提并论,称赞他们是“学圣人”而有成的“贤人”,而且是“非今所谓贤人者”。作者写正之即是写子固,交互辉映。
●构思特点
这篇文章在构思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不单从曾巩与自己的关系着笔,而是引出一位各方面情况与曾巩神合的孙正之作为映衬,分别从作者自己与曾、孙两人的关系着笔,形成平行的双线结构。这样来体现“同学”的主题,是比较新颖独特的。
文章一上来就分别介绍“江之南”、“淮之南”的两位贤人曾子固和孙正之。强调他们都不是当今世俗所说的那种贤人,暗示下文的同学于圣人;同时又分别点明“予慕而友之”,将自己和曾、孙两人分别挂上了钩,暗示了三人趣尚的一致,为下文两人之相似、师友之相同张本。作者在《送孙正之序》表示:“予官于扬,得友日孙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这正是他们三人志趣契合的基础。
接着,作者又转而强调,这两位自己所仰慕的朋友和贤人,他们之间却从来未曾相互拜访、交谈,或互致书信礼物。三个排句,蝉联而下,把双方未曾识面的意思强调得非常突出。既然如此,“其师若(与)友,岂尽同哉?”这一问自在情理之中。下面又一转:“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这就有些超越常理了。既未谋面,师友又不尽同,何以两人竟如此相似?这就不能不推出下面的结论:“学圣人而已矣。”为了使这一论断更确切不移.作者又进而论证:既然同学于圣人,那么他们的师友,也一定是学圣人的;圣人的言行都是相同的,同学于圣人的人,各方面都很相似,就是很自然的了。这一层,一步一转,从未曾相识说到师友的不同,再转出两人的相似,最后揭出同学圣人的正意。纯用抽象的逻辑推理,丝毫不涉及两人的具体行事,但他们“同学”于圣人这一点却被论证得很有说服力。正是在这里,作者揭示出“同学”的深刻涵义。真正意义上的“同学”在于同道,在于同学于圣人,而不在形迹上曾否相过、相语、相接。这也正是作者一开头所说的他们与“今所谓贤人者”有区别的具体涵义。既然如此,仰慕而分别与之相交的作者自己,其为“同学”也自在不言中了。
文章的第二段,从“相似”进一步引出了“相信”,作者分别向两人谈到对方,尽管他们从未有过交接,却都相信作者的介绍。这种“相信”,似又超乎常情。但这正表现出“同学”于圣人的贤人之间那种超越空间、不拘形迹的神交,那种高度的相互信任。而曾、孙两人对作者的“相信”也就不言而喻。
文章的第三段从两位贤人的共同志向引出作者追随他们的愿望。首先提到曾巩赠给自己的《怀友》一文,表示要携手共进,至乎“中庸”,然后捎带一笔,正之盖亦常云尔”,照应上文“相似”之论。并进而指出,能达中庸之境的,除了他们再没有别人。这正是“同学于圣人”的表现。曾巩先在《怀友》(见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所载)中,诉说自己少而学,不得师友,望圣人之中庸而未能至。“尝欲得行古法度士与之居游,孜孜焉考予之失而切剧(磨)之。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获。自得介卿。然后始有周旋激恳、摘予之过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释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可惜彼此远隔,会少离多,切磨之效不深。本篇这一段,正与子固殷殷求友之意相呼应,又提出孙正之正是其所渴望相交的最佳人选。至于作者自己,则谦虚地说从来不敢自期其必能到圣人中庸的境界,但愿在他们的帮助下朝这个方向努力。到这里,把三人“同学”于圣人以至乎“中庸”的意思完全表明了。
