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和裴迪是知交，早年一同住在终南山，常相唱和，以后，两人又在辋川山庄“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新昌里在长安城内。吕逸人即吕姓隐士，事迹未详。这首诗极赞吕逸人闭户著书的隐居生活，显示了作者艳羡“绝风尘”的情怀。
“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沦。”借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比况吕逸人的住处，着一虚笔。于长安柳市之南寻访吕逸人，跟一实笔。一虚一实，既写出吕逸人长期“绝风尘”的超俗气节，又显示了作者倾慕向往的隐逸之思。
“到门不敢题鸟，看访何须问主人。”访人不遇，本有无限懊恼，然而诗人却不说，反而拉出历史故事来继续说明对吕逸人的仰慕之情，可见其寻逸之心的诚笃真挚。“凡鸟”是“凤”字的分写。据《世说新语·简傲》记载，三国魏时的嵇康和吕安是莫逆之交，一次，吕安访嵇康未遇，康兄嵇喜出迎，吕安于门上题“凤”字而去，这是嘲讽嵇喜是“凡鸟”。王维“到门不敢题凡鸟”，则是表示对吕逸人的尊敬。“看访”事见《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之子王徽之闻吴中某家有好访，坐车直造其门观访，“讽啸良久”。而此诗“何须问主人”是活用典故，表示即使没有遇见主人，看看他的幽雅居处，也会使人产生高山仰止之情。
上一联借用典故，来表示对吕逸人的敬仰，是虚写。“城上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写吕逸人居所的环境，是实写。“城上”，一作“城外”。“青山如屋里”，生动地点明吕逸人居所出门即见山，暗示与尘市远离；流水经过东家流入西邻，可以想见吕逸人居所附近流水淙淙，环境清幽，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绝妙境地。青山妩媚，流水多情。两句环境描写，一则照应开篇的绝风尘，二则抒写了隐逸生活的情趣。
“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老作龙鳞。”最后从正面写隐逸。吕逸人无求于功名，不碌碌于尘世，长时间闭户著书，是真隐士而不是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这就更为诗人所崇尚。松皮作龙鳞，标志手种松树已老，说明时间之长，显示吕逸人隐居之志的坚贞和持久，“龙鳞”给“多岁月”作补充，并照应开头的“一向绝风尘”，全诗结构严谨完整。
这首诗，句句流露出对吕逸人的钦羡之情，以至青山、流水、松树，都为诗人所爱慕，充分表现了诗人归隐皈依的情思。描写中虚实结合，有上下句虚实相间的，也有上下联虚实相对的，笔姿灵活，变化多端，既不空泛，又不呆滞，颇有情味。
此诗起首二句就幻化出一个仙女下山的浪漫飘渺的图像。神话传说中舜帝的两名妃子娥皇与女英正依傍了清风在飘飘降临。而九嶷山正是葬舜之处。这二行诗也自然让人想到《楚辞》里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二行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二位仙子又从青山白云之间乘风而下了，她们为何而来？为情而来，为美丽的霞姑而来。
接着的二句写仙女的音容面貌，其中也植入了杨开慧烈士，诗人早年的妻子的美丽身影，天上人间神人合一，难以区分。斑竹上凝结了万千晶亮的泪珠，而红霞片片是仙女的衣裙，也象征及比喻为杨开慧的英灵。如唐代刘禹锡《潇湘神》一诗的“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一样，诗人毛泽东也在诗中借“斑竹一枝千滴泪”寄托他对杨开慧的绵绵哀思。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永恒的相思啊！诗人对年轻时的爱侣刻骨铭心的相思，正形象地通过斑竹露珠般的泪花渐渐浸透出来。但英烈的牺牲是美好的，是绚丽的，她已幻化为万千红霞飘荡在祖国万里河山之上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从中固然可以看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但它却也表现了毛泽东对家乡人民克服困难的殷般期待，以及毛泽东藐视困难欲战而胜之的坚强意志。古代湖南盛产木芙蓉，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一般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诗中“芙蓉国”的出典。但中有一首诗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我以为，娴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毛泽东不会不想到它。
