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是一阕悼亡词。悼亡的题材,在宋词中还不多见。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悼王氏夫人,当是词中悼亡最早的名篇,继之则有贺铸的《半死桐》“重过阊门万事非”一阕也堪称绝唱。到南宋吴文英《梦窗词》中亦有悼亡之作,只是语涉隐曲,本事难考了。悼亡词到清代不仅面广量多,而且情深而凄、笔致细腻的篇什叠出,最著名的当然是纳兰性德(容若)的那些哀伤卢氏之逝的作品。《青衫湿遍》就是纳兰众多悼亡词中的一阕自度曲的词牌名。因为周之琦的生日与南唐李煜一样是农历七月初七,所以他对李后主词的情韵格调多有向往,而纳兰是举世皆知的继李煜词的一脉法乳的大家,这样,周氏对纳兰自度曲的音节深能体会,他说“虽非宋贤遗谱”而“有可述者”,显然认为其与唐宋风调如符契合。
周之琦的妻子沈氏病卒于道光九年(1829)端午前后,这年词人四十八岁。据他在六十岁时所作的《阮郎归·余以嘉庆癸亥就婚于长沙郡署,阅今三十九年,旧游重历,距先室之殁一星终矣》一词可以确知,周之琦和沈氏结褵于嘉庆八年(1803),那么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这从他别的一些悼亡之作中所说的“梦缘短,弹指廿七年华,匆匆去如箭”等等,也可得到佐证。各种材料表明,他们伉俪情笃,情感至深,中年丧妻,是极其哀痛的。所以,此词真挚动人,无套语滥调或敷衍题目之弊。
此词上片写玉碎魂消的死别之哀,下片则追忆生前相互怜爱的缠绵深情,从而益托起斯人永逝之痛。全词不仅笔笔写实,贴切入微地组合起各个细节,不落空泛,而且处处体现出特定的依恋难舍,难以排解的心理状态。正是如此,故有一种揪心悲痛所升化的艺术感染力,攫人心魂。
起句“瑶簪堕也”四字是提挈全词之句,以玉簪碎断难再愈合的意象,总写亲人永去不复返。从这一声长歌当哭的苦吟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撕心裂肝的悲哀。“谁知此恨,只在今生”是说原以为我们夫妻永好,白头偕老的,此生此世不会有中途分手的事;谁知道遗恨三生的大悲痛事竟然这样突然发生在眼前!“谁知”二字的迸发,将心理上所承受的未及预料的、与初衷大相径庭的沉痛充分表现了出来。词笔看似平易,实则是以逆入之势转而倒出的气韵着手的,故大大增强了情感的烈度。
周之琦的悼亡情思是紧紧扣住在“谁知”二字上的,这是一个情结,一个心头无法解开的结。他说:我们夫妇不会也不应有此生离死别的事的!这在铁的事实面前即实际上硬生生明摆着的生离死别的格局面前,愈表现得执拗、不合事理,愈见其痴苦之极,心伤之极。呼天抢地般不愿承认既存事实,适足以透现出一种无可比拟的失落感的凄怆。任何语言都抵不上这句执拗地拒绝接受已不可能不接受的事实的话的悲哀程度的。下面文字实际上都基立在这“谁知”的思路上。
词人说,我俩日常最“怕说香心易折”!连“香心”的折断都怕言的我们,现今竟然面对的是“烬落残灯”的事实,这怎能叫我受得了?香心,原是美而易消失的意象,借喻两情相合两心相通的一瓣心香。愈是美好的事物总是怕其消失天折,然而可怕的事终究来临了!烬,灰烬,此处作动词“烧尽”解。词文至此,全从心态的失重,失去平衡的角度来表述哀苦之思。
词人又说:在你弥留之际,在你“兼旬”——一二十天处于昏迷状态时,我总认为你是会醒的,你不过是入睡入梦而已。每天夜晚守护着你,看你总是“恹恹睡”着,我也总是这样“猜”着。“尚猜他、梦去还醒”句极辛酸极痴挚,这其实只是一种痴妄的愿望而已。事实上沈氏夫人临殁前显然已知觉早失,昏迷难醒了的。这样以平易常见的细节锤炼入词,益见其情的真与深。
上片结句“泪急”二句是“猜”的愿望破灭,“谁知”的事实确凿无疑来临时的心态的描述。“翻嫌错莫”是说在痛泪滂沱中总以为这不是事实,是错觉吧!是感觉的差错吧!对妻子“魂消”而逝这事实这情景“直恐分明”,但希望这不是真的,不是明白无疑的宣判!读到这里,前面种种心态的起伏变化,吞吐抑扬的笔势可说到了高潮之波峰,那种一唱三叹的丧逝之情毕现无遗了。
下片“回首”二十七年来共同生活的情景,深化“谁知此恨,只在今生”之意。在书斋中,在镜阁上,他们有多少恩爱相处犹如同栖一枝的“并禽”那样的往事啊!“怜我怜卿”,“怜”字一分为二地连用,正是为表现“我”与“卿”的心的相合为一,这是“卿怜我我怜卿”的缩压句式。怜,就是爱,这“怜”字是下片的核心点。
词人说:往年我们暂时小别,也总是愁“道远”,忧空间阻隔太大而思念不已。那么现在怎忍受得了“泉路深扃”这种碧落黄泉,人天相隔的凄惨渺茫的死别啊!