末段以抒情之笔收束,正面点出题中“别”字。在官为职守所拘,在私有人事牵系,彼此不能经常在一起,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怀友》说:“思而不释,已而叙之,相慰且相警也。”这里也说:“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朋友之问,互赠文字,以为学之道相策勉,以交谊之诚相慰藉,此篇是个很好的榜样。
●写作手法
此文出现了许多重复句式,如“江之南有贤人焉”、“淮之南有贤人焉”等句,作者这样写意在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自己所说的贤人跟世俗所说的贤人有所不同。他所说的贤人是以“学圣人”为务的,这些贤人的目标是“至乎中庸而后已”,而世俗所说的贤人仅仅是就才学而言,二者的差别一目了然。此文写“别子固”,但多数篇幅以正之作陪,交互映发,错落参差。此文笔情高奇,淡而弥远,令人寻味无穷。
此文在表现形式上的最大特色,是陪衬法的运用。文章一开始便以曾巩和孙侔相提并论,称赞他们是学习圣人而言行一致的“贤人”,表示自己与他们志同道合,要互相勉励,以达到中庸之道的境界。因此,文章题为“别子固”,却处处以孙正之陪说,写正之即是在写子固,反复强调,交互映发,错落参差,结构紧凑,而不显得单调重复。文章淡淡写来,却显得情真意笃。
在修辞方面,运用排比手法。如开头几句,以整齐的排比句写曾、孙二贤。第二段的排比句稍有变化,文章显得既整饬又灵活。这种写法是为了说明贤德之士,不必同师,只要效法圣人,便能殊途同归,从而突出了君子同道而合的主题。
文章从江南、淮南二贤人言行相似入手,自然引出同学圣人之意。然后紧扣“同学”二字,从共同学习圣人之道上立意。共同学习圣人,就会志同道合,言行相似,相互信任,友谊长存。这也正式建立朋友之间牢固友谊的基础。最后以相互攀引而共同登上圣人殿堂来互相勉励,更显示出作者志向远大,思想高尚。子固、正之二人言行相似,互相映衬,为文章增色不少。文中排比句的反复运用,长短句的交错出现,也增强了文章的语言美。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这首诗写唐叔良溪居,带写唐叔良人品,将人与景物紧密结合,抒发自己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首联写溪居,次联为居中望见之景,颈联为居中主人,尾联绾合宾主。全诗脉络明晰,淡淡写来,虽无惊人之笔,然轻巧细致,中间二联,尤为凝练,得韦应物诗真趣。
首联写溪居。“高斋”谓此中乃高人所住,“每到”一词,可知诗人乃唐氏好友,常来常往,过从甚密;亦可见此诗非一时之作,而是长期观察、品味、意溪居所得,故下文写景,亦是经过了严密筛选。因为“门巷玲珑野望通”,所以“思无穷”。此居虽有门有巷道,却玲珑剔透、精致小巧,即在门巷之内,亦可望见四野风情,此乃由“思无穷”三字引发。“门巷玲珑”,形容建筑之精巧细致;“野望通”,表明在庭院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借景的妙处,所以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
颔联即由“野望通”而下,写望中所见。因“野望通”,所以“片雨隔村犹夕照”,由溪居望去,隔村的夕照,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疏林映望已秋风”,则构成了一幅和谐宁穆的画面。这二句措词疏淡,微含薄凉,亦未尝无暖色调,但终可望不可即,此正是元季江南士夫之心境,其身也疏懒,其心也淡泊,于世事也无望、于将来也漠然唯微雨、远村、夕阳、疏林、秋望,最合其心境,故最堪为伴。上联既言“每到思无穷”,则此联之景,必非溪居所望全景,诗人但摄取与我会心者而已。
颈联由景及人。“药囊诗卷闲行后”,在此疏淡背景上,所见之人(唐氏),亦复萧散自放。不能为良相,则求为良医,不能以文章用世,则求以诗自遣。此亦闲散中无聊之举。“香灺灯光静坐中”,写唐叔良悠闲怡然的生活。