因此，“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两句诗，既寄寓了他的怀乡念旧之情，也表达了他对于家乡乃至整个中国的明天的展望。如前所述，这首诗是对古典诗歌中友情诗传统的创造性发展。正是因为古人写友情时视野毕竟有限，格局有的比较狭窄，常常限于个人的天地之间，如明代邢昉的“胸前千斛泪如澜，为不逢君未可弹。何日尽情拼一哭，两人相对却成欢”（《寄吴见未》），如明代顾起元的“与君相见倍相亲，忽漫分携更怆神。此夜高歌在燕市，不知肝胆向何人”（《送顾考敷南还》）等等，均是如此。而毛泽东的《答友人》与它们比较起来，不仅可见新旧之别，古今之异，而且可见毛泽东作品境界之高远。
毛泽东这首诗，在艺术上是巨细映衬、点面相形的典范之作。意笔与工笔，概括和精巧，粗犷与细腻，是艺术形象造型的两种不同的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尤其如此。擅长于思想辩证法的毛泽东，同样讲究艺术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诗词包括这首七律，其艺术的总体风貌是继承宋代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风格而作创造性的发展，诗的境界雄浑壮阔，往往神驰寰宇而目空今古。但是，从诗艺而言，一味豪壮，常常就会空无依傍，大而无当，等而下之的就会堕入凌厉叫嚣之途；一味工细，则容易流于琐屑平庸，天地狭窄，等而下之的就会流于晦涩苍白之境。只有大中取小、以小见大，才会大而不空，小而不仄，大小互补，相得益彰。因此，毛泽东既常以其如椽的健笔，挥洒出大的境界（大景），也注意以较为精细的笔墨点染出小的境界（小景）。唯其如此大小结合、巨细映衬，才能创造出豪气干云而情味绵邈的艺术整体。
此词上片回忆青少年时期在京城的任侠生活。“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是对这段生活的总括。以下分两层来写：“肝胆洞，……矜豪纵”是一层，着重写少年武士们性格的“侠”。他们意气相投，肝胆相照，三言两语，即成生死之交；他们正义在胸，在邪恶面前，敢于裂眦耸发，无所畏惧；他们重义轻财，一洞千金；他们推崇勇敢，以豪侠纵气为尚。这些都从道德品质、作人准则上刻划了一班少年武士的精神面貌。由于选取了典型细节：“立谈中，死生同。一洞千金重”等，写得有声有色，并不空泛。“轻盖拥，……狡穴空”是又一层，侧重描写少年武士们日常行为上的“雄”。他们驾轻车，骑骏马，呼朋唤友，活跃在京城内外。斗城：汉代长安按南斗，北斗形状建造，故名；此指北宋东京。他们随时豪饮于酒肆，且酒量极大，如长虹吸海。“春色”此处指酒。有时，他们又携带弓箭，“呼鹰嗾犬”，到郊外射猎，各种野兽的巢穴顿时搜捕一空。武艺高强，更衬托出他们的雄壮豪健。这两层互相映衬，写品行的“侠”寓含着行为的“雄”，而写行为的“雄”时又体现了性情的“侠”，非自身经历难写得如此真切传神。笔法上极尽铺叙，如数家珍，接着仅用“乐匆匆”三字即轻轻收束上片，贺铸不愧大手笔。
下片开头“似黄粱梦”过渡自然。既承接了上片对过去的回忆，又把思绪从过去拉回到今天的现实中来。过去的生活虽快乐，然过于匆匆，如梦一样短暂。离开京城已经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已是中年，自己的境况又不如意。长期担任相当汉代冗从的低微官职，为了生存，孤舟飘泊，只有明月相伴。岁月倥偬，却像落入囚笼的雄鹰，一筹莫展。每天只能做些案头打杂的粗活，其保家卫国的壮志，建立奇功的才能完全被埋没了。而且像这样郁郁不得志的下层武官并非词人一个，“鹖弁如云众”。这就找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指责了浪费人才、重文轻武的北宋当权者。“笳鼓动，渔阳弄”，点明宋朝正面临边关危机。“思悲翁”，一语双关；既是汉代有关战事的乐曲名，又是词人自称。