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会破坏很多东西，而它首先破坏的是军人自身的家庭生活。军人尚未走到战场，他们的妻子已经被抛置在孤独与恐惧中了。她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那永远是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
然而战争又总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其必要性如何、能否被评判为“正义”，从事这场战争的群体和它的领导者，总是要勉励群体中的成员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牺牲。国家给军人以荣誉，使他们认为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值得的；这荣誉也会影响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妻子，使她们认为家庭生活的破坏以及自身的痛苦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此，写妻子怀念从军的丈夫的诗篇，通常会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为丈夫而骄傲——这骄傲来自国家、来自群体的奖勉；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这种情绪来自个人的内心。《卫风·伯兮》就是典型的这种诗篇。
诗一开篇，写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口气中带着亲切感。这位丈夫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也不能够安心。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此篇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潘岳《寡妇赋》用此诗为典故，有云：“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这一点是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之情的基础。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卫风·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
在艺术构思上，全诗采用赋法，边叙事，边抒情。紧扣一个“思”字，思妇先由夸夫转而引起思夫，又由思夫而无心梳妆到因思夫而头痛，进而再由头痛到因思夫而患了心病，从而呈现 出一种抑扬顿挫的跌宕之势。描述步步细致，感情层层加深，情节层层推展，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以及冲突的辗转递升，既脉络清晰，又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使人物形象具有饱满的精神内涵。同时，诗情奇崛不平，充满辩证色彩。
大丈夫言而有信，一言九鼎。现代人早就认识到，信用是人们立身处事的原则，他们将狡狤视为人的恶习之一。本文正说明这个道理。
确实，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不得不使自己与社会兼容，而这纷纭复杂的社会包含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依靠种种社会规范来维系这些关系，使社会得到正常的健康发展。如果都像鲁君那样言而无信，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成为正常的有秩序的社会，人与之间就除了互相欺骗以外，不存在任何关系。因此，做人须讲信用，无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应明白这个道理，朝令夕改乃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尔虞我诈是人际关系淡漠的结果。但愿这种状况不复存在。
全诗一二句叙写作者乘车在下山的路中穿行，回头看抛在身后的峰峦已入莽苍。三四句写诗人还沉浸在对莫干山盘旋陡峭的山势的回味之中时，回程的路不知不觉地走完了。