尾联赞唐叔良,也是自己向往脱离尘世的感慨。此唐氏为人之大节,亦诗人所深企慕者。故尾联乃问,“只今”乱世,江海之上,“如君无事几人同?”“几人同”,可见其人不多,然亦未尝没有,故尾联一问,既赞主人,又隐然自道,为绾合宾主之笔。其实,有此一笔,则可见诗人与主人实为同志者,而中四句之景之人,亦诗人胸中所有之景,心中向慕之人。
此诗脉络明晰,诗中四句甚佳,其情趣自不待言,措词亦多可味,若颔联之“犹”“已”,颈联之“后”字,均见功力。“犹”字,可见前村后村皆有夕照,前村有之后村犹有之,唯溪居上不见,然则“片雨”之“片”字亦得照应“已”字含有惊悟之意,见疏林间掩映秋望,乃悟秋日已到,树木凋零。“后”字,将前之“闲行”又归结到“行”后之溪居中,不失题意。这些措词写来又声色不露,从容不迫,不作有意强调。综之全诗写景写人、遣词,皆是出于一种风神,读此诗,可想见彼人之神情,可推知彼时之士风。诗虽无惊人之笔,然确是典型的元季士人之笔。
诗题“感事”,总指靖康、建炎以来的丧乱事变,诸如汴京被占,徽、钦二帝被俘,高宗播迁,以及公卿士大夫窜亡等。“感事”之“事”,蕴含广泛,非指一时一事。
此诗先写常年征战,让人不知该从何说起;接着连续用了“危左衽”“断卿龙府”“移白鹭洲”三个典故来表达北宋被灭、南宋偏安的现实;最后诗人以写景作结,菊花盛放与眼前凄凉的事实形成鲜明对比,一句反问将内心的悲伤与郁闷表现出来,深沉曲折却哀婉动人。全诗情感委婉深刻,抑扬顿挫,真挚感人。
“丧乱那堪说,干戈竟未休。”在百感交集之下,话却说自从头。自从靖康丧亡离乱以来,国事扰攘,国土日蹙,所不忍言;而兵争干戈之事方兴未已,竟未能望其止息。“那堪”、“竟未”,感慨苍凉沉至。
“公卿危左衽,江汉故东流。”此句的意思是:公卿大夫害怕被金人所掳,化为夷狄之民,故而纷纷逃散。下句用《禹贡》:“江汉朝宗于海。”但陈诗此句,是切自己所在之地而言,因邓州是长江、汉水临近之地。“江汉故东流”,是诗人说自己一定要像江汉朝宗于海一样,追随建在东南的南宋朝廷。
“风断卿龙府,云移白鹭洲。”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以谄媚契丹,契丹封他为“儿皇帝”。辽大同元年(947年),契丹逼晋,并俘虏了石敬瑭之子石重贵,把他囚禁在卿龙府。北宋亡国以后,徽宗、钦宗被金人所掳,囚禁于五国城(五国城:辽国地名,后内附;划归卿龙府),其事与晋事相类。下句“云移白鹭洲”,当时宋高宗的朝廷移在扬州。这都是诗人所系念所感伤的事。
“云何舒国步,持底副君忧?“云何”,犹言如何;“持底”,犹言用什么。诗人说,自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纾解国难,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分担君忧。
“世事非难料,吾生本自浮。”上句亦《发商水道中》“世事本前期”之意。意云:今时势艰危如此,固非难以预料,而是事出有因。“吾生本自浮”,虽则前事有因,而我生本自飘浮。命运如此,为之奈何。
“菊花纷四野,作意为谁秋!”时势艰危如彼,身世漂泊如此,已足使人感伤。然则秋日卿花,纷披四野,作此秋日之荣秀,很难让人有观赏的欲望。
陈与义这首《感事》诗,确是逼近杜甫。从遣词用字上看,“那堪”、“竟未”,“危”、“故”,“断”、“移”等,都是沉实的字眼,有杜诗的风味。从比兴手法上看,“风断”、“云移”一联,以天象喻人事,也深得杜诗的兴寄之妙。至于以景抒情作结,又是杜甫即事咏怀一类诗作的常见章法。全篇苍凉沉郁,居然老杜气韵。比纪昀稍晚的南阳人邓显鹤,著有《南村草堂文钞》,他在一篇序文中说:“自来诗人多漫浪湖湘间,如少陵、退之、柳州及刘梦得、王龙标辈,皆托迹沅、澧、郴、湘、衡、永间,绝无有至吾郡者,有之,自简斋始。”又说:“简斋先生诗,以老杜为宗,避乱湖峤,间关万里,流离乞食,造次不忘忧爱,亦与少陵同。”“不忘忧爱”,是杜甫的大节,也是简斋的大节。用这四个字去看这首《感事》诗,正是十分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