四十岁不到，他却感到自己老了，一个“思”字，写尽了对自己被迫半生虚度、寸功未立的感慨。当年交结豪杰、志薄云天的少年武士，如今锐气已销磨许多，然而也成熟许多。其内心深处仍蕴藏着报国壮志，连身上的佩剑也在西风中发出怒吼。然而，在一派主和的政治环境中，他“请长缨，系取天骄种”的心愿只能落空。不是“不请”，而是“不能请”，或“请而不用”。于是词人只有满怀悲愤，恨恨地登山临水，将忧思寄于琴弦，把壮志托付给远去的鸿雁。词人的万千感慨都寄托在这有声的琴韵和无声的目光之中了，其哀、其愤非常幽深。因为这是一个忧国忧民、报国无门的志士的无奈与悲愤，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此词塑造的游侠壮士形象，在唐诗中屡见不鲜，但在宋词中则是前所未有的。此词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思欲报国而请缨无路的“奇男子”形象，是宋词中最早出现的真正称得上抨击投降派、歌颂杀敌将士的爱国诗篇，起到了上继苏词、下启南宋爱国词的过渡作用。
全词风格苍凉悲壮，叙事、议论、抒情结合紧密，笔力雄健劲拔，神采飞扬，而且格律谨严，句短韵密，激越的声情在跳荡的旋律中得到体现，两者臻于完美的统一。
这首小令是怀古之作，写绍兴福王府遗址的衰败，充满繁华消歇，不胜今昔之感。其表现方法是借景抒情。但曲中并无对景物的精致刻画，也不脱离景物直抒胸臆，而是情随景生，情景紧密结合，句句写景都将作者的联想、幻觉、想象、思考熔铸其中。
全曲运用了三组镜头的特写。第一组特写是起首两句，为府邸的总体印象。一目了然的是遍地沙砾，蒺藜丛生，间杂着开花的野菜。据景实录，光写下“蒺藜沙，野菜花”也无甚不可，但作者显然想得更多更远。他耳边仿佛回荡着当年王府寻欢作乐、宴乐升平的歌吹声，眼前闪现着王公和宫女遍身罗绮、珠光宝气的身影。作者将追想与现实叠合在一起，以“梦断”“香馀”作为两者的维系。“梦”是不用说了，盛衰一瞬，繁华成空，确实就像梦境那样无凭。“香”呢，野菜花倒是有那么一点，将这点微香作为“罗绮”的馀泽，看来就是府中人化为黄土后留给后世的唯一贡献。这一组特写用句内对比的手法，繁华豪奢的昔景使残败荒芜的现状显得更为触目惊心。
第二组特写是中间三句，铺叙了王府园内乱云、老树、夕阳、燕、蛙等现存的景物。这些景物本身是中性的，并非福王府所特有，然而作者在述及时一一加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主观色彩的注入，一是通过刻意的组合，让景物所具有的苍凉共性在互相映衬中得以凸现，如“乱云老树夕阳下”之句。而更主要的是通过化用典故来实现，这就是关于燕子和青蛙的第四、五两句。“燕”与“王谢家”的关系，经过刘禹锡《乌衣巷》诗句的渲染，已是妇孺皆知。这里劝“燕休寻”，将园内燕子的忙碌穿梭故意说成是有意识的怀旧，悲剧气氛就更为浓烈。“怒煞些鸣蛙”则化用《韩非子》所载“怒蛙”的典故：越王勾践出行望见怒蛙当道，不禁从车上起立，扶着车前的横木向它们致敬，因为“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榜样）乎”！在作者看来，如今青蛙气鼓鼓地怒鸣，是为了“恨兴亡”的缘故。这一组特写，正是借景抒情。
第三组特写为六、七两句，着笔于福王府建筑物的遗迹。作品选取“铺锦池”“流杯亭”为代表。此两处当为王府旧日的游赏胜所，但其名也有渊源。据《开成录》：“（唐）文宗论德宗奢靡云：闻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泉先于池底铺锦，王建《宫词》曰‘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只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是也。”据欧阳修《跋流杯亭侍宴诗》，唐武则天曾在汝州温泉别宫建流杯亭。亭以“流杯”命名，显然是王府内“曲水流觞”的作乐需要。如今池里是“荒甃”，亭上是“破瓦”，可见昔日富丽堂皇的府第与园苑，到此时只剩了一堆废墟。这一组特写，更带有“当地风光”的性征。
作者将“游越福王府”的所见不厌其详地分成三组表现，可以解释为他惆怅、伤感、愤懑的步步深化。这一切印象的叠加与感情的郁积，便结出了末句的呐喊：“何处也繁华？”这一句既似发问也似回答，盛衰无常、荒淫失国的感慨俱在其中。
这首小令涉及历史主题，曲调沉郁顿挫，与乔吉其他作品清丽婉美的特点有很大差异。这也体现了乔吉对历史兴替的无限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