“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这是写毛泽东乘车归途回望莫干山。翻身跳进汽车里，回头看大大小小的山峰，已隐人到迷茫不清的草色中。诗人和随同人员，由莫干山的主峰塔山下来，很快地上了汽车，这时汽车已经发动。“翻身复进”即转身跃入，表现了乘车人动作敏捷，状写了上车的动作快而有力，说明心情欢愉，游兴未尽，不但体力未减，而且有所增强。杜甫《哀江头》有：“翻身向天仰射去，一笑正坠双飞翼。”毛泽东将手稿中的“复入”改为“复进”，避免与下旬中的“入”字重复。诗人将可坐七人的轿车称为“七人房”，通俗而幽默。“翻身复进七人房”一句，揭示了诗人动作轻快、心情欢愉的情状。“回首峰峦入莽苍”，轿车急驰，回头看时，莫干山的峰峦已进入苍茫的野色之中，越来越辨认不清了，形象而真切。从乘车下山，到“回首峰峦入莽苍”，对时空转换与行车速度，诗人只用“回首”二字，刻画出对名山胜境未了的兴致。诗人用“峰峦”来代指莫干山，很恰当。“莽苍”，古人多用于迷濛不清、空旷无际的田野之色，诗人用于山色也很贴切。因为那里“百道泉源飞瀑布”，青竹野树翠无边，云生雾绕，远远望去，只能是迷茫一片，同广阔无边的田野浑然一体。
次句接写下山途中，车窗外的青峰翠峦随窗内视点的飞速移动和空间角度的不断变化，由大而小，由近而远，由高而低，以至于迷迷蒙蒙，时隐时现，若有若无。这一句采用的是兼语句式，“峰峦”既是“回首”的宾语，又兼“入苍莽”的主语。北宋陈抟《归隐》诗曰：“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写的是梦境。“回首峰峦入莽苍”与“回首青山入梦频”句式相近，却写的是实景。“回首”照应开头的“翻身”，表现出诗人对名山胜境的顾眄留恋和未了的兴致。“峰峦入莽苍”与“山色有无中”（唐王维《汉江临泛》）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入”字，将静态的景物动态化，极为传神。
莫干山与杭州城的空间直距近百里，以路程计，当不止此数，行车决非片刻能到。但诗的艺术时空，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晋陆机《文赋》）。如果说“回首”句是以急速变化的空间景象表现飞逝而去的时间意象的话，那么结尾两句则是采用时空变形的艺术手段，化时辰为瞬间，缩百里为咫尺，写出独特的审美感受。
“四十八盘”显示的是峰回路转、弯曲盘旋的空间意象，“才走过”却有着急遽发展的时间节奏。上一句的那个“入”字表现为一个过程，“入莽苍”当在车离山道之后。而“回首”则是一路不断地向后瞻望，全神贯注地目送“峰峦”远去。待到山色终于融入一片苍莽之中，这时转过脸来，才发现不知不觉中轿车已履平地，这便是“才走过”云云的心理依据。从山上到山下，诗人感觉到的只是顷刻间的一驰而过，于是原有的空间被极大地压缩了。作者的《七律·登庐山》的开头两句“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在展现雄伟壮阔的空间景象的同时，着一时间速率极快的“跃”字，一下子将庐山上下的空间距离缩小，生动地表现出诗人的豪情。“四十八盘才走过”的“走”字，是飞奔之意，与“跃”字有相同的艺术功能，又和下一句的“风驰”同义。而结尾句如果没有“风驰”二字过渡，就会使人产生莫干山下即“钱塘”的错觉。其实“四十八盘”只是归程的一小段，离杭州尚有百里之遥，但作者却以风驰电掣、其疾如飞的车轮转动，形象地表现了时光的高速，压缩了出发点与目的地之间巨大的空间距离。“已”回应上句的“才”，构成两句间的顺承关系。“又”则点明“到钱塘”并非初次，暗示了由杭州去莫干山，再由莫干山返回杭州的来去行踪，具有极强的概括力。
这首诗主要的艺术特色：风格轻快。体现在归途人的心情与动作的轻快上。上汽车的动作“翻身跃入”，体轻敏捷，干净利落，“跃”字传神，显得老当益壮，非常活跃。在回首山色时，看到的是“入莽苍”，反衬出汽车远离莫干山以及行驶之快，一个“又”字，更加突出车速之快，又表现了作者心情的轻快。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走过“千里”之程，诗人完全沉浸在轻松快乐之中，显得轻舟的神速。两者都体现了一个“快”字，表现的是一个“松”的心境。所不同的是，一个在陆上，一个在水上；一个坐车，一个乘船；一个“回首”，一个“旁观”。
全诗即景抒情，诗句轻快，语言明白如话，诗趣意兴盎然。诗人此次游兴极好，心境闲适，以致慨叹时光走得太快了。
此诗前两句写叙别的地点，送行者的情谊；三四句写辞离故乡，远行边荒；五六句写感慨，借用苏武传札得归事，表达诗人对赦免的期待；最后两句以动物的恋故土设喻，道出诗人无法排解、无法抑制的恋乡情愁。全诗一气呵成，浑成自然，且情真意切，凄婉动人。
“锦江烟水星桥渡，惜别愁攀江上树。”句道出刘善充为之置酒送行的地点和折柳赠别的情谊。“惜别”写内心感情，“愁攀”写外在动作。仔细传神，将诗人远行，朋友不忍分别又不得不分别的矛盾与苦涩，形象地勾勒了出来。杨慎久戍荒域，暂假归家又当长别。临行之际，内心的苦痛不言而喻。诗人不言自己的伤感，却写为之饯行的刘善充的情态，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朋友相别，常常折柳赠送以祝平安：“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跳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折杨柳歌辞》），“伤见路旁杨柳青，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施肩吾《折杨柳》）。此处虽亦是折柳送行，却不落俗套，读者既知所攀之树就是杨柳，又不与颔联的“青青杨柳”重复。
“青青杨柳故乡遥，渺渺征人大荒去。”句写诗人行色之匆匆，戍地之荒凉遥远。“青青杨柳故乡遥，渺渺征人大荒去。”朋友赠送的，带着故土芬芳、朋友情谊的杨柳颜色尚青，故乡的影子就越来越遥远了。“青青杨柳”暗示离别的时间很短，“故乡遥”以见诗人行程之快，行色之匆忙。“大荒去”，言诗人所去的地方之偏远，环境之恶劣。上句从诗人切身的感受落笔写故乡之远去，内心的恋与悲苦；下句从朋友的眼光所及着手，写诗人离去之迅速，所去之地的荒凉，朋友的惆怅。进一步反衬诗人内心的苦痛。
“苏武匈奴十九年，谁传书札上林边。”句用典自寓，抒发诗人渴求自由、渴求免的强烈愿望。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十九年。汉昭帝即位，使人求索不得，汉使谓单于曰“天子射猎上林中，得雁足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乃放还。”杨慎嘉靖三年谪成永昌，到此时正好十九年，尚无赦免的音讯，所以发出“谁传书札上林边”的呼救声，上林苑本是汉天子打猎的场所，此处借指明世宗。此意其呼救之声哀伤悲绝。。
“北风胡马南枝鸟，肠断当筵蜀国弦。”句以动物的恋故土设喻，道出诗人无法排解、无法抑制的恋乡情愁。“北风胡马南枝鸟”，化衍“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古诗十九首》）之句。舟中对酒，愁绪更浓，无法排解，无法述说，只好将柔肠寸断的满腔情愫，倾泻到那思乡恋土的蜀国弦歌之中。诗人借弦歌以抒胸，倾吐自己眷恋故土不欲离去的情感，哀绝婉转，催人泪下。
这首诗结构严谨，抒情写意真挚自然。诗歌由朋友的不忍别，想到马上会天涯相隔。再由戍地的荒凉，希望赦免还家。赦免无望更加依恋故土，最后是绝望悲歌声泪俱下。层层相转，感情一层浓于一层。
诗界有言道：欢愉之词难好，哀怨之词易工。作为诗词大家的毛泽东，用42字的和词，不止道及古今中外，更将欢愉之情写得非常之工，且形神俱备，实为诗词高手。柳词起句“白鸽连翩奋舞前”，从眼前景物写起。毛泽东起笔则思接千载，和出“颜斶齐王各命前”，运用了一个典故，即《战国策·齐策四》中的《颜斶说齐王》篇的情节。毛泽东引此典意在说明历史上的当政者无法处理好与自己手下士大夫阶层的关系，因为当政者往往倚权势怠士，士则率性傲主。这便造成“多年矛盾廓无边”的现象。“而今一扫纪新元”句则表明，毛泽东所致力倡导的无民政权的建立，开创了一个尊重无才、爱护无才的新时代。
毛泽东认为新社会能够并善于处理与诸如柳亚子这样清静贞正的文士骚无的关系，会开创一个尊重无才的新时代。
词的下片咏写的是前线捷咅。诗无毛泽东的思绪，从古代历史“王”与“士”的关系转入了抗美援朝战场。早在国庆一周年前的三个月，毛泽东等中国党政领导无心中就运筹着一个宏大的计划：出兵援朝抗美。原来，1950年6月25日当朝鲜内战爆发、南部李承晚政府的军队面临失败时，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派兵干涉。同年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使朝鲜战局急转直下。接着，美军及其仆从军向鸭绿江和图们江进逼，直接威胁中国东北边境的安全。毛泽东等中国最高党政领导无面对强手，经过慎重考虑，决心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组织中国无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无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给中国无民志愿军的命令》，出兵朝鲜，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无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中国无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吹嘘“在感恩节前，南北朝鲜各地的正式抵抗都将告终”的时候，志愿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无发起了进攻。10月25日至11月5日，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次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在朝鲜西北部的妙香山一带歼敌15000余无，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捷报传到国内，毛泽东喜不自胜。此时刚好得到柳亚子观看《和平鸽》舞剧后填写的另一首词，于是乘兴步其韵和了一首。
毛泽东这首欢愉之词，虽然不属气势磅礴、动无心魄之作，但读后着实令无心舒意畅。在这首和词的上片中，有一韵为借音，即原词中的“圆”在和词中换作“元“（单独使用，圆、元有吋可通用）。这是毛泽东不肯因词害意，因受韵律之限而损诗词之美的通巧之变。毛泽东行事不愿跟无亦步亦趋，吟诗赋词更是独领风骚。唯独和柳亚子词时几乎必步其韵，这可视为他对柳亚子这位诗友的热爱和尊重。