词人又说:往昔最怕在“银笺”上抄写《瘗花铭》,连葬花之辞都怕抄写的我,又怎能面对赋悼亡的现实啊!我们曾经常相互慰藉,矢志“身在情长在”,爱与生命同存!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情爱又岂止如此而已?“纵无身、那便忘情”!即使你魄消玉化了,我也无法忘却我们的伉俪深情。这一句是上句的翻进,是加一层法。总“暂别”到“漫商量”二句,一用“况”字折进,一用“纵”字翻深,二个细节的运用,海枯石烂的情思臻于极顶。尽管没有任何夸张语辞,却在极本色的文字中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毫无疑问,没有一腔纯真的感情,是不可能从心头流出这种赤挚文字的。周之琦在此后二三十年岁月里,始终怀念着亡妻,从《心日斋词》全集中可以证见,这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大吏,对一个才华甚高的文人来说,很是不易的。
末二句中,“梅霖”既切合沈氏去世的时令,又以黄梅雨的渐沥之声烘托悲凄的心境和氛围。长夜悲思和窗外的梅子酸雨融合一气,只觉得凄楚寒颤,心底凉生,犹若“秋声”入耳,敲击心扉。“梅霖”是仲夏之雨.“秋声”则乃深秋落木萧瑟之响,这种变幻变形的感觉,不是错觉,而是心情在极度悲伤时的真切感受。周之琦运用这一类似变形表现手法来写特定的情怀,并达到裹住全词以入凄苦境界中去,应该说是非常高明的。
湟水源出青海,东流入甘肃与黄河汇合。湟水流域及与黄河合流的一带地方称“河湟”。诗中“河湟”指吐蕃统治者从唐肃宗以来所侵占的河西陇右之地。公元849年(宣宗大中三年),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及右门等七关归唐;公元851年(大中五年),张义潮略定瓜、伊等十州,遣使入献图籍,于是河湟之地尽复。近百年间的战争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此诗所写的“河湟旧卒 ”,就是当时久戍幸存的一个老兵。诗通过这个人的遭遇,反映出了那个动乱时代。
此诗叙事简淡,笔调亦闲雅平和,意味很不易一时穷尽。首句言“随将讨河湟”似乎还带点豪气;次句说“时清返故乡”似乎颇为庆幸;在三句所谓“十万汉军零落尽”的背景下尤见生还之难能,似乎更可庆幸。末了集中为人物造象,那老兵在黄昏时分吹笛,似乎还很悠闲自得呢。
以上说的都是“似乎”如此,当读者细玩诗意却会发现全不如此。通篇诗字里行间、尤其是“独吹边曲向残阳”的图景中,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哀伤。“残阳”二字所暗示的日薄西山的景象,对一位“头白”老人来说,那几乎是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的一个象征。一个“独”字又交代了这个老人目前处境,暗示出他从军后家园所发生的重大变故,使得他垂老无家。这个字几乎抵得上古诗《十五从军征》的全部内容:少小从军,及老始归,而园庐蒿藜,身陷穷独之境。从“少年”到“头白”,多少年的殷切盼望,俱成泡影。
而此人毕竟是生还了,而更多的边兵有着更其悲惨的命运,他们暴骨沙场,是永远回不到家园了。“十万汉军零落尽”,就从侧面落笔,反映了唐代人民为战争付出的惨重代价,这层意思却是《十五从军征》所没有的,它使此绝句所表达的内容更见深广。这层意思通过幸存者的伤悼来表现,更加耐人玩味。而这伤悼没明说出,是通过“独吹边曲”四字见出的。边庭的乐曲,足以勾起征戍者的别恨、乡思,他多年来该是早已听腻了。既已生还故乡,似不当更吹。却偏要吹,可见旧恨未消。这大约是回家后失望无聊情绪的自然流露。他西向边庭(“向残阳”)而吹之,又当饱含对于弃骨边地的故人、战友的深切怀念,这又是日暮之新愁了。“十万汉军零落尽”,而幸存者又陷入不幸之境,则“时清”二字也值得玩味了,那是应加上引号的。
可见此诗句意深婉,题旨与《十五从军征》相近而手法相远。古诗铺述丰富详尽,其用意与好处都易看出;而“作绝句必须涵括一切,笼罩万有,着墨不多,而蓄意无尽,然后可谓之能手,比古诗当然为难”(陶明濬《诗说杂记》),此诗即以含蓄手法抒情,从淡语中见深旨,故能短语长事,愈读愈有味。
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小雅·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频频发生